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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暴力、黑哨的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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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是魅力无限的全球第一大运动,随着2002年韩日世界杯足球赛的举行,人们对足球的热情也空前高涨。不过,在人们享受足球并为之呐喊的同时,也经常看到绿茵场上的另一面:球迷骚乱、足球流氓等足球暴力以及黑哨、赌球等足球运动的衍生物层出不穷,使足球运动蒙上阴影。我国足球运动虽然起步较晚,但随着职业足球运动的兴起,足球暴力、足球黑哨等也是丑闻不断,正在从不同的方面扼杀着刚刚起步的中国足球。

足球暴力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作为一项激情运动,足球常常引发一些人的非理智情绪,足球运动的魅力之一就是其难于预测性。球场上的运气,使球赛充满了变数。也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使人们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心理落差(或狂喜或狂怒)。此时,只要有一个“导火索”,狂喜或狂怒的情绪就会被激发,并通过原始的破坏行为宣泄。足球暴力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就发生的场所而言,可能是在球场内,也可能是球场外;就骚乱的方式看,可能是不同球迷之间的大规模殴斗,如1985年,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海塞尔惨案,使英格兰足球流氓的恶名达到顶峰。由于英格兰利物浦球迷骚乱,赛场看台倒塌,39名尤文图斯球迷死于非命;也可能是针对公共场所的目标,建筑物、汽车等,实施放火、冲砸等破坏活动。还有可能针对特定的对象的谋杀或者侵害,以发泄自己的不满。如 1994年哥伦比亚足球队员埃斯科巴,因为在1994年美国世界杯哥伦比亚队对美国队的比赛中不慎将球踢入了自家的大门,埃斯科巴回国5天后在酒吧外被一群醉汉羞辱,最终身中6枪不幸身亡。

足坛腐败同样也有其产生的土壤。现代足球不仅是一项体育运动,也是一项高度商业化的运动。公平竞争本是体育运动的应有之义,但为了达到商业目的,足球行业也充斥了商业欺诈,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受到挑战。其表现形式有:(1)收买裁判。裁判是公平竞争的象征。绿茵场上的裁判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裁判被收买,其权力必然被滥用,天平必然倾斜,近年来沸沸扬扬的“黑哨”现象渊薮就是一些俱乐部(球队)对裁判的收买;(2)收买球员。非法赌博集团与球员勾结打假球,或者一方球队收买另一方球员做“叛徒”,出工不出力或者出倒力;(3)收买球队。作为观众,自然希望看到一场真实的比赛,但一些球队不是从提高技艺着手,而是在关键场次上通过对对方球队的金钱收买达到目的,被观众斥之为“假球”事件就是其反映;

针对日益严重的足球暴力和商业欺诈,人们寻求各种对策。首先,人们想到用“家法” 规范,足球行业内有诸多规范和纪律,如裁判受贿而吹“黑哨”,足协执法机关会根据情节轻重判处包括终身取消其裁判资格以及有期限取消资格等程度不同的处罚。行贿或者受贿的足球俱乐部将被罚款25万欧元,有行贿或受贿企图者也将受到处罚。行贿或者受贿的球员将会被处以3个月到两年的禁赛处罚,另外还可能被处以罚金。球员在比赛中动粗的,要对球员禁赛或者罚款,主场发生暴力混乱的,要对俱乐部处以罚款或者取消当地的主场资格;其次,“家规”之外还有国法。 2001年8月,意大利议会通过了专门的反足球暴力法,包括:严禁赛场观众向赛场内投掷物品,违者将被判刑,刑期从6个月至3年;根据球场暴力事件的录像,警方在48小时内有权拘捕肇事者;擅自进入球场的观众将被判入狱6个月,或者交纳200万里拉的罚款。在英国,不论是裁判还是球员收受贿赂都是“纵比赛结果”的行为,“参与这一行为的人很可能犯下了包括‘欺诈罪’在内的多种刑事罪。如果证据确凿被法院定罪,他们会面临被监禁的处罚。”根据德国刑法,对裁判行贿者将会被判处3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受了贿赂而吹“黑哨”的裁判,也会根据其情节轻重被处以6个月到10年的有期徒刑。在美国,以提供或者收受不法利益或者其他方法妨害公开竞技规则或者举办、参加不正当竞技的行为,可以构成不正当公开竞技罪。再则,舆论监督。虽然法律和足总协的各项制度对于足坛的假球等丑恶行为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但是舆论监督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在很大程度上它可能比判处几个人监禁的作用还要大。

我国的体育法制尚不健全,也没有专门针对足球暴力的法律。不过,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足球流氓、足球暴力等行为完全可以纳入现行刑法的视野。例如,非法携带危险物品进入绿茵场,情节严重的,可构成刑法第130条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对在足球场内外起哄闹事,制造拥挤,殴打有关人员或者向有关人员抛掷脏物、阻拦比赛进行等行为,其中首要分子,可构成刑法第291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如果在骚乱过程中,行为人采用的手段或者造成的结果又触犯其他罪名的,还可能构成其他犯罪,如实施放火烧毁公共财物者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有可能构成放火罪、故意伤害罪抑或故意杀人罪。破坏公共财物的可能受到毁坏公私财物罪的追究。

相对于足球暴力而言,我国现行刑法对足球欺诈等行为尚缺乏有效的、明确的规范。《体育法》第51条第2款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有贿赂、诈骗、组织赌博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这一规定内容在刑法中缺乏明确的相对应的条文。例如,对于“黑哨”裁判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牟利,违背了裁判的职责,欺骗和愚弄了广大球迷,“黑哨”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在认识上是高度一致的,但对“黑哨”的罪与非罪就有较大的争议。“有罪论”论者认为,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也不能允许有某个行业或者领域能够成为法律管不到的盲区。“无罪论”认为,根据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所以,在法律解释没有明确之前,“黑哨”裁判暂时还只能受舆论法庭和道德法庭的裁判,或由足协按行业纪律进行处罚,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在“有罪论”中,对涉嫌“黑哨”的裁判究竟构成哪种罪?也不无疑问。一种观点认为,足协是依照法律的规定具有行业行政管理权力的社会团体,即实质上足协是国有事业性质的行业管理组织。因此,中国足协的工作人员无疑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那么受足协临时聘任充当国内足球联赛裁判的人员也就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所以其符合刑法第93条规定的犯罪主体,应以受贿罪论处。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足球比赛具有商业性质,对于足球裁判的受贿行为,可以依照刑法第163条的规定,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处理。踢球的球员实际上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在商务活动中收受他人的贿赂也应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而对于行贿的一方,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可能构成《刑法》第164条规定的,对企业公司人员行贿。

媒体对“黑哨”问题追踪和曝光和社会对此的强烈反映,说明“黑哨”构成犯罪的应然性,这多少有点像足球场的群起而攻之的激情。但法律是理性的,理论界“黑哨”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的争论,反映了法律界的理性思考,也反映了法律与社会需求相矛盾。我认为,再具体的法律都是相对的,不可能穷尽一切现象,所谓“百密一疏”,既然现行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上是承认和容忍刑法不完整性,这是社会对选择罪刑法定原则应付出的代价。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下,对“黑哨”或者其他足球欺诈行为无论以何种罪处理,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因此,对“黑哨”等问题的讨论不应纠缠于具体案件,而应以此为契机,加快我国体育法制的完善,为发展中的足球、球市以及球员、球迷,构筑法制框架,使绿茵球场远离暴力和欺诈,人们真正享受足球的快乐。

(原载《法治时代》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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