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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紀實驗室

梅汝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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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

梅汝璈(1904~1973)

中国法学家。字亚轩 。江西南昌人 。

20年代在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学习。在清华学习期间,梅先生在《清华周刊》发表多篇文章,如第286期的《清华学生之新觉悟》、第295期的《辟妄说》和第308期的《学生政治之危机及吾人今后应取之态度》等,表达出其年轻时代的忧国忧民之心。

1924 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

1926年在斯坦福大学获得文科学士学位,并被选入怀·白塔·卡帕荣誉学会。

1926年夏~1928年冬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梅汝璈曾与同学施滉、冀朝鼎等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响应国内发生的北伐革命行动。

1929年春,他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后回国。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国际私法等课程,还担任过当时内政部参事兼行政诉愿委员会委员、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涉外立法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外交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国防最高委员会专门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译部主任及《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同时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等院校兼职讲授英美法课程。

1946~1948年,梅汝璈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审判对20世纪30~40年代发生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侵略战争负有主要责任的日本战争罪犯的工作,同某些庇护日本战犯的势力进行了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斗争。 在历时两年半开庭818次的漫长过程中,梅先生始终坚持法律原则,有礼有节,在“法官席位之争”、“起草判决数”和“坚持死刑处罚”等关键时刻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赢得了世界的赞赏与尊重,出色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人民都应当感谢他。”时任教育次长兼国立政治大学校长顾毓琇先生曾赠剑与梅先生,并称他为壮士。

1948年底,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他拒绝到任,并于一年后辗转到达北京,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顾问兼条约委员会委员。

1954年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他是第三、四届政协委员。

此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学会理事等职,为中国的外交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60年代开始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1973年逝世,享年69岁。

1976年底,他的家人遵嘱将厚达尺余的东京审判判决书中文原稿和他在东京大审判时穿过的法袍,无偿捐献给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希望能作为历史的见证警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那段岁月。

梅先生著有《中国人民走向宪治》、《中国战时立法》、《告日本人民书》、《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制定侵略定义的历史问题》、《世界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和约》等著作,遗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由其后人梅小璈先生于1988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


详细介绍 编辑

梅汝璈(1904——1973年),字亚轩,江西南昌人,是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国际法学家。他早年留学美国,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从事数学,写作,编辑,翻译工作多年,并曾参与立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梅汝璈代表中国担任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在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过程中,梅汝璈坚毅果敢,机智灵活,同试图包庇日本战犯的某些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维护民族尊严,伸张国际正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工作结束以后,梅汝璈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对他的任命,公开表示决不出任"司法部长",并辗转来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外交和法制建设事业。在此后的岁月里,梅汝璈虽然遭受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始终怀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坚定信念,不计个人得失,多次撰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行径,并承担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写作任务(因故只完成了一半)。1973年4月23日,梅汝璈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一,早年经历 编辑

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与湖广江浙相比,当时的江西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不够发达,思想文化也不够开放。然而,梅汝璈的父亲——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 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要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有用之才,就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再让他们受旧式教育。尽管当时当地尚有不少人鄙薄洋学堂,他却毅然将自己的长子送进了南昌市内的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 12岁的梅汝璈在父亲的坚决支持下又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地求学。一个12岁的孩子,远离家乡和父母,千里迢迢地独自外出,这在落后,闭塞的农村又不免会引起不少猜疑和议论。但是,世事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却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那时,北京的清华学校还没有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等学府。190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用清王朝所支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到中国来发展教育,于是便在北京开办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而是由外事部门来管理,学制8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 4年),按各省分担庚子赔款的数额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学生毕业以后,绝 大部分都会到美国去留学,所以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在上课,考试,生活管理及体育锻炼等方面都对学生有着具体,明确而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西化程度远在一般学校之上,与旧式的学堂,私塾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境清寒,毫无背景,不通英语,甚至连官话(普通话)都讲不大好的农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华学校的生活所带来的不习惯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 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最使梅汝璈感到尴尬的,是语言问题。不少外籍教师都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梅汝璈却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怎么办 梅汝璈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之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先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和他的族叔——只比梅汝璈大4岁,与梅汝璈同时从江西考入清华学校的梅璈春在补习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叔侄二人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双双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 8年之中,梅氏叔侄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 他们来自历史上(特别是宋明以降)人文荟萃,科举人才众多,但在近代却新风迟开,保守封闭的江西省,以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典型的洋学堂中显示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品格。

梅璈春是梅汝璈的远房叔叔,小时候家里很穷,很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的远房哥哥——也就是梅汝璈的父亲惊奇地发现,这个只比自己的儿子大4岁的小弟弟,从小砍柴,割草,放牛,跟着大人种田或做生意,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小弟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可造之才。他毅然决定,资助璈春小弟读书!他的眼力果然不差。梅璈春与族侄梅汝璈一起顺利地考进了清华学校,后来又一起赴美国留学。梅璈春所学的专业是桥梁工程,回国后与罗英,汪菊潜等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担任过茅以升先生的助手,在修建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初期,梅璈春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后来不幸病逝于工地。梅璈春是我国桥梁工程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之一。

清华学校的课业是沉重的。有的学生不堪压力,精神几乎崩溃;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时常来信批评子弟成绩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相责问,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负担。梅汝璈的父亲则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为英语基础太差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的来信给了他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父亲在信中说,对于功课,尽力而为即可,倘若实在达不到要求, 我们还可以退学,再报考其他学校——中国的好学校很多,清华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眼界,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长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别的学校念完初中,然后再考进清华从头学起——这当然要轻松一些,而我们则是在小学毕业以后直接入学,文化基础虽差,在年龄上却有一点优势,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来,而不必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徒增烦恼。接到这封信以后,梅汝璈便满心轻松地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学习。没有多久,他和梅璈春的学习成绩便进入了全班的前列。

升入高年级以后,梅汝璈的视野逐渐开阔,兴趣也逐渐广泛起来。他担任过清华校刊的主编,还与施璈(huang),冀朝鼎等同学组织过一个名叫超桃的团体。所谓超桃,意思是在这个团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情之深要超过《三国演义》中在桃园结拜为兄弟的刘备,关羽和张飞。超桃这个名称虽然不够新潮,但是其成员的思想,主张却是很进步的,因此这个团体很受广大同学的推重。施璈和冀朝鼎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作为超桃中的大哥,施璈在超桃成员以及其他同学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年轻的梅汝璈对施璈敬重有加,且深受其影响。施璈后来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现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 1924年秋天,梅汝璈赴美留学。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于1928年底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形外势的发展。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 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了学业的梅汝璈离开美国,在赴欧洲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并曾兼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 撰写,翻译,编辑了少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政府的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阴郁,灰暗。与此同时,马寅初先生对战时经济的精辟分析,《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篇闪烁着真知卓见的文章,也都给梅汝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现实生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 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已。


二,执法东京 编辑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经过惨烈的抗争,付出了死伤3500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的高昂代价,终于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战争结束以后,在德国的纽伦堡和日本的东京分别设立了两个国际军事法庭,德,日两国的法西斯战争罪犯分别在这两个法庭上受到了庄严的审判。 由国际社会正式组织法庭,依照法律程序对主要的战争责任者加以审讯和制裁,是战后国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1945年5月8日,德国正式向盟国投降。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终战",并于9月2日由外务大臣重光葵,参谋总长梅律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文书,接受了由中,美,英三国政府(后来苏联也加入了)于 1945年7月26日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 24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戈林,赫斯等22名纳粹德国战争罪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和得到中国政府同意的1945年12月苏,美, 英三国外交部长莫斯科会议的精神,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1946年1 月19日颁布了一项《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通告》,宣布正式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判被指控以个人或团体成员身份犯有破坏和平罪行的远东地区主要战争罪犯。

1946年2月15日,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各同盟国政府的提名,任命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11名法官:韦伯(澳大利亚,庭长),梅汝璈(中国), 希金斯(美国,后来换成克莱默),帕特里克(英国),柴阳诺夫(苏联), 柏奈尔(法国),麦克杜哥(加拿大),罗林(荷兰),诺斯克罗夫特(新西兰),巴尔(印度),哈那尼拉(菲律宾)。

此时,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中国人梅汝璈尚不满42岁。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资望深,年龄大的人士比比皆是。可是, 执法东京的重任却偏偏落到了刚刚步入中年的梅汝璈身上——这也许是有某种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更多的则是由于梅汝璈多年来在法学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方面的出色表现。对于这个任命,各界人士并无太大异议,有人则"深感得人"(倪征璈先生语)。

1946年3月19日,上海。淅淅沥沥的小雨终于停了下来。从华懋公寓10层楼上的窗户向外望去, 蔚蓝的天空衬着一个红彤彤的太阳。天,晴得出奇。

公寓1层的大厅里,聚集着准备搭乘美国军用飞机前往东京的旅客。服务员在用英语点名"Judge Met(梅法官)。"随着服务员的呼唤,一名身材不高西装笔挺的中国人应声向前。大厅里十余名美国军官一齐把目光转向这位中年男子。在美国人心目中,法官是很受人尊敬的。可眼前这位中国法官是哪里的法官 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要从上海飞往东京。

汽车从华懋公寓驶向上海郊区的江湾军用机场。美国青年军官麦克乐悄悄俯身向梅法官座椅旁边的手提箱望去,手提箱上挂着的名片呈现出这样的字迹:"盟军最高统帅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法官 梅汝璈"麦克乐低声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同伴。车到江湾机场,他主动上前打招呼,表示要帮助中国法官梅汝璈提行李。

同一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海的《申报》,《大公报》,《新闻报》纷纷在显著位置刊出消息:清算血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官梅汝璈今飞东京。

穿云破雾,俯瞰大海,麦克乐与梅汝璈海阔天空地畅谈着。麦克乐说, 自己大学毕业,又在研究院读过一年法律,希望战争结束后能有机会修完学业梅汝璈向麦克乐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和专业。法律学科方面的共同语言使得两人的谈话十分投机,不知不觉中飞机已经抵达日本东京原木机场。 舱门刚刚打开,一名美军上校便走进了机舱,对着尚未下机的旅客大声询问:哪一位是梅法官?梅汝璈答应了以后,他走过来立正敬礼:"我是盟军总部交际处处长赫夫上校,现奉总部之命特来迎接您。"一切检验手续全部免除,梅汝璈被送到了东京帝国饭店。

在帝国饭店,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中国联络官举行了宴会,给梅汝璈接风洗尘。宴会上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献剑典礼。联络官和正在东京考察的中央大学顾校长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梅汝璈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严肃而恭敬地接过了宝剑,谦逊地说: "'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不是壮士,受之有愧。"

顾校长郑重地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 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 谁为壮士!"

梅汝璈拔剑出鞘,神情略显激动:"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 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 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心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一番话,令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回到寝室,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想起了一位名叫黄右昌的老朋友在得知自己将执法东京以后吟诵出来的诗句: 法界推巨擘,中外早知名。 时也春正月,快哉此一行。 同仇增敌忾,官谳律长城。 我有拳拳意,非君孰与倾。

梅汝璈又想起了前不久全家在重庆为自己送行时的情景。30 年前,自己从南昌赴北京读书,出发时母亲曾经把一袋炒米和锅巴塞在自己手中:"崽呀,你在路上慢慢吃吧。"30年后,自己从中国赴日本审判战犯,母亲又深沉地对自己说:"汝璈呀,你到了那边,切记要重重地审啊!"

亲人的嘱托,父老的期盼,四万万同胞的血和泪,在梅汝璈耳边汇成了一个巨大的声音:伸张正义,复仇雪耻!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 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摆在了大家的面前: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法官们在会议上便为此发生了争论。照常理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既然是由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各个受降国所派遣出来的,那么法官们的席次当然应该以受降签字的先后为序,即美,中,英,苏,澳,加,法,荷……这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许多法官,特别是中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赞成这个安排。但是,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指定的庭长——澳大利亚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官韦伯先生却反对这样做,他想让两位与他意气相投的英美派法官(特别是英国法官帕特里克勋爵)坐在他的左右两边。一开始,韦伯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那样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 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 两个非英美派的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他的两旁,而他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韦伯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照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事情就更乱了,居中的将是中,加两国以及法国,印度,荷兰,新西兰等国的法官,而庭长所希望接近的英美官反而离开他更远了。这时又有人提议:远东法庭既然是国际性的法庭,就不必强调法官所属国家而应该以法官个人的年资深浅为序。但是,此论一出,马上就有人问道:"年资"是什么 是法官出生年月日的先后,还是在本国任法官职务时间的长短 何况法官职务尚有高低之分,任一年地方初级法院法官是否能够等于任一年全国最高法院法官 如果不能,又应该如何折算 当律师,当教授的"年资"同任法官的"年资"又应该如何折算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非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细致地调查研究一下各国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中国法官梅汝璈发言了:"我看依照日本投降书上的受降签字顺序安排各位座席最为合理。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 最客观的标准。"

这话引起哄堂大笑。庭长对梅汝璈笑道:"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个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梅汝璈马上回答:"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来安排法官座席,我认为这是唯一客观可采的标准。纵使我被置于末座,也能心安理得,并且可以向我的政府有所交代。他们决不会对我感到不满。如果他们想让中国法官坐在中央位置上,就必须派一个比我肥胖的人来替代我。"显然,梅汝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多次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韦伯庭长既不作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 僵持下去。直到开庭的前一天,韦伯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了出来。

1946年5月2日,即正式开庭的前一天,法官席次问题的争执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这一天发生的争执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天上午,法官们接到了法庭书记官的通知,说下午4时要举行法庭正式开庭仪式的"预演",并且要拍照,请各位法官届时穿好法衣,做好一切准备。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座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照这个安排,庭长右边是美,中,法,荷,印各国法官,左边将是英,苏,加,新,菲各国法官。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璈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它既非按照受降签字的次序,又非按照联合国安理会五强的排列次序,亦非按照一般国际会议以国名字母先后排列的次序,用意何在,殊属费解。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拟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说完,便愤然离开休息室,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并脱下了法袍以示决心。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韦伯提出了强烈抗议。

韦伯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璈的办公室,试图说服梅汝璈遵从他的安排。他实在没有料到梅汝璈会以拒绝参加预演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婉转地对梅汝璈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纯碎是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 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璈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不出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 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呢 "庭长又说: "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而不是那位俄国将军, 这时你将是很愉快的。"梅汝璈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 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决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至于说到俄国人,我们中国人并不像你们西方人那样厌恶或害怕他们。我觉得我们这位苏联同事有说有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璈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的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可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

梅汝璈略带激动地回答道:"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决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一个士兵还只有遵守合法的命令义务,何况一个法官。而且,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国际法庭里她应有的席位竟会被降低到一贯只知向日军投降的英国之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真正是最高统帅作出的。"梅汝璈最后说出的这句话无疑涉及庭长的人格,韦伯听了之后十分尴尬。同时,他看出梅汝璈态度坚决,寸步不让,这样的谈话无法继续下去,于是便站起身来,向梅汝璈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最后这句话是因为看见梅汝璈穿大衣,戴帽子, 作出要回饭店去的姿态而连忙说出的。

果然,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璈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 我们今晚可以开个会讨论一番。"

梅汝璈立即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 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作任何改变,我们应该依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韦伯的摆布。这是绝对不行的。

梅汝璈当即回答:"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都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奇,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座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以及它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 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是不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决不参加。至于我将来怎样办,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它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请它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璈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韦伯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面带焦躁地对梅汝璈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此时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20分钟,参加的人们已经有点不耐烦了。梅汝璈心中有数,知道没有他的出席,预演是不会举行的,即使草草举行,明天的正式开庭也必定会延期。果真如此。将掀起轩然大波,因为开庭日期早已向全世界宣布过了,而且一切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对于这一点,梅汝璈完全有把握。原来曾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很长时间才确定开庭日期,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苏联法官虽然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则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然会在日本和全世界造成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负,也都负不了。基于这样的估计,梅汝璈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又过了10分钟,庭长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梅汝璈的办公室。他对梅汝璈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照受降签字国的次序排列各国法官的座位。 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璈于是脱去大衣,又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预演结束之后,法官们还拍了许多照片。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是轰动东京的一件大事,法庭内外挤满了新闻记者,摄影记者,盟国来宾和旁听的群众。韦伯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座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至此,法官们大都感到松了一口气,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加拿大的麦克杜哥法官尤其高兴,他笑着低声对梅汝璈说: "我应该感谢你,要不是你的坚决斗争,我的席位便要排在法国人的后面, 这将是很可耻的。我看,原来那个要英美居中的荒廖安排完全是威廉(庭长) 个人的意思,他抬出麦克(最高统帅)来不过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而已。"至于韦伯庭长原来的主张究竟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代表了麦克阿瑟的意见,局外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将永远是一个谜。

从表面上看,法官席次问题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梅汝璈法官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回答是否定的。在任何国际场合,争席位,争座次的明争暗斗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它往往关乎国家的荣誉,地位和尊严,不能视为细枝末节而淡然处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虽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列,但是她仍然常常遭到压制和歧视,其权益常常受到侵犯和剥夺,甚至连她在刚刚结束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决定性贡献也往往被某些人有意无意地加以淡化,忽略。在这种情况下,要维护祖国的权益,便需要进行更坚决,更艰苦的斗争。中国法官的座位被安排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梅汝璈法官对于这一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合理合法的前提下,梅汝璈寸步不让,凭着自己的决心,勇气和智慧,赢得了弥足珍贵的胜利。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璈因此而畜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而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除了梅汝璈以外,10位法官也都是学历显赫, 经验丰富的出色的法律人才。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璈格外器重。 意志坚定而头脑冷静,推理严谨而逻辑性强,英语娴熟而措辞精当,法律界推崇的就是具备这种素质的人。

1947年8月3日,天津出版《益世报》发表了该报驻东京特派员刘浦生所写的一篇题为《介绍东京国际法庭的法官》的文章,文中介绍了法官席位之争的来龙去脉和中国法官梅汝璈的表现。对于那些看不起中国和中国人民,以侵害中国利益为家常便饭的人来说,梅汝璈的所作所为不啻当头棒。

就在法官们为座次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负责起诉被告工作的国际检察处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检察官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那就是:战争的主要责任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犯罪活动的 事实上,日本的军政首脑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由来以久。被国际检察处列为起诉对象而应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其犯罪开始时间远远早于纽伦堡法庭审判的纳粹战犯的犯罪开始时间,尽管其罪行的终止都被认为是在1945年德国,日本宣布投降之时。但是,日本甲级战犯的犯罪开始时间究竟应该怎样确定 一种意见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应该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犯们的罪行,而日本的对外侵略之所以变成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是由于日军偷袭美国的珍珠港,进而引起了它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另一种意见是:1937年7月7日,日军在芦沟桥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应该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日军之所以偷袭珍珠港并发动对太平洋国家的一系列战争,都是为了要打赢它对中国的战争,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继续和延长;还有一种意见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对沈阳的侵占应该作为被告犯罪日期的起点——因为1937年的芦沟桥事件不过是"九 一八"事变的继续和延长,中日战争从1931年实际上就已经开始。除此之外,一种与事实更为接近,更为合乎逻辑的主张是:1928年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应该作为被告犯罪的开始——因为这一事件是1931年"九 一八'事变的导因,中日两国之间实际上的敌对状态在1928年便已经存在。

经过郑重的讨论,国际检察处采取了最后一种主张,它指控被告的犯罪行为是从1928年开始到1945年为止,总共约17年。当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19世纪后期的甲午战争以前。多年以后,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写道:"最后的这个主张无疑地是比较正确的,合乎逻辑的。从中国人的观点说来,也还算差强人意的。当然,这个日期还可以推得更久远一点,但是推得太久远了,提证是有困难的。"

同法官座次问题一样,要不要把日本军政首脑们在决定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对中国和亚洲各国实施侵略战争政策的行为作为犯罪行为予以起诉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承担的牺牲,遭受的损害和作出的决定性贡献该不该被忽略,被淡忘的问题,是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其合法权益能不能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简单地讲,对美国开战是犯罪行为,对中国开战当然也是犯罪行为,其责任者都应该受到起诉和追究,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它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只能说明当时国际社会中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大国的代表)对中国怀有轻蔑的态度。

从抵达东京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40余天时间里,经历了数次激烈的争论,梅汝璈法官深深地体会到,他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国家的主权和荣誉,并不因为她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就自然而然地会受到维护,而伸张正义,复仇雪耻的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显得格外沉重。

战后的东京,70%以上的房屋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断井颓垣,枯木焦土处处可见。然而,某些地段,某些建筑物却完好无损,一如沙漠中的绿洲或大海中的孤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占用的大厦便是如此。这座大厦屹立于东京市区,外表颇为状观。法庭的审判大厅,会议室,各位法官和各个职能部门的办公室,以及盟军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处(包括档案资料室) 都设在这座大厦里。日本人和一般盟国人士都把这座大厦称为"军部大厦" (Mar Ministry Building),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曾经是军国主义分子的摇篮——著名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审判的28 名主要甲级战犯中有15人毕业于这所学校。这所学校搬走以后,日本陆军省 (简称军部)就一直设在这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由日本陆军省, 海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组成的所谓大本营也设在这里。曾经担任过关东军参谋长,日军参谋总长,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的侵略战争元凶东条英机多年来就在这座大厦里办公,原来属于他的办公室,现在坐进了大名鼎鼎的老法官韦伯庭长,真可谓"盖有深意存焉"。

对于这座大厦的外部环境和归属变迁,当时日发行量达500万份的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上曾发表过一段富于诗意的描绘,题为《梦之迹》: 杜鹃之花,或红或白,在土堤青草中放着芬香,而东京法庭即沿此土堤而直上。有钢骨水泥之大厦巍然屹立,其在大门之前,立有英文木牌标记, 写着五个大字: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FAR EAST(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但在木牌附近土丘上之青松,依然独茂。此钢骨水泥之大厦乃旧时陆军士官学校所在地。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陆军省及参谋部之一部迁入此间办公, 正所谓军阀发号施令(亦即痴人说梦)之中枢地点。现在所用于审判战犯之大厅适为该建筑物之大讲堂。换言之,即20世纪毁坏人类文明之日本军阀老巢是矣。时当春夏之交,昭和二十一年(日本投降第二年,即1946年)5月 3日,审判开始于市谷台矣。呜呼!杜鹃之芬芳,春色之荡漾,一切的一切, 均属过去之梦而已。

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接受了国际检察处起草的对 28名日本主要甲级战犯的起诉书。在此之前,盟军统帅部已经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拘捕了100多名战时日本政界,军界的重要领导人,搜集了他们的主要犯罪证据,为正式起诉作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梅汝璈法官默诵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誓词》,决心克尽职守,为国增光:"我们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秉公执行我们的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私爱。"

1946年5月3日,历史记下了这一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 审判大厅内响起了司仪宏亮的声音:"静!"全体肃然。韦伯庭长率10 国法官鱼贯而入。司仪又高喊一声:"全体起立!"在众多摄影机,照像机的灯光照射下,法官们登上了审判台。大厅左侧是贵宾席,盟国在东京的重要人物几乎都到场了。大厅右侧分成了两层,下层是四五百名各国新闻记者, 上层是六七百名听众,旁听票在一个星期之前就分发一空。

28名甲战犯有26名坐在了审判台上,还有两名正处于押解来东京的路途上。前排居中的是东条英机,他佯作镇静,一动不动,仿佛死人一般。在东条英机的身后,坐着吓得犯了精神病的大川周明,两名强壮的美国宪兵站在他的座位旁边,随时准备制止他的疯颠行为。散庭时,大川周明突然跃起, 以手掌连连击打东条英机的秃头,口中大喊:"我要杀死东条!我要杀死东条!"上演了一出十分可笑的闹剧。后来,法庭指定医学专家对大川周明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确认他患有精神病,便停止了对他的审讯,也没有判他服刑。1948年12月24日,在法庭宣判之后不到两个月,大川周明便被盟军总部连同在押的最后一批日本甲级战犯一齐释放出狱了,他不但从此逍遥法外,而且后来还一度当选为国会议员——这不能不说是对法律正义的嘲弄。 这时,检察长季南——一个工作能力并不太强却因深受麦克阿瑟信任而颇为刚愎自用的美国人走上了发言台,开始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 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所有的被告都必须当场表态——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罪行是承认还是否认。除了大川周明以外,这些被告全都声称自己无罪,东条英机还多说了一句:"对一切的诉因,我声明无罪。"听到这样无耻的表白,望着被告席上那一张张冥顽不化的脸,梅汝璈不禁怒火中烧,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班战犯,高唱民族优越的论调来毒害日本国民, 挑起远东战火,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你们之手,如今面对法庭,你们还不认罪。我当郑重执法,决不放松警惕!"

不管怎么说,面对庄严的起诉,被告席上的一群人毕竟失却了往日的威风。梅汝璈法官在5月4日的日记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们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许多回忆和愤恨,尤其是那坐在前排顶右端,面团团的土肥原。他强作镇静,有时蠕动得很厉害,露出了不安的情形。 东条依然是死板板地像泥塑的一样。荒木这70岁老家伙(他尝唱十万竹刀灭俄的谬论,荒谬绝伦!),他的银白色八字胡须长得芜长,绝不似以前照片上的那样整齐。这老家伙眼睛老是睁着,嘴唇蠢动作欲语状,看来很有点倔强的样子。其余的虽然姓名都曾煊赫一时,但是他们此时此地的形容都平凡庸碌得很。怪不得《星条报》今天描写战犯形态"不像当年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者之一群人"。真的,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 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 最可怜的是那曾在国际间翻云覆雨红极一时的松冈洋右。他在"九 一八" 后代表日本退出国联,侮辱中国为"地理上的名词";他曾制造三国防共协定;他又首创苏日中立条约,还在莫斯科东站与斯大林元帅拥抱过,接吻过。 这小子今天面黄肌瘦,形容憔淬,脸上横胡子之中,又是直胡子,其实他的胡须根本就是芜杂一团,未加修整。其次便是南京大屠杀的总凶手松井石根。 我的天,这简直是一个驯服得像绵羊似的可怜虫。英文报上说这位当年杀人如麻的大将很像一个失了业或欠薪已久的银行小书记。这话再恰当没有!看见松井大将,使我想起《日出》里的黄省三来。

漫长的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2人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患精神病免予起诉),开庭818次,法庭记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整个审判耗资750 万美元;

证人证据众多: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 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

语言翻译困难:庭上的全部起诉,辩驳,宣判均需以英,日两种语文进行,有时还必须加上中文和俄文。像前清王朝宣统皇帝,伪满洲国"皇帝" 溥仪的证词,就得从中文译成英文和日文。他陈述他的"上台"和一切行动均由日本侵略者操纵,发言两天,翻译用了6天。除了配备大量翻译人员外, 法庭还设有一个3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于翻译方面的疑难问题作出裁定。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辩护律师所采取的拖延战术也是导致法庭迟迟不能判决的重要因素。与纽伦堡审判不同,东京审判中出现了辩护机构庞大,辩护律师众多的畸型现象。对于辩护律师的人数和国籍,法庭宪章没有作出硬性的规定,这也许是宪章本身的不周密处。每一名被告都有由他自己聘任的两三名甚至五六名日本律师为之辩护,另外被告和日本律师还以美国律师更加熟悉法庭所采用的英美法系诉讼程序为理由,要求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盟军总部和法庭同意了这个要求。一开始,总部打算除了美国律师以外,也邀请一些英联邦国家的律师来参加辩护,以冲淡"美国包办"的气氛,但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国的政府都表示不愿意派人为日本战犯辩护,因此出面为日本战犯辩护的所谓英美法系盟国律师实际上却是美国人。 日本律师100多名,加上美国律师20多名,辩护者的队伍竟有130人之多。 律师盈庭,喧宾夺主,这种现象是纽伦堡国际法庭所没有的,在任何国际法庭上也十分罕见。

不仅如此,参加辩护的美国律师代表科尔曼,还向盟军总部提出了进一步的无理要求。他要求总部和法庭批准设立一个同国际检察处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国际辩护处",以便组织,协调辩护事务。对此,大多数法官认为,检举,起诉日本战犯并给他们以公正的审判,是盟国不可逃避的直接法律责任,但是为战犯们辩护并不属于盟国的责任。法庭之所以允许美国律师参加辩护,纯粹是为了在诉讼程序上协助被告自己选择的日本辩护律师。梅汝璈法官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看了科尔曼的建议,感觉他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多数同事也都同意我的看法。辩护,是被告应该依法享有的权利,但它根本不是盟国的义务,在盟军总部之下设立国际辩护处这样的机构完全没有必要。根据法官会议的意见,盟军总部拒绝了科尔曼的请求。

开庭伊始,日本律师代表清濑一郎(兼任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便在发言中节外生枝,攻击法庭超越管辖范围,称韦伯庭长应该回避,说11国法官的资格都有问题,企图先声夺人。但是,除了重申日本推行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的所谓"合理性",诽谤国际社会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不公平"之处,他实在拿不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那些被告的"无罪"。清濑是一个老奸巨滑的旧式日本政客,在战前日本法西斯军阀统治时期,他在政治上十分活跃。这样一个人竟被允许在法庭上担任辩护律师,证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辩护律师资格的审查远远不及纽伦堡法庭严格。50年代,清濑一郎在岸信介内阁和池田勇人内阁时期都担任着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的职务,并与三文字正平(日本战犯小矶国昭的辩护人),林逸郎(日本战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人)一起筹募1500万日元奖金,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7 个大战犯建立了一块庞大的纪念碑。清濑一郎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证明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

美国律师的表现则更加恶劣。本来,美国律师的加入辩护只是为了在诉讼程序等法律技术问题上协助日本律师,他们有的是从美国招募来的,有的是原本就在盟军总部任职的,其薪金全部由盟军总部支付,而不是由被告本人或日本政府支付。从这一点来看,美国律师的"协助"职责是很明显的, 其地位与日本律师相比当属次要。但是,随着审判的进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 一种主次颠倒的现象便发生了——美国律师反而起了主要作用,日本律师却甘愿退居后台(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梅汝璈法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以十分气愤的笔调记述了某些美国律师的荒唐行径,对清濑一郎其人也予以严正的批判。

在1946年5月14日的公审庭上,被告辩护方申请取消起诉书中第39 项所指控的罪行,即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美国舰队,杀害美国海军上将季德及大批美国海军军官和水手的罪行。美国律师布列克莱强辩说:"如果说海军上将季德在珍珠港被炸死是谋杀案的话,那么我们就得知道在长崎动手投掷原子弹的那个人的名字,我们就得知道制订这一作战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就得知道对这一切负责的总司令。"这无疑是指美国总统杜鲁门。因为按照美国宪法,总统是负责指挥全国军队的最高司令官,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实际上也确实是由杜鲁门决定的。这位美国律师在审判战争罪犯的法庭上竟把自己祖国的总统与被告相提并论,实在令人惊异。

1946年8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国际检察处的请求传唤了一名日本教育家前田出庭作证,证明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经通过各级学校教育向日本青年灌输对外侵略的思想。证人前田作了正面陈述之后,美国律师克莱曼便开始对他进行反诘。他问前田:"你说各校校长在课程问题上都受着陆军军官的指挥,请你告诉我,难道在小学课程里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这个问题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笑声。韦伯庭长说:"真是没有道理!难道在日本学校里能不教授日本语文吗 "克莱曼解释道:"如果对法庭方便的话,我现在倒想竭力求得对早在两个月前便引起法庭注意的那个问题的答案,即:日本学校的课程究竟是些什么 但是,如果对法庭不方便的话,我也可以放弃不提。"庭长回答:"我们不希望听取这个问题。"克莱曼说:"好。那我就改提下面一个问题:学生们上不上算术课呢 "

韦伯庭长发怒了:"你真是岂有此理!这扯得太远了。须知,克莱曼律师,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克莱曼继续辩解。"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在现阶段弄清楚这样的课程问题是很重要的。"庭长随口说道:"那就请你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 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 "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怒不可遏地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提出,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他们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一则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律师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是因为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由于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 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便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用"慷慨"而冗长的陈述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 "理论"的机会。对此,梅汝璈法官认为这是东京审判中最可憾的一件事情。 实际上,为了反击这种拖延战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取过一些措施。 经法官会议讨论决定,法庭变通了原有程序规则中某些过分烦琐的规定,简化了法官们作出裁决的投票方法,韦伯庭长加强了对某些发言的干涉或制止。此外,法官们还一致通过决议,根据法庭宪章中的有关规定开除两名胡搅蛮缠的美国律师(施密士和肯宁汉)。但是,按照梅汝璈法官的说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了维持"公平审判"的外貌,并未充分行使宪章所赋予的保证审判不受干扰的权力。

梅汝璈早年在美国攻读法学4年,熟悉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被告律师的捣乱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买了一尊瓷质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

作为法官,韦伯,梅汝璈和其他9位同事必须耐心地听完所有的指控, 辩护,证词,必须平等地对待检察人员,被告及辩护人员,还有双方提出的证人,而不能越阻代庖或有所偏袒。但是,这种规定并不妨碍梅汝璈与中国检察官之间的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由于当时的政府对法庭工作重视不够, 中国检察官向哲浚一开始只带去了裘劭恒,刘子健两名秘书。随着审判的进展,经过有关方面的再三请求和呼吁,中国方面又增派了几名顾问, 计有倪征璈,吴学义,鄂吕弓,桂公绰等。这几名检察官顾问的到来对中国检察官的工作十分有利。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中方搜集,补充日军侵华证据和反诘被告证人的工作进展甚大,一举扭转了依赖别国检察官提供证据的被动局面。本来,日本侵华时间甚久,情节甚繁,中国方面应该而且能够提出内容最为确凿,数量最为庞大的证据,强有力地证明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裘劭恒曾经带领两名美国助理检察官回到中国,先后到上海,广州,桂林, 衡阳,汉口(武汉),北平(北京)等地,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查,在地方司法部门的配合下获取了日本军队犯罪的大量证据;吴学义和刘子健在盟军缴获的日本政府秘密档案里查出了关于被告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的罪恶活动的大量证据;在被告板垣征四郎亲自登台作证的时候,倪征璈向他作了长时间的,有声有色地反诘。中国检察人员的艰苦努力对于法庭的最后判决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起诉和审判的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日本天皇裕仁是否犯有破坏和平罪 他该不该负战争责任 回答是肯定的。无论是从裕仁本人在日本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中所起的作用来看,还是从他在战争期间的具体表现来看,他都无法逃避追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多数法官,特别是韦伯庭长和梅汝璈法官都认为裕仁有罪。国际检察处的检察官们也有认为应该起诉裕仁的。梅汝璈法官在1946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 是否起诉天皇裕仁,这是个正当问题;就纯法律观念来说,我实在看不出天皇对于日本侵略战争何以会没有责任。这个问题在法官们私人谈话间迭次讨论过,大多数人与我持同样的观点。

但是,裕仁天皇终于没有被起诉。季南检察长解释说:"日皇之所以未列入起诉之战犯名单中,完全系由联合国各国政治之观点所决定,此项决定即苏联斯大林委员长亦已同意,因为此项决定是政治的决定,故本首席检察官即不考虑将日皇列入战犯之问题。……另一理由即为占领执之便利。"实际上,将裕仁排除在起诉对象之外,主要是麦克阿瑟的主张。这一主张代表了美国政府的意图。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根据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对日本不但不会把事情做绝,而且还要大力扶持!裕仁本人也曾通过季南检察长转呈杜鲁门总统亲笔信一封,对美国占领军的"宽大"表示感谢,并声称将以立宪君主之地位,竭尽所能,发展美国式民主。

1948年11月30日的《申报》刊载了梅汝璈法官的谈话: 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裕仁)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我们法官,只能审讯与判决名列检察侦诉状中的被告,天皇之名,不在起诉书内,法庭便无法加以裁判。至于为什么他不被起诉,那恐怕是一个政治问题吧。日本天皇与天皇制度是两件事。《波茨坦宣言》中虽给予日本人民以选择政府制度(包含天皇制度)的自由,却并没有给日本人或任何人以包袒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权力。就是麦帅,身为盟军最高统帅,也没有权力或资格宣告日本天皇的无罪。要断定裕仁天皇之有罪与否,从合法的观点来看,是只有在一个国际性的法庭内解决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没有任何袒护天皇的企图。

国际检察处的大权由美国人掌握。麦克阿瑟的亲信季南担任检察长,其他国家的检察官被你为"陪席检察官",与季南不能平起平坐。这与法庭的情况很不一样。11国法官的地位是平等的——至少在形式上是这样。而在国际检察处,起诉谁,不起诉谁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美国需要天皇,需要在今后借重日本以实现其全球战略意图,既然如此,季南怎么会起诉裕仁呢 实际上,在检察官中,才学,能力远在季南之上者大有人在。英国陪席检察官,皇家大律师科明斯——卡尔气度雍容,口齿犀利,经验丰富,学识超群, 在辩论,询诘中的表现极其出色,然而却不得不屈居季南之下。如果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权并不被美国人完全操纵,那么国际检察处的起诉权基本上由美国人掌握了。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的工作进入了起草判决书的阶段。经过梅汝璈的积极争取,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 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与几位助手通力合作,在300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有的律师在法庭上说,日本关东军首脑,"九 一八"事变的策划者土肥原贤二"深得中国民众的信赖"。然而被盟军缴获的土肥原打回国内的电报上却有他的自吹自擂:凡中国男女老幼听到我的名字,无不谈虎色变。 日本华中派遣司令松井石根应该对南京大屠杀负直接责任,他却在法庭上声称曾派出10余名宪兵维持全城秩序。然而盟军缴获的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却在概述了日军在南京城内杀人如麻的情景之后下了这样的结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日本皇军, 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事实,不容抵赖也无法抵赖。对盟军缴获的这些密电,档案,梅汝璈法官给予了高度重视。判决书起草至一半,他又在法官会议上慷慨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下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象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

梅汝璈说完这番话,便坐了下来。他刚刚落座,忽然又站起来,压低嗓音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 韦伯庭长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同意了。

秘密评议(量刑)阶段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诉讼程序是由法庭宪章规定好了的,被告的罪名也是经国际检察处提交的起诉书和法庭宣布的判决书明确了的。然而,对于被认定犯有罪行的被告应该适用何种刑罚 有无合理,统一的量刑标准 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尽管11位法官经过两年多的共事私交不错,尽管在11位法官中来自英美法系国家的比较多,但是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比较重大的分歧就是要不要适用死刑

法官们各有各的主张。来自已废除或部分废除了死刑且没有遭受日本侵略者过多荼毒的国家的法官,当然不可能轻易赞成适用死刑;韦伯庭长主张将战争罪犯们流放到荒岛上(如拿破仑战败后那样);印度法官巴尔则干脆完全不同意判决书的内容,主张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事报复,无罪开释全体日本战犯;美国法官倒是同意适用死刑,但仅仅坚持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日本战犯判处死刑。总之,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多年以后,梅汝璈法官在一篇论述南京人屠杀事件的文章中作如是说。他之所以坚决主张对日本战争元凶适用死刑,不是出于狭隘的复仇心理,而是为了伸张正义,对饱受日本侵略者欺凌的亿万同胞——包括生者与死者——有所交待,否则,他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有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如同伍子胥过文昭关,把头发都急得花白了。 是的,个人之颜面,生死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整整一个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 费了无数口舌,经历了多少次面红耳赤的争论,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 6票对5票!以1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官通过了对东条英机, 土肥原贤二,板垣征田郎,松井石根,户田弘毅,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等7 名首恶分子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然而,梅汝璈法官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土肥原,广田二人却通过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重复所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组织不合法"的论调,要求重新审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美国最高法院竟然以5票对4票通过决定,"同意受理"。这无疑是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管辖权乃至整个盟国地位的蔑视。经过数次辩论和投票表决,美国最高法院于1948年 12月20日宣布不干涉东京法庭原判,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遂告平息。东条英机等7名死刑犯却因此至少多活了半个月。

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意受理"之举,既招致了世界舆论的广泛批评,也加剧了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梅汝璈,向哲璈和荷兰法官罗林,以及各盟国驻日代表团的部分官员纷纷表示,美国最高法院无权受理这个"上诉",更无权审查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记者史东也撰文抨击美国最高法院不是美国自由的保护人,而是日本军阀的庇荫。梅汝璈对美国记者说:"'同意受理' 的决定犯有极大错误。若一国可单独变更或撤销国际决定,势必开创国际间合作之危险前例。"对于尚未完全摆脱军国主义和侵略扩张思想束搏的一部分日本人民来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同意受理"客观上刺激了他们对盟国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有人说,既然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是美国人,那么他的下属及有关机构就都得受美国最高法院管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不例外;有人说,美国最高法院"同意受理"日本战犯的上诉表明美国政府想让这几个"战略家"活下去,日后对苏作战能派上用场……千奇百怪, 不一而足。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完毕, 28名甲级战犯理应遵照判决书开始服刑。尽管外界对于判决结果有着这样那样的议论(有人说判得轻,有人说判得重),它的法律效力是不容怀疑的。除了上述7人被判处死刑以外,28名甲级战犯中尚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2人已于庭审过程中病死,l人(即前面提到过的大川周明)因患精神病而免于起诉。判决结束的当天,梅汝璈法官在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 他说:"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 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梅汝璈说过的这些话。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规模之大,历时之久,不但超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司法史上也属罕见。它的贡献是巨大的。东京法庭,与纽伦堡法庭一起,通过艰巨,复杂的审判实践,在传统国际法关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普通战争罪以外,确立了破坏和平罪和违反人道罪, 发展了战争罪行和战争罪犯的新概念,而这正标志着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的新飞跃。

由于受英美法系诉讼程序的影响过深,加上案情复杂和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等原因,东京法庭的审判进程较为缓慢,其政治意义随之下降,但其历史意义和法律意义是不容低估的。由于麦克阿瑟的操纵,国际检察处根据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释放了大批在押的日本甲级战犯导致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无案可审和无疾而终。在首批受到起诉的28名甲级战犯里,竟然没有一名财阀,这也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操纵起诉工作的必然结果。

1948年5月3日的《新闻报》刊登了梅汝璈法官的谈话。梅汝璈说:"余确已觉察,鉴于过去二年来世界情势之急剧变化,东京之审判,已失去其政治上大部意义,但余深望其不致失去其在法律及历史上之意义,余相信其不致如此也。"正是东京审判——这场历史上最大的审判,大幅度地体现了人类的正义和理性,而正义和理性对于人类来说,是如布帛菽粟般不可须臾丧失的东西。


三,心向祖国 编辑

1949年12月1日深夜,香港岛外海面上冷风飓飕。一艘小划子在夜色掩护下,向停泊在深海的英籍货轮"大中山"号划去。小艇靠上货轮,一名携带着"验货员"护照的中年男子,笨手笨脚地爬上大船。"大中山"号从香港出发,终点是青岛。

船过舟山群岛,一艘国民党炮艇突然出现在视野里。船上一位"朋友" 走过来,把"验货员"的行李箱迅速塞进煤堆。炮艇追上来,船舷贴船舷, 一名军官领着几名士兵登上货轮。

"你们要驶往匪区 不行!船我们扣下了!"

船长递上香烟,满脸陪笑地说:"是的,做做生意,这条船是英国公司的。"

那位"朋友"也迎了上去,"长官,请多关照,买卖人唯利是图,不管别的。这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收下。"说着,他递上整整500美元。 "不行!公事公办,有什么话回基地再说。"

"朋友"一听这话,伸手要取回桌上的钱。

"慢着!"军官见状有点着急。他掏出一幅海图压在500元钱上,指着图说:"你们从这里经过,一看就知道通匪。下次小心点,别再让我撞上。" 说完,他卷起海图,也卷起了海图下面的500美元。

"大中山"号继续北上。如果那位军官知道,货轮上那个戴着墨镜一言不发的"验货员"就是拒不就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部长"的梅汝璈,他一定会后悔失去了一次领赏的大好机会。

拒绝就任司法部长而走向北京的抉择,始于东京。

作为战胜国派出的法官,下榻于东京帝国饭店,住三室一套的大客房。 出门有专车,车前方还漆有派出国的国徽。餐厅里有法官专席,随到随吃。 对法官,日本侍女的微笑也格外妩媚。

物质待遇的存在,并不能使梅汝璈减轻对祖国命运的牵挂。他每天早晨翻阅侍者送来的英文报纸。"饥饿的中国人在吃树皮,鼠肉和泥土";"300 万中国人在湖南奄奄待毙";"满洲大规模内战爆发,中国殷切期待马歇尔特使返华调停"。

1946年的圣诞节,餐厅里摆满鲜花,布置一新,可当天早上报纸的通栏标题是"寒流袭击上海市,路旁横陈冻死者"。就连宣判那天, 头版全是关于审判战犯的消息,后面却刊载着关于上海市民抢兑黄金,数人被活活挤死的消息。

谁无自尊 谁无颜面 梅汝璈因此而不愿到餐厅去吃早饭,他只有按铃请侍者把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其实,各国法官也天天看报,关于中国的坏消息是人人都知道的。梅汝璈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外国法官)修养很好,……决不谈中国政局问题,也决不谈任何足以引起不快之感的国际时事。……我想,在别的地方,修养差的人们一定不少,真是问长问短,倒是要使我们这"五强之一"的中国人难以为情了。…… 美军某下级军官……便毫不客气地说:"报上不是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吗 华侨又何必要比日本人好的配给呢 "……"止傍莫如自修",中国还得争气才行。不争气,人家口里不说,还不是"心照不宣"吗

的确,在法官圈子之外,盛气凌人之徒并不少见。一天,一位美国青年记者来访,竟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报上说几百万中国人在吃草根,树叶, 请问这数字您以为可靠否 ""中国人刚刚打完日本,为什么自己又大打出手 请问国共两党争的是什么 "梅汝璈啼笑皆非,只能答以"无可奉告"。 那天晚上,他打完太极拳上床,辗转反侧,直到3点钟才合眼。在梅汝璈的日记里,经常出现下列字样:处身外国的人,对自己国家不争气最感痛苦。

八年的惨重牺牲,刚刚换取到一点国际地位。假使我们不能团结一致努力建设,眼见这点地位就会没落了去。想到这里,真是令人不寒而粟。身处异国的人这种感觉最是灵敏,这类体会也最是真切。想到这些事,我几乎有两三个钟头不能闭眼。

反观战败国日本,其经济状况颇为复杂。按照官方文件(包括统计数字) 和传媒报道的说法,战后日本的经济困窘,民生凋蔽似乎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梅汝璈却在日记中真实地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并表现出对麦克阿瑟所推行的对日政策的怀疑和否定。须知,日本今后的发展事关中国命运,它不能不引起梅汝璈的格外关注。

日本虽然口口声声宣传地瘠人多,人口过剩,以为侵略他国的借口,但是看看他们的千万农村,便可知道他们农民的生活比我们中国农民舒服多了。……这还是经过多年战事的情形,倘使国家不从事侵略,安分守己,军阀不拚命榨取他们,我想,日本农民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反观我国,那倒真是问题严重呢!

今天我觉着奇怪的是日本男女的体格依然很强健,尤其年轻女子,一个个都是矮矮壮壮而且红光满面。这与外国报纸所载,日人生活如何困苦,粮食如何不足,每日配粮如何微少,领款限制如何严格……,似乎有点不尽相符。……这是我脑筋里的疑团,我得研究。我想其中必有什么毛病。他们或许又在作伪宣传吧!

我真奇怪为什么麦帅总部还天天替日人叫粮食恐慌,为他们无微不至地打算,这样的战败国也可算是"天之骄子"式的战败国了。比起我们多劫多难的战胜国,我们真不能不自叹弗如!

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但是美国出于一己之需,在战后迅速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由势不两立转而大力扶待,这对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是极大的伤害。当梅汝璈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 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 警告美国:管制若不得法,日本不出几年在工业上经济上又可东山再起, 操纵或独霸远东,而使中国朝鲜菲律宾等工业幼稚的国家没有兴起和竞争的可能。他(拉铁摩尔)相信,日本是在装穷装苦,实际他们并不匮乏,否则何以国民营养得那样壮健,体格依然比上海北平或朝鲜一般人民好得多呢 这点与我最近一周的所见所感完全一样。他说,以日本工业技术根底之深固, 倘使能够获得原料,它不但可以死灰复燃,而且可以独霸远东,使中国处于极不利的地位。他说,对付日本不能纯以美国的立场或眼光去看,而应该为远东经济落后的利益去打算。他主张盟军应禁止工业原料输日,同时应鼓励日本的土地改革(使佃户渐能成为自耕农),使日本农业生产增加,自给自足。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深获我心。我们应该大声疾呼,使盟国管制方法不要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又铸成一个历史上的重大错误。

麦帅统治日本是功是罪,对我有利有害,我现在还不能解答。……提到我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那种不记旧仇的宽大态度,麦帅备加赞许。他说:"中国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它最理智。他们知道无论如何终久是要和日本相处的。"诚然,站在麦帅的立场,中国的宽大态度是最合脾胃,最切需要的。 然而宽大之外,我们应该警惕!……我最关切的是他统治日本的政策是否有损于我祖国的利益或妨碍我祖国的发展——这个问题今天一直盘旋着在我脑筋里。

宽大固是美德,但是姑息,畏惧,却是懦怯。 实际上,梅汝璈研习国际公法多年,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奥秘是十分了解的,他深知"利益原则"的作用与分量,故有所谓"合脾胃", "切需要"之说。中国前途未卜,苏俄咄咄逼人,山姆大叔的全球战略决定了它一定会扶植日本,至于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民族情感, 则很自然地被搁置起来了。作为"五强之一",作为与东南亚各国很不一样的文明古国,不但其日后的发展不能受到关照,而且连她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作出的惨痛牺牲和决定性贡献都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这怎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梅汝璈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又拿出了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的劲头, 敬业慎行,勇谋兼备,以自己出色的工作向全世界展示炎黄子孙的气度和才华,为维护国际正义和民族尊严殚精竭虑。他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 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璈面前时被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梅汝璈常常在日记中自我鞭策:"各国派来的同事都是有经验有地位的老法官,我得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决不马马虎虎。""这些人(战犯)都是侵华老手,毒害了中国几十年,我数百万数千万同胞曾死于他们手中,所以我的愤恨便是同胞的愤恨。我今天能高居审判台上来惩罚这些元凶巨憝,都是我千百万同胞的血肉换来的,我应该警惕!我应该郑重!"

祖国,同胞,梅汝璈永远念念不忘。

1948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汝璈为司法部长,政务院委员。梅汝璈在东京公开声明:拒绝到任。

1949年6月,梅汝璈离开东京到达香港,不久便设法与当时中共驻香港代表乔冠华取得了联系。由乔安排,梅汝璈在香港举行了4次记者招待会, 向新闻界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敬仰之情。12月1 日,他怀着愉快,兴奋的心情,乘"大中山"号北上,经青岛抵达北京。

到北京后的第三天,一封请柬送到住在北京饭店的梅汝璈手中。他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周恩来总理到会讲话,他特别说道: "今天参加这个会的,还有刚刚从香港回来的梅汝璈先生。大家知道,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了将近3年,对侵略我国的大战犯给予了严正的判决。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增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激他。" 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梅汝璈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950年,梅汝璈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顾问,并被推选为外交学会常务理事和法学会理事;1954年,梅汝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法案委员会委员。在这几年当中,他作为法律界和外交界的代表,经常出席各种国际会议。1957年,在整风期间,他在外交部的老专家座谈会上坦率而真诚地说, 党的领导是不容置疑的,这几年的工作成绩也是显著的。但是,党领导一切并不等于党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应该和行政的管理分开。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

正是这些言论,使梅汝璈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然而,他没有被报纸点名批判,没有调出外交部下放劳动,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也一直担任到1959 年期满为止。"反右"以后的两三年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还以不同方式对梅汝璈表示了关心。

正因为如此,梅汝璈的一片爱国热情丝毫没有减退。他撰写了多篇批评日本某些势力企图复活军国主义,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文章,并开始写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计划于1968年完成,约60万字。"文革"风暴骤起,梅汝璈受到冲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于是未能完成。1973年4 月23日,梅汝璈病逝于北京,终年69岁。

1988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未完成稿。这半部著作被有关专家称为"一本很有份量的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战犯审判的专著。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青年朋友都不知道梅汝璈这个名字,不知道我们国家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在国际法庭上叱咤风云的法律工作者,这倒没有什么奇怪。然而,如果青年朋友们连南京大屠杀,连"七 七"事变甚或 "九 一八"事变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1962年,梅汝璈为全国政协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二辑》写了一篇题为《关于谷寿夫, 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的长文,文中有几个发人深省的段落,今天读来仍然能够感受到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7名战犯的尸体在火焚成灰后,是用美国军舰运到海上撤掉的。目的在使无迹可寻,避免日后法西斯的残渣余孽抓到一点骨灰之类的东西便大事铺张,再给战犯们隆重安葬,立墓立碑,把战犯打扮成"殉国烈士"或"民族英雄"。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帐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出来的灾祸。因为不仅战犯们走上绞架时高呼了"大本营万岁",而且去年(1961年)有人出资 1500万日元,在名古屋为东条英机等7人建立一大碑,主持者即当年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清濑一郎。

日本最近出版一部《原子弹白皮书》,全书50万字。对美军在广岛和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的暴行,从各方面作了最全面的描述和最科学的分析,并且精确地肯定了过去一直未能肯定的两地受到杀害的人数,即广岛20万,长崎12万,共32万。日本学术界的这种调研精神是值得称道的。这部书的教育意义将是深远的。

所遗憾者,帝国主义侵害我国的暴行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就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骇人听闻,轰动全球而被杀人数比广岛,长崎的总和还多的暴行,迄今在我国出版界还全无记载,完全是一个空白点。

梅汝璈去世10余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宣告落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之类的书籍也出版了一些,我们可以以此来告慰这位优秀的法律工作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听到了来自东瀛的一阵阵翻案叫嚣。正因为如此, 梅汝璈先生生前的告诫才显得那样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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