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犯有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违反人道原则等严重罪行，被认为是战争犯罪。
战争犯罪的组织者、教唆者、领导者和共犯者称为战争罪犯或战争犯罪分子，简称战犯。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A.希特勒、B.A.A.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等，都是首要战犯。
过去，西方传统国际法和国际实践，把战争犯罪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和惯例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提出审判和惩处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问题。1919年 1月26日，在巴黎和会上成立了战争责任问题委员会。《凡尔赛和约》(1919)第227条规定,把德皇威廉二世作为主要战犯之一，交付国际法庭审判。但是，由于荷兰政府拒绝引渡，审判未能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日、意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全人类的义愤，从而促进了在国际法中建立惩治战争犯罪的国际责任制度。 1943年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作了关于追究和惩治法西斯战犯的决议。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家主要战犯的协定》及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6年 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公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管辖权与总则部分规定，下列各种行为,或其中之任何一种行为,皆属于战争犯罪：①危害和平罪：即计划、准备、发动或从事一种侵略战争或一种违反国际条约、协定或保证的战争，或参加为完成上述任何一种战争的共同计划或阴谋。②战争罪：即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包括谋杀及为奴役或其他目的而虐待或放逐占领地平民，谋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毁灭城镇或乡村或非基于军事上必要的破坏，但不以此为限。③违反人道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歼灭、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有关于本法庭裁判权内的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不问此种行为是否违反行为地所在国的国内法。
《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还规定，被告的官方地位,即不论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部门之负责官吏,均不应成为免除或减轻惩罚的理由;政府或上级命令,也不应成为免除被告责任的依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有类似的规定。
根据伦敦协定和欧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在纽伦堡、东京分别对德、日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审判。
1946年联合国大会第95（Ⅰ）号决议一致确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及该法庭判决书中所承认的国际法原则。”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根据联合国大会第 117(Ⅱ)号决议编纂的这些原则称为“纽伦堡原则”。196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领域庇护宣言》宣布，犯有危害和平罪、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者，不得援用请求及享受庇护的权利。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规定对战犯的追诉,不受时效的限制,大会要求引渡那些犯了罪而没有受到审判的战犯。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战犯的包庇、纵容，上述规定未能认真执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日本的许多重要战犯，由于美国的包庇而未受到应有的惩处。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战犯未进行认真的揭发、审判和惩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曾提出谴责和抗议,并于1945年 8月在延安公布了日本侵华战犯名单。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于同年 6月 9日至20日，分别在沈阳、太原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