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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紀實驗室

影子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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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武士-美國特種部隊內幕 第一部分:1985年10月7日   星期一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

  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司令卡爾?斯廷納准將在結束早晨的跑步鍛煉返回的時候,在營區大門口遇到了他的情報處處長邁克?弗林上校。「在地中海上有一艘游輪被劫持,」弗林上校冷靜地向他報告,語氣中帶著幾分急切。「船上很可能有美國人。」

  其他任何組織都沒有能力從公海上把這艘游輪奪回來。斯廷納知道肯定會動用他的部隊,而且會很快。

  他身高6英尺,身材細長,渾身透出軍人氣質,但卻不那麼死板,顯得非常悠然,平易近人。可是,他從來不甘落後,內心深處總感到有一種壓力。這不僅因為他總想出類拔萃,或想把自己的部隊帶成最優秀的部隊——所有的軍官都這樣——他還不斷想出一些辦法來做到這一點。

  在與弗林趕往司令部大樓的時候,斯廷納的腦子已經動開了。他知道弗林的那一點點情報是他當時能得到的全部信息,否則他肯定會向他報告更多的情況。即便如此,他也必須根據這僅有的信息來採取一些行動。經過長時間的精心策劃、訓練和演習,聯合特種作戰部隊才培養出各種規模的特種部隊,以應付實際上可能發生的任何危急形勢;只要有飛機運送,他的部隊就能在兩三個小時之內出動。根據他們的計劃和演練,他把重點放在眼下怎麼辦的問題上。「這是個很難對付的目標……必須瞭解更多的詳細情況。」他心中思忖。「我們的行程很長,要盡快做好出發前的準備……現在就必須安排落實空運。我們必須找出那艘游輪的確切位置。」

  雖然他在考慮這些問題,但卻顯得非常鎮靜。特種部隊一旦有了任務,就必須快速、準確、高效地完成。這樣的任務可能非常複雜,許多人都會面臨危險,此外還存在著許多未知的變數。在這種情況下,特種部隊的人不會浪費自己的時間和精力去表達感情。他們按規章辦事,集中精力對付必須完成的任務——特別是要找到可以利用的薄弱環節,以便用盡可能完美的方式乾淨利落地解決問題。

  進入司令部大樓後,他就徑直走進聯合作戰中心(JOC),這是一個高技術作戰室,裡面有計算機工作站以及與特種部隊各單位、五角大樓、世界各地主要軍事指揮部的保密通信系統。他將在那兒看到最新的情報,向掌握第一手情況的人瞭解地中海上的這一事件。他的主要參謀人員早就到了,正在等候他的指示。

  特種部隊中有一個24小時不間斷的情報中心,有「值班軍官」——軍官和文職專家,他們隨時關注突發事件的情報——分析專家,還有收錄了所有已知恐怖組織信息的數據庫。指揮部的電腦終端連接著各大媒體的網絡,包括路透社和英國廣播公司——醞釀中的突發事件的最初跡象,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常常是以新聞的形式出現。聯合特種部隊還有人常駐在美國各個情報機構中。他們不僅關注這些機構的分析家認為不太重要的已知信息,還隨時關注恐怖活動的種種跡象。

  在大多數情況下,總部對恐怖事件的瞭解都比較早,而且通常都有關於這些事件的最完備的信息。

  斯廷納知道,一切可以得到的信息早已由參謀人員通報給有關部隊。這也意味著,在他發出進一步指示之前,他的部下都要隨時做好準備,只要他一聲令下,就可以立即出動。他們總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能爭取到的時間。對他們來說,時間是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源。

  斯廷納在接受這個職務之前,曾去過中東地區,對恐怖分子及其活動方式比較瞭解。例如,1975年至1977年,他曾在沙特阿拉伯擔任旨在使沙特國民衛隊現代化的訓練總指揮,曾有機會對亞西爾?阿拉法特和他的主要助手進行過評估。巴勒斯坦人和來自這一地區的其他知名人士一起,應邀參加了由哈立德國王和國民衛隊司令阿卜杜拉親王主持的軍官學校學員畢業宴會。

  阿拉法特的助手們引人注目,這是毫無疑問的。他們大多數人都在美國的大學獲得過較高的學位。他們衣著得體,精明強幹,善於辭令,通曉國際事務。阿拉法特顯然是個領袖人物——異常睿智,不同凡響——但是,給斯廷納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是他那些精明強幹的助手。後來的歲月證明,他絲毫沒有看錯。

  1983年,斯廷納被派往黎巴嫩。在那裡,他親身體驗了恐怖活動及其影響——美國大使遭到暗殺;他在那裡的時候,美國大使館有60多人遭炸彈襲擊身亡,後來又有200多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因炸彈襲擊而喪生。

  當年的貝魯特無異於一個武裝的兵營。那裡不僅有許多相互對立的組織,而且隨時都可能爆發戰鬥。任何人都沒有安全可言,死亡的威脅無處不在——狙擊手的子彈、兩派的交叉火力、埋伏、大炮和火箭的胡亂射擊。有時要打出上千發炮彈和火箭,在半個小時之內就能把這座城市的某個地區變成一片廢墟。

  那不是一件輕鬆的差事。可是,對斯廷納來說,卻獲益匪淺。它向他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學到了其他任何地方都學不到的東西。

  ●你學會了如何生存,否則就不能生存。

  ●在生死攸關的時候,你知道根據宗教派別或宗教動機,能信任誰,不能信任誰。

  ●你學會了恐怖分子思考問題的方法。

  特種部隊的演變過程

  戰爭的傳統作用是改變現存的狀況。20世紀70年代初,出現了一種新的戰爭形態——由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活動。這也許是在運用新方法來實踐一種非常古老的戰爭形態。軍事上的弱勢國家,用恐怖主義來達到其用外交和軍事手段根本無法達到的目的或得到的讓步。

  這種新形態的戰爭爆發之後,美國很快就暴露出缺乏應付手段的弱點。它既沒有對付恐怖活動的國家政策和情報能力,也沒有訓練有素、能對恐怖分子挑釁活動作出反應的軍事能力。雖然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它的軍事力量主要是用以對付蘇聯的,而不是對付恐怖活動這類事情的。

  在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上,以色列運動員遭到「黑色九月」恐怖分子的屠殺。當恐怖分子帶領人質穿過機場跑道、走向接應他們的飛機時,如果德國的狙擊手有能力把恐怖分子打死,這樣令人髮指的慘劇就不會發生了。

  以色列人記取了這個深刻的教訓。1976年7月4日,86名以色列空降兵在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降落。他們的使命是營救8天前被恐怖分子劫持的一架法航班機上的乘客。在幾分鐘之內,這些空降兵就營救出95名人質,並打死了4名恐怖分子——這支部隊的指揮官和兩名人質喪生。這次成功解救人質行動的消息很快傳遍全球——這也進一步反映出美國在反恐能力方面明顯不足。

  實際上,這個問題在1975年5月已經看得很明顯了:為了解救被柬埔寨政府扣留的美國商船「瑪雅各」號上的39名船員,41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被打死。營救活動以失敗告終。

  這些事件清楚地表明,在處理恐怖分子製造的人質危機方面,美國還沒有做好準備。

  為了彌補這一不足,70年代中期,三位具有遠見卓識的人士開始進行院外遊說,提出建立一支特種「精英」部隊來應付這種非常規的威脅。這三個人是:陸軍作戰部部長愛德華?C?夏伊?邁耶中將、陸軍特種部隊司令羅伯特?鮑勃?金斯敦少將以及軍控與裁軍署首席科學家、負責政府方面研究恐怖活動的專家羅伯特?庫珀曼。

  起初,他們三個人沒有取得多少進展。在武裝部隊中,幾乎找不到支持建立「精英」部隊的人,就連在陸軍中也是如此。雖然陸軍花了很大本錢進行了技術投資——坦克、直升機、防空導彈、裝甲運兵車以及現代戰場上所需要的其他各種武器——但是它們在反恐當中顯然發揮不了多少作用。反對意見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對這類精英部隊的偏見——在美國陸軍中,精英部隊從來就不受歡迎;二是認為這種部隊會與現有的武裝力量爭奪有限的資源和資金。

  1977年6月2日,邁耶中將向陸軍參謀長伯納德?羅傑斯上將提出了建立特種部隊的設想。

  這支部隊將是反恐的主要力量。由於它要處理最複雜的危機局面,所以它要具備其他部隊所沒有的作戰能力。它將由三個作戰中隊和一個支援中隊所組成。它的成員要經過精挑細選,要特別成熟、勇敢、堅強,具有生理和心理應變能力,要能對各種危機形勢,包括對他們本人構成的直接危險,作出適當的反應。

  1977年11月19日,陸軍正式組建了特種部隊,不過兩年之後,與部隊所肩負的使命相關的戰術和作戰程序才得以完善。

  為了對這支部隊進行最後的驗收,在佐治亞州斯圖爾特堡的亨特陸軍機場舉行了一場軍事演習。演習於11月4日(星期日)凌晨結束。特種部隊完成特殊使命的能力得到了驗證。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舉行這次演習的時候,一群暴亂分子進入了美國駐德黑蘭的大使館。很快大使館裡的所有人——總共53人——都成了新成立的、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伊斯蘭革命政府的人質。

  這場危機持續了444天。這次事件使美國政府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是在能否有效對付恐怖事件方面的一次可怕而痛苦的教訓。美國面臨著種種風險、窘迫、矛盾、法律問題、別國介入問題、主權問題等等;沒有什麼簡單的解決辦法。我們所面臨的,實際上是一種戰爭行為,可是在這種規模的「戰爭」中,重型武器難以施展,同時也會造成過量殺傷。此外,還有人質問題。我們想採取一些行動,使形勢朝著對我們有利的方向發展。

  但是,採取什麼行動呢?

  這支部隊的射擊手和操作手,也許是世界上同類部隊中最優秀的,可是它還缺少必要的基礎設施——沒有指揮機構,沒有參謀人員,沒有戰鬥支援部隊。使事情變得非常複雜、令人失望的是,在伊朗沒有支持營救行動所必需的情報基礎設施。

  與此同時,處於兩難境地的吉米?卡特總統決定採取行動,營救53名人質。陸軍特種部隊理所當然地成為伊朗營救行動的核心力量。

  以色列人突襲恩德培機場的行動是個可效仿的典型……它的策劃、領導和襲擊方式都令人讚歎,但它的實用性不強。對德黑蘭進行突然襲擊的困難比較大。對恩德培的襲擊只是對一個機場的襲擊。襲擊者可以迅速著陸,對恐怖分子出其不意地採取行動而不被發現。德黑蘭是一個大城市,有數百萬人口,處於一個幅員遼闊的敵國境內數百英里的腹地。要讓一支能有效運作的部隊進入德黑蘭、進入大使館而不被發現,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

  接下來悲劇就發生了

  詹姆斯?沃特少將被選來領導這次營救行動。他有一支能力非凡的特種兵部隊,但僅此而已。他實際上必須白手起家,建立一個高效的具有指揮、控制和情報支援功能的司令部——選拔和訓練司令部成員,制定行動計劃,挑選支援部隊,訓練完成突擊任務的部隊。

  如果特種部隊能夠進入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他們肯定能夠展開營救行動。但是,把他們運送過去並把他們接運回來,卻是一次極大的挑戰。它意味著要在願意支持美國營救人質努力的國家建立中轉基地,還要在伊朗境內建立支援基礎設施。首先需要的是機場,以便用直升機轉運C130運輸機上的突擊部隊,負責在機場和靠近德黑蘭的降落場地之間運送部隊,另外還要有卡車在降落場地附近接應。

  除此而外,還需要幾架C130運輸機以及能夠進行「無線電靜默」飛行的機組人員,於夜間飛抵沙漠機場。要有可靠的直升機中隊負責在機場和德黑蘭之間接送突擊部隊。

  在各個軍種中還找不到能夠完成這項使命的部隊。吉姆(詹姆斯的暱稱)?沃特只好親自組建、裝備並訓練這支部隊。

  要使單兵和部隊在極短的時間內達到完成這項任務的水平,是一個極大的挑戰,例如,以前就從來沒有利用夜視儀飛行的先例。吉姆?沃特是完成這項使命的合適人選,可以選出的部隊、裝備和機組人員最多只能勉強承擔這項任務。

  更加困難的是在伊朗境內建立情報與支援機構。沃特得到了中央情報局的一些支持,但主要還是靠自己的資源。他派人進入伊朗做先期準備。他的計劃是,在德黑蘭建立情報支持機構,以求證實人質的確被關押在大使館辦公處(一個有90個房間的使館大院)。這個機構還要負責安排卡車在直升機降落場地附近等候,負責在大使館和降落場地之間運送部隊,以及營救出來的人質。負責完成這項任務的是狄克?梅多斯少校和特種部隊的三名士官,加上中央情報局的兩名特工。

  1980年4月1日,中情局一位獨腿飛行員駕駛一架小型雙引擎飛機,在夜色掩護下把約翰?卡尼少校送進了伊朗。卡尼的任務是進入伊朗境內一個被稱為「一號沙漠」的邊遠地區,找出並標示出一條3000英尺長的降落跑道。這將成為一個轉運突擊隊員的場地,也是由「尼米茲」號航母起飛後加入他們行動的直升機部隊的油料補給場地。這支部隊由8架海軍「海上種馬」直升機組成。這些直升機並不適合這項工作,但是從它們的航程和載重量來看,是當時所能得到的最好的飛機了。

  卡尼借助他用飛機帶去的一輛舊本田自行車標定了降落場地。跑道建好之後,他安裝了機場照明系統。這個系統將由領頭的C130駕駛艙裡的人以遙控方式打開(這項任務將在那天夜晚由他親自操作完成)。

  1980年4月24日,救援部隊的132名成員到達阿曼附近的馬什拉島的中轉基地,並從那裡登上C130,以超低空方式進入「一號沙漠」。

  那天夜裡,C130沒有遇到特殊情況,比較順利地到達「一號沙漠」,倒是直升機沒有按時到達指定地點。那8架直升機中有6架能參加這次行動,可是它們在途中遇到強沙塵暴,一個半小時之後才到達該沙漠簡易機場。剩下那2架在沙塵暴之前就因機械故障而返回了「尼米茲」號。有6架「海上種馬」也夠完成這次任務了——但也只能說是夠用而已。如果再損失一架,有一些營救人員就不能同時離開。這不是什麼好事情。所有的人員都非常重要。

  這一個半小時的延緩使得大家都很緊張。直升飛機不得不按時離開,以便在黎明前到達德黑蘭附近的指定降落場。

  這次任務的運氣並沒有發生好轉。在加油期間,剩下的6架直升機中,有一架的液壓泵被燒燬。這樣就只剩下5架直升機——要完成任務,數量已經不足——要想到達隱蔽地點也已經來不及。

  這時候,不得不作出放棄這次任務的決策。這是一個誰也不願意作的決策,但也沒有任何其他選擇了。

  接下來悲劇就發生了。

  一架加完油的直升機,在其自身捲起的陣陣黃沙中開始盤旋,按照計劃,跟隨一個手電的亮光移動到一個降落地點。直升機駕駛員以為打手電的人是機場控制人員。實際上那人只是個打手電筒的人——也許是在檢查自己的C130飛機的機組成員。與此同時,這位直升機駕駛員期待著下面的人把電筒拿穩一些。實際上,那個人一直在走動,設法避開直升飛機旋翼揚起的沙塵。由於多種錯誤的綜合原因,結果導致直升機盤旋到離C130很近的地方,旋翼的葉片碰上了C130機翼的頂端,引燃了儲存在那裡的燃料。頃刻之間烈焰騰騰,C130上的5個人和直升機上的3個人全部喪生。

  直升機編隊的指揮官決定放棄所有的直升機,以避免發生進一步的災難。當時只要不是在C130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登上飛機。於是,美國可以調集的最優秀的突擊隊便在一片混亂中放棄了在伊朗沙漠中的這次行動。

  美國的顏面掃地。被燒燬和被遺棄的美國裝備散落在沙漠上。8名美國人喪生。美國的人質依然被關押在德黑蘭。美國的敵人在幸災樂禍地看笑話。

  這次失敗對經過艱苦訓練、冒著生命危險去伊朗的部隊產生了很大的壓力。他們都認為如果當時能進入德黑蘭,他們就能夠完成下達給他們的任務。這次失敗無論如何也不能怪他們,而要怪把他們調集起來的人,因為他們不僅準備不足,而且裝備也不足。

  緊急狂暴行動

   「沙漠一號行動」失敗後,有兩個關鍵的動作必將大大改變美國特種部隊未來作戰的能力。第一,這次任務失敗兩天之後,卡特總統下令五角大樓準備第二次營救。卡特還下令國防部長務必確保此次營救所需要的所有資源。第二,國防部長任命了一個由前海軍作戰部長詹姆斯?L?霍洛威海軍上將領導的調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伊朗人質的營救問題,並提出改進未來作戰能力的適當建議。這個委員會後來提出,要建立一支常備的聯合特種部隊,作為國家一級的資源,這支部隊要有其自身的總部、作戰部隊以及進行有效反應所必備的能力。

  當年8月,理查德?狄克?斯科爾特斯少將受命擔任新組建的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司令,負責進行代號為「蜜獾行動」的第二次人質營救。實施營救的行動計劃和訓練工作很快就展開了,並根據上次行動的教訓進行了有明顯特點的重大改進。例如,本次任務將使用改型的陸軍黑鷹直升機,因為它的可靠性和航程都大大超過他們先前使用的海軍HR53海上種馬直升機。雖然還是沒有多少可靠的情報,但卻制定了好幾套作戰方案。(後來從被釋放的人質那裡瞭解到,在上次計劃營救的當天,在情報部門認為關押人質的地方,實際被關押的人質還不到百分之五。)

  在羅納德?裡根總統就職典禮那天,也就是1981年1月20日,在得克薩斯州的訓練場上正在進行最後一次演習。突然之間有消息傳來,說人質已被釋放。這次演習的必要性引起了爭議。這次任務已經沒有必要。

  人質的釋放與美國軍方毫無關係。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使伊朗人認識到他們的國家正處於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更需要的是被卡特政府凍結的120億美元的資產(包括伊朗國王購買的主要武器系統),而不是人質。伊朗主動釋放了人質——認為人質問題在美國未來的總統大選中將成為一個政治問題,他們期待著與裡根政權做一筆好交易。他們做成了。雖然他們並沒有得到全部的120億美元,但他們所得到的80億美元的確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與此同時,為「蜜獾行動」所進行的訓練和準備,大大提高了參訓部隊的戰備和實戰能力。由於這次行動被取消,狄克?斯科爾特斯就能把他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未來實戰的準備工作中。

  在未來的歲月裡,他們的戰備和作戰能力將會有較大的提高,能對華盛頓的任務作出有效的反應。例如,有情報說在老撾的一個戰俘營裡還關押了一些參加越南戰爭的美國戰俘,於是這支部隊就開始準備進行一次秘密營救任務,這就要研究特別的戰術、技術、程序以及特種裝備。

  這些準備工作都取得了進展,得到了演練,成為一項複雜計劃的一部分,包括搶佔某友好國家的機場,並從那兒開始營救行動。然而,在開始之前,狄克?斯科爾特斯要求「由美國人的眼睛」來證實情報的準確性,因為他是一個比較謹慎、講究實際的人。他不僅要求由美國人的眼睛去證實,他還要派自己的人和中央情報局的人一起去。這件事沒有發生。中央情報局派出了自己的人(都不是美國人)進入老撾。雖然他們帶回了幾百張照片,可是沒有一張能表明上面可能有美國人。斯科爾特斯堅持要派自己的人去現場偵察,可是這項要求沒有得到批准,這個任務最終也就落了空。

  即便如此,他們的努力也沒有白費。像以往一樣,這次訓練非常有用,而且為完成這次使命專門研究出來的戰術、技術以及裝備在將來仍然有用。

  後來,到1985年10月,挪威政府想瞭解美國有沒有專門的力量把在公海上的大型豪華游輪「截獲下來」,因為他們比較擔心初露苗頭的恐怖主義威脅,擔心這可能對他們的游輪業造成傷害。為了得到證明,他們提供了「挪威公主」號游輪作為美國人的訓練輔助設施。

  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專業特長表明,他們知道如何漂亮地完成這樣的任務——而且是在茫茫黑夜中。

  1983年10月25日,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參加了入侵格林納達的「緊急狂暴行動」,配合大西洋司令部所屬的一支規模比他們大的部隊協同作戰。這次行動的總目標有三個:營救在首都聖喬治郊外的格林納達醫學院學習的美國留學生;營救由古巴支持的左翼政權軟禁的前總督;防止格林納達島被古巴或蘇聯的軍方使用。這項使命包括佔領整個格林納達島。這次行動組織得不太好。

  雖然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受命參加了「緊急狂暴行動」,但是這道命令來得太晚——他們來不及制定計劃,進行準備和適當的訓練。情報方面的失誤則使問題變得更加複雜。

  正如狄克?斯科爾特斯在回憶中所說:「在H時(攻擊時間)即將開始之前,改變指揮和控制,改變任務的日程,使得我們在島上的處境近乎於一場大災難。

  「一開始,12號(星期四)那天,本來的計劃是由我們單獨採取行動。星期五那天,大西洋司令部受命負責指揮,由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協同。可是,到了星期六,美國海軍陸戰隊駐貝魯特的軍營遭到炸彈襲擊,這對海軍陸戰隊的士氣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導致再次進行了重大調整:在五角大樓舉行的一次指揮簡令會上,海軍陸戰隊司令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說,如果不讓海軍陸戰隊參加攻擊格林納達島的行動,部隊的士氣將永遠無法恢復。

  「在離總攻開始不到48小時的時候,海軍陸戰隊也介入了『緊急狂暴行動』。這就意味著要任命一位全新的總指揮官:梅特卡夫海軍上將。

  任務的變化也來得非常之快

  「星期一,在宣佈梅特卡夫海軍上將就任的簡令會上,到會的國務院代表說,最重要的是,攻擊一開始就要奪取裡士滿山監獄——不過國務院的人不能告訴我們監獄關的是什麼人,我們要營救的是什麼人,也沒有說那些監獄的看守是好人還是壞人。我對他們說,『這是沒有意義的。既然我們不知道營救的是誰,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我們將把它作為後續目標。』他們仍然堅持,所以我要求把行動推遲24至48小時,以便使我們有時間收集更準確的情報。這個要求也沒有得到同意。(我們一直建議把行動時間定在02時00分,可是也沒有被採納。所有的人都將在白天而不是黑夜實施登陸。)這一來,我們就對我們一支主要攻擊部隊的使命作了重大調整——在沒有充分情報的情況下。這就意味著,我們不得不更換在波普空軍基地已經裝上C5黑鷹運輸直升機上的東西——在僅有的那點時間裡,這樣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後來我們才知道,為什麼誰也不同意我們提出的02時00分開始行動或者推遲24至48小時的要求。國務院和中情局制訂了一個奪取該島的詳細計劃。這項計劃包括一支七國支援部隊配合行動。這支部隊將在開始行動後3小時登島,然後接受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指揮。在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接到命令9天之前,這些國家就知道行動時間定在25日(星期二)05時00分。這種情況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的。

  「此外,還有情報的混亂。

  「例如,情報部門告訴我們,那些醫學院的學生全都在該校的特魯布魯校園區——那裡也是我們的目標。其實他們不在那裡。有一半以上的人在2英里之外,在該島另一側的格蘭德安斯。更重要的是,就在我們開始制定計劃的前2天,該校校長曾經造訪過國務院,可是誰也沒有想到要問問他我們的學生在哪裡。

  「再舉個例子:情報部門說該島只有2門40毫米高炮。實際情況是,在機場的敵人有大約6門40毫米高炮,2門四管50毫米高炮。在弗裡德裡克要塞,還有2門40毫米高炮、2門四管50毫米高炮。可以監視直升機飛向裡士滿山監獄的通道。

  「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空中支援。如果沒有AC130武裝直升機,整個任務失敗的可能就更大。這時候,梅特卡夫海軍上將竟然厚著臉皮警告我說,我們不可能得到空中支援的密切配合。我告訴他我將利用自己的資源,我想也許他根本就沒有聽懂。

  「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啟動了分配給我們的這項使命,也算是勉為其難了,因為這次艱巨任務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加上沒有經驗的指揮,任務的變化,面對有相當防衛能力的目標於白天採取這種複雜行動的危險性,幾乎沒有情報或沒有精確的情報,以及也沒有適當的常規部隊指揮官的支持。」

  海軍海豹突擊隊所執行的一次任務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很能說明斯科爾特斯少將所說的那些問題。海豹突擊隊計劃於拂曉時分空投一支配備小船的偵察分隊——被稱之為夜間船降——觀察並報告薩利納斯機場的活動,準備突擊佔領並鞏固機場。可是,這支海豹突擊隊小分隊以前從來就沒有進行過夜間船降訓練,受命參加這次行動的兩架C130運輸機的機組成員也根本沒有進行過這種作業,這次降落也沒有在拂曉時分,而是在夜間一次沒有預報突然而至的暴風中進行的。海浪比預期的要大得多;一架飛機上的海豹突擊隊員被降落在離開其他人2英里的地方;最後,4名海豹突擊隊員溺水身亡。他們的屍體一直也沒找到。

  分配給海豹突擊隊的另外兩個目標是大約7英里之外的總督府和電台。雖然這兩支海豹突擊小分隊都受過夜戰的訓練,能利用茫茫夜色,可是現在卻被用於白天作戰。那支負責保衛總督府的小分隊還遇到了一個麻煩,那就是要帶上國務院一個三人無線電小組。這個小組攜帶著一台手提式廣播無線電,以便讓總督對全國發表講話,說明他很安全而且仍然在控制局勢。

  海豹突擊隊員著陸之後,本來應當保證電台的安全,結果卻和武裝警衛部隊發生猛烈交火。由於人數太少,武器也不足,他們的隊長和一名隊員受傷,小分隊被迫撤回到海灘,最後在夜色中被接走。

  奪取總督府的小分隊表現較好,但他們的行動也還是有問題的。

  他們的直升機接近總督府的時候,找不到地方降落。這也是情報準備不充分的結果。那裡地形陡峭,而且有很多大樹。這就意味著突擊部隊不得不從一條75英尺長的繩子上滑下去,以便到地面後清理出一片降落場地,好讓那架運送國務院無線電小組的直升機降落。

  那架直升飛機在圍繞總督府上方盤旋時,遭到附近山頭高炮火力的猛烈襲擊。直升機數次被彈片擊中,駕駛員身負重傷,可是他表現非常出色,使得直升機免遭墜毀的厄運(後來他還把飛機飛回這次行動的旗艦「關島」號上,因為那艘艦艇上有醫院設施)。

  與此同時,海豹突擊隊員控制了總督府,找到了總督和他的妻子,發現他們精神狀態良好。突然有3輛裝甲運兵車出現在官邸大門口,突擊隊員們立即請求一架AC-130武裝直升機前來支援,很快就控制了局勢。那幾輛裝甲運兵車剛調轉炮塔指向總統府,就被武裝直升機統統消滅了。

  從突擊隊員們的裝備來看,他們幹得很出色。但是也有失敗之處。

  「緊急狂暴行動」展開的過程中,卡爾?斯廷納在貝魯特。即便如此,他也能夠從他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傑克?維西將軍之間的衛星無線電通話中瞭解到戰鬥的情況。斯廷納之所以能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直接通話,是因為對方把自己的私人信道頻率給了他,不過這也使他能夠聽到來自「緊急狂暴行動」的所有報告。

  在布拉格堡的時候,斯廷納與斯科爾特斯既是朋友也是鄰居。1983年8月被派往黎巴嫩之前,斯廷納一直是第82空降師主管作戰的副師長。收聽衛星通話中的報告使他很喪氣。「我真的能體會到狄克?斯科爾特斯的心情,」他說道。「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他所無法控制的因素造成的。」

  「阿希爾勞羅」號游輪事件

  在此後的十個月中,狄克?斯科爾特斯日以繼夜地工作,為的是確保這類事情不再發生,同時他還研究了如何盡最大努力培育出最強的戰鬥力,以適應反恐和其他突發事件的特殊使命的要求。1984年8月,斯廷納擔任了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司令,從狄克?斯科爾特斯手中接過一支訓練有素、戰鬥力很強的聯合指揮部以及世界上最優秀的特種部隊。

  斯廷納的任務「是把它建設得更好,確保美國在遭受突然襲擊的時候能有一支充分準備的部隊來應付局面。動用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時候,就說明用於解決問題的其他選擇都已不充分或不適合。所以風險很大」。

  但是,無論你的訓練和準備有多好,甚至所有的運作都沒有錯,你的行動也可能失敗。有時候恐怖分子的行動是在安全的庇護下進行的,比如在貝魯特,你就找不著他們。有時候來自上面的拖延和猶豫不決會妨礙你採取及時行動,以致坐失良機。

  這兩個因素都將影響到1985年6月的指揮。4個月後就發生了「阿希爾勞羅」號游輪事件。

  TWA(環球航空公司)847航班

  1985年6月14日(星期五)當地時間上午10時00分,TWA847航班從雅典機場起飛前往羅馬。機上的乘客和機組人員共153人,其中135人是美國人。這是一架短途波音727飛機,駕駛員是機長約翰?特斯特拉克,副駕駛是菲利普?馬斯卡,飛行技師是克裡斯蒂安?齊默爾曼。

  從希臘政府後來提供的信息來看,就在前一天,三名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從貝魯特來到雅典,在雅典機場過夜,並預定了從雅典飛往羅馬的TWA847航班。他們的目的是劫持這架飛機。然而,由於這架飛機上只剩下兩個座位,他們只能上去兩個人。這兩個人化名卡斯特羅和賽義德(後來發現他們的真實姓名是穆罕默德?阿里?哈馬迪和哈桑?伊茲阿爾丹)。

  那個只好留在雅典的人後來被證實是阿里?阿特瓦。發現他參與劫機行動後,希臘當局立即將其逮捕。從現在掌握的情況看,這三個人是與伊朗有聯繫的激進的、革命的恐怖組織真主黨的成員。這次劫機是真主黨組織的,當然,隨著這一事件的逐漸明朗化,活躍在黎巴嫩的其他組織也會浮出水面。

  卡斯特羅和賽義德登機後,就坐到靠近廁所的後排座位上,因為他們劫持飛機所使用的武器就藏在那裡,很可能是機場僱員干的。其中一個人帶著一隻小旅行包走進廁所,找到了武器——兩把手槍和手榴彈。

  飛機爬升到飛行高度之後,這兩名恐怖分子便開始行動。他們從座位上跳起來,衝到飛機前部,把空中服務員尤里?德裡克森推倒在地,用阿拉伯語和蹩腳的英語大聲喊道:「去死吧。美國人去死。」然後他們把尤里?德裡克森的頭往駕駛艙的門上撞,以警告駕駛艙的成員。他們先是用手榴彈抵著她的臉,接著用槍頂著她的耳朵,她還是摸到了機內通話系統,告訴克裡斯蒂安?齊默爾曼發生了劫機事件。

  特斯特拉克機長立即下令打開駕駛艙門,這時兩名劫機者大聲地提出了他們的第一項要求:他們要去阿爾及利亞。

  這是不可能的。波音727上沒有那麼多燃料,所以機長提出飛往開羅。這個建議使得早已暴跳如雷的恐怖分子更加惱火。「不去阿爾及利亞,就去貝魯特。」他們大聲喊叫。「只要有燃料。」

  特斯特拉克機長改變航向,向貝魯特方向飛去。這段距離有700英里,勉強在飛機的航程之內。

  與此同時,卡斯特羅命令所有在一等艙的旅客統統到飛機後面去。由於後面沒有足夠的座位,其中有些人被迫和其他乘客坐在一起。接著他命令尤里?德裡克森把所有乘客的護照收繳上來,這樣他就可以知道哪些乘客是美國人和/或猶太人了。護照收上來之後,卡斯特羅命令尤里把以色列人挑出來,結果發現飛機上沒有以色列人。接著他要她把猶太人挑出來,結果也沒有做到,因為美國護照上不註明宗教信仰。他變得更加煩躁,讓她把乘客名單讀給他聽。當她讀到的名字聽起來像猶太人,他就讓她把那名乘客護照挑出來。有7個人屬於這個類型。

  接著卡斯特羅把注意力轉向軍人身份證(軍人旅行時往往持軍人身份證而不是護照)。在飛機上有一名叫庫爾特?卡爾森的陸軍預備役軍人和6名在希臘完成水下作業後回國的海軍潛水員。卡斯特羅和賽義德強迫這幾名潛水員到相對分散的座位上去,並大聲喊道:「海軍陸戰隊員!『新澤西』號!」「新澤西」號戰艦最近曾經炮擊過貝魯特,另外在貝魯特機場還駐有1500名海軍陸戰隊隊員。

  接著卡斯特羅命令所有乘客把頭放在雙腿之間,不許向上看。

  當TWA847航班到達貝魯特地區之後,機上的燃油已降到最低點。可是,貝魯特機場控制塔仍然拒絕這架飛機著陸。這件事使劫機者很惱火,所以在駕駛艙的劫機者當時就拔出手榴彈的保險銷,威脅要炸毀飛機。機長認為他已經別無選擇,決定強行進場。

  這一招起了作用。飛機安全著陸並停了下來。接著他們等待給飛機加油。恐怖分子還想要飛往阿爾及利亞。

  就在他們著陸的那一刻,駕駛艙裡的機組成員都看見了一架飛機的殘骸,那是兩天前被巴解組織炸毀的一架約旦客機。

  由於黎巴嫩不想介入目前這場危機,所以他們對加油的要求置之不理。這就意味著恐怖分子再次感到不悅。為了表示他們的決心,他們用膠帶緊緊地纏住海軍潛水員羅伯特?斯特瑟姆的雙手,把他拖到飛機的前部一頓暴打,把他的肋骨全都打斷了,然後把痛苦呻吟、渾身流血的他扔在飛機前部的一個座位上。

  一天24小時不停地運作

  特斯特拉克機長向指揮塔台發出無線電呼叫:「他們在毆打乘客,威脅要殺掉他們!」這時候黎巴嫩當局才同意給TWA847航班派一輛加油車。

  由於去阿爾及利亞是一段長途飛行,特斯特拉克不得不按照飛機的最大容量加油,加上滿載的乘客,使飛機超重了15000磅——這樣起飛是很不安全的。考慮到這一點,劫機分子同意釋放17名婦女和2名兒童(他們從緊急出口的滑道下了飛機)。釋放乘客不僅使飛機比較安全,也減少了劫機者需要控制的人數——同時也使外界瞭解到飛機上的情況。

  可想而知,由於一系列事件上的拖延以及猶豫不決,被釋放的乘客要在幾個小時後才能飛往100英里之外的塞浦路斯,接受美國官員的詳細詢問。

  與此同時,到華盛頓時間凌晨4時,劫機的消息才傳到華盛頓官員那裡。此後不久,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也得知這一消息,而且是負責收聽路透社和英國廣播公司的工作人員從新聞中瞭解到的。聯邦航空管理局、五角大樓、國務院以及白宮情況室的危機處理小組開始碰頭,可是他們所掌握的細節也非常有限。

  星期五早晨華盛頓時間6時30分,TWA847航班從貝魯特機場的跑道起飛,前往1800英里之外的阿爾及利亞。

  這時候華盛頓才開始有所動作。五角大樓已經做好立即反應的準備——它是一天24小時不停地運作,可是在白宮或者國務院都沒有一個有一定級別、能作決策的官員。直到當天上午10時左右,政府的恐怖事件應急小組才開始研究。

  與此同時,在布拉格堡,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早就通知所屬部隊,被劫持的飛機上可能有美國人;同時也通知了陸軍空運指揮部,因為很快就要用到空運資源;同時還向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作戰部官員作了報告,要求五角大樓官員立即進行部署。即將參加這一行動的部隊主要來自陸軍特種部隊以及陸軍特種作戰直升機部隊。他們將首先飛往西西里島上的斯戈尼拉——這是由美國和意大利共同負責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一個基地,從戰略上來說處於地中海的中段。

  由於控制飛機的是兩名沒有多少武器的恐怖分子,制服他們的條件還是很優越的——如果阿爾及利亞是這架TWA847航班的目的地(看來似乎是這樣),如果有可能說服阿爾及利亞人把飛機控制在地面上。

  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有了這一設想的方案之後,向歐洲司令部提出要求派2架能進行低空飛行、在完全黑暗中降落的C130戰爪式運輸機,準備讓它們從英國的米德蘭飛往斯戈尼拉基地。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還提出要派一架與被劫持的環球航空公司波音727相同的飛機,到斯戈尼拉參與特遣部隊的行動。

  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掌握了可能發生恐怖活動的地區所有機場的詳細資料,它也非常瞭解被劫持的飛機很可能降落的阿爾及利亞那個機場的所有特點,所以它就有兩種選擇:運載營救人員的戰爪式運輸機可以在漆黑的夜間著陸;環球航空公司的波音727則可以用作特洛伊木馬。

  在這個時段裡,很多寶貴的時間都被浪費了。特種部隊得知劫機消息之後,就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可是卻沒有空運手段,也沒有能夠勝任這種任務的機組人員。這種情況在過去有過,在當年10月又出現過。把這些人調集起來耗費了寶貴的時間……而恐怖分子則搶在特種部隊作出反應之前,非常有效地利用了這段時間。

  政府恐怖事件應急小組終於在星期五上午開會,並提出立即派遣特種部隊。

  如果能夠隨時得到空運能力,斯廷納和他的部隊(包括從英國起飛的戰爪以及那架波音727飛機)完全可能在TWA847航班即將到達阿爾及利亞的時候到達斯戈尼拉。然而,在847航班確定其目的地之前,五角大樓不願先派出特種部隊。

  到阿爾及利亞當地時間中午時分,那架847航班進入阿爾及利亞,當時(似乎)是穆斯林的齋月。

  在前往阿爾及利亞途中,卡斯特羅通過機上通話系統用阿拉伯語發表講話,詳細說明了恐怖分子的要求:他提出釋放700多名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什葉派穆斯林,釋放關押在科威特監獄中的17名什葉派穆斯林,釋放2名關押在西班牙的什葉派穆斯林以及2名關押在塞浦路斯的什葉派穆斯林。此外,他要求以色列從黎巴嫩南部撤軍,要求美國對最近發生在貝魯特的汽車炸彈爆炸事件負責,要求全世界譴責美國支持以色列。

  當然,這些要求是無法滿足的。

  當飛機接近阿爾及爾機場時,美國國務院向邁克爾?紐林大使傳達了裡根總統的指令,要他與阿爾及利亞總統沙德利?本賈迪德取得聯繫,提出兩項要求:第一,希望阿爾及利亞在政策上破個例,准許被劫持飛機著陸;第二,在該機降落之後,把它扣在原地,不准它再度起飛。

  現在全面回顧TWA847航班事件就可以看出,為了營救人質而又不冒很大的流血風險,美國當時只有一個真正的機會。那就是當那架飛機在阿爾及利亞首次短暫停留期間。可是他們失去了那次機會。

  邁克爾?紐林沒有執行給他的指示,沒有千方百計地與本賈迪德總統直接取得聯繫,而是找了阿爾及利亞的官員,讓那些官員來發號施令。

  後來邁克爾?紐林說,他手下的大部分人都不在(早已飛往地中海海灘度週末去了),他通過打電話只找到了為數不多的幾個阿爾及利亞政府官員。他設法找到了本賈迪德的參謀長,45分鐘後對方回電話說,「從人道主義出發」,可以允許那架847航班著陸。

  等到那架847航班請求允許它著陸的時候,飛機上只剩下不足30分鐘的燃油。

  TWA847航班再度起飛

  飛機著陸後,恐怖分子決定返回貝魯特獲取增援力量,再次出現了要補充燃料的問題,這也意味著另一名美國軍人,預備役軍人庫爾特?卡爾森慘遭毒打。不過這件事再次帶來了機會。(雖然空中服務員尤里?德裡克森不得不用她的殼牌石油公司信用卡來支付燃料費用,因為環球航空公司在阿爾及爾沒有降落設施;她後來接到一張每加侖1美元的6000加侖噴氣飛機航空汽油的賬單。)另一方面,恐怖分子釋放了另外21名乘客——其中有十八名美國人。

  燃料補充完畢之後,TWA847航班再度起飛,開始返回貝魯特的航程。阿爾及利亞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扣留飛機的行動。

  與此同時,有一架空軍C141運輸機從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起飛,機上搭載的是由國務院官員戴維斯?朗大使率領的一支由20餘人組成的緊急支援小組。和他同機出發的還有一名中央情報局高官(曾經是一名資深的情報站站長)、國防部情報局的幾名代表、通信聯絡和技術人員、從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中挑選的成員以及2名特種部隊的高級軍官。這幾名軍官將擔任顧問,起到協調作用。緊急支援小組的任務是給特種部隊打前站,幫助大使和他的隨行人員,與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國務院、國家安全部門保持聯繫。在關於最佳目的地的問題上經過一番猶豫之後,小分隊決定在斯戈尼拉降落。

  TWA847航班開始向貝魯特機場進行第二次降落的時候,已經是凌晨2時過後。

  跑道上的航標燈沒有打開。機場上實行了燈火管制。貝魯特的機場導航塔台再次拒絕該機降落,特斯特拉克機長再次大聲向控制塔台解釋說:「我還有不足20分鐘的燃料,即使降落在跑道之外,我也要進場。」

  特斯特拉克穿過雲層,出現在機場上空500英尺處。他可以看見已經被車輛封鎖的跑道。他用無線電向塔台喊話說:「我們處境十分危急。我請求你開放機場讓我們降落。」

  導航員回答說:「遺憾的是,我的上級對你們的問題不感興趣。」

  「如果我們試圖降落,飛機就會撞毀。」特斯特拉克對劫機者說。

  「好哇,」其中一個回答說。「那就省得我們把它炸掉了。」

  「讓乘客做好迫降準備。」特斯特拉克對尤里?德裡克森說。接著他向乘客發表講話說:「我們的燃油已經不多,所以不得不迫降。我們的燃油只夠一次進場。我們準備進場。請做好迫降準備。如果他們不清除障礙物,我們就在跑道旁邊的場地上迫降。否則,我們就得落到水裡。」

  就在離跑道還有3英里的時候,跑道上的航標燈全部打開,設障的車輛全部移除,導航塔台告訴特斯特拉克說他可以降落了。

  又一次讓人揪心的體驗……這些將成為一種習慣。

  飛機著陸之後,劫機者要求特斯特拉克把飛機停在跑道中段,不要靠近任何建築。卡斯特羅和賽義德開始用阿拉伯語和塔台通話,而且聲音越來越大,氣急敗壞。他們要求讓增援的人登上飛機,但他們的要求遭到黎巴嫩當局的拒絕。

  「我不想跟你談,」一個劫機者扯著嗓子對導航員說。「我只跟阿瑪爾談。」阿瑪爾是貝魯特的什葉派穆斯林的一個武裝派別,為首的是一個叫納比赫?貝裡的律師,與敘利亞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有關係。阿瑪爾比黎巴嫩真主黨要溫和一些。後來看得很清楚,阿薩德與阿瑪爾和黎巴嫩真主黨在伊朗的頭目們進行暗中交易,來解決緊張局勢,條件是要在政治上對他有利。

  「你是想爭取時間,」那個恐怖分子說道。「你不相信我。那我們就幹掉這個海軍陸戰隊員。」他指的是第一次在貝魯特降落時遭到毒打的海軍潛水員羅伯特?斯特瑟姆。

  接著卡斯特羅就把斯特瑟姆帶到打開的飛機艙門旁邊,氣急敗壞地大喊大叫,用手槍頂著他的後腦勺開了一槍,然後把他的屍體推到停機坪上。

  「他已經殺了一個乘客,」駕駛員報告說。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卡斯特羅一把奪過他的麥克風說道:「你看。你現在相信了吧。5分鐘以後將會有第二個。」

  這時候,卡斯特羅命令特斯特拉克把飛機滑行到加油點。

  恐怖分子決不會忘記時間的寶貴。他們在一個地方待的時間越長,被端掉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他們不斷變換地方。

  「我開始沿跑道滑行的時候,」特斯特拉克後來回憶說,「猛打方向盤,以免輪子從那個年輕軍人的屍體上軋過去。」

  在整個過程中,飛機上的每個人都保持著沉默,因為他們被這樣的暴行嚇壞了。這時候一個恐怖分子開始唱歌。尤里?德裡克森後來回憶說:「那是一首慶祝的歌曲。」

  就在這時候,恐怖分子拉出了第二個受害者:一個名叫克林頓?薩格斯的潛水員。

  「劫機者來到我面前,」薩格斯回憶說。「用腳踢我,打我,罵我是美國豬。我心想這下我是死定了。我默默祈禱,祈求上帝讓我投入他的懷抱。」

  突然之間,飛機的後門打開,有12個拿著自動武器的民兵大聲叫喊著衝上了飛機。恐怖分子成功地得到增援力量……給解決問題增添了更大的困難。

  這12個人中,有一個自稱是吉哈德,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他實際上是黎巴嫩的首要恐怖分子之一,叫伊邁德?穆格尼亞。他以前曾經是奧馬爾的成員,但這時候他代表的是真主黨——他是他們的「護法」。現在整個行動由他負責。

  在飛機補充燃料完畢之後,6名美國人,包括霍爾特?卡爾森、克林頓?薩格斯以及另外3名海軍潛水員被迫坐在飛機最後兩排的座位上。此後不久,這6個人很快就從飛機後面的舷梯邊上被帶了下去,帶進一輛等候在那兒的封閉式卡車。又過了一會兒,第二批5名乘客(包括一名海軍潛水員和四個名字聽起來像猶太人的人)也被帶下飛機,上了另一輛卡車被帶走了。

  等待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TWA847航班再度起飛前往阿爾及利亞。這一次的阿爾及利亞之行要一直延續到星期天。

  現在是星期六黎明時分。

  卡爾?斯廷納受命派出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時,羅伯特?斯特瑟姆的屍體已被扔在停機坪上。特種部隊還需要進行6到8小時的飛行,才能到達預定位置以解決問題。

  斯廷納他們還在飛行途中,國務院指示紐林大使,請阿爾及利亞方面允許朗所率領的緊急支援小組入境。這個小組現在已到達斯戈尼拉。

  根據紐林大使的回憶,阿爾及利亞人不同意。他們不允許搞營救行動,而支援小組和那架空軍C140似乎就是搞營救的。

  由於不能把飛機或全部人馬帶進阿爾及利亞,朗只好盡自己的最大努力了。他挑選了三分之一的人員,然後率領他們乘商業航班經法國馬賽中轉進入阿爾及爾。

  與此同時,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以及支援小組的其他人員都到了斯戈尼拉,而且在飛行途中制定了行動計劃。降落之後,他們就與那架環球航空公司波音727以及從英國飛來的兩架戰爪運輸機取得了聯繫。營救行動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在天亮之前還有足夠的夜色作掩護,以便前往阿爾及爾完成這次行動。不過,營救行動所面臨的將是另外一種局面,因為現在飛機上已經不是它第一次在阿爾及利亞降落時的情況了。當時飛機上只有2名武裝恐怖分子,現在卻是14名全副武裝的真主黨民兵,有些人還帶著衝鋒鎗。

  可是,小分隊現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機庫裡等待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星期六清晨,那架TWA847航班又一次降落在阿爾及利亞。這一次它在那裡停留的時間將超過24小時。在剛剛完成的從貝魯特到阿爾及爾的充滿冒險的航程中,劫機者們對機上的乘客進行了逐個打劫。

  飛機降落之後,劫機者們提出了另一個要求。他們要求希臘政府釋放他們的同夥、一天前在雅典機場被逮捕的阿里?阿特瓦。劫機者們威脅說,如果不把他釋放,他們就會殺掉機上的希臘乘客。如果把他釋放,機上的希臘乘客將被釋放。希臘人作出了讓步。那天下午,一架奧林匹克航空公司的噴氣式客機帶著阿里?阿特瓦離開雅典飛往阿爾及利亞。

  然而,阿爾及利亞人利用釋放阿特瓦的機會,也讓恐怖分子作出了幾項讓步,同意釋放除了美國男子和機組人員之外的所有乘客。邁克爾?紐林說,阿爾及利亞人的談判非常出色。「他們絕對了不起,」他說道。「他們讓恐怖分子付出了應有的代價。」

  在斯廷納看來,恐怖分子並沒有明顯的「付出」,因為恐怖分子一直處於控制地位——而且現在依然如此。

  紐林後來回憶說,星期天上午他離開機場的時候,他深信阿爾及利亞人和國際紅十字會將在不出現進一步流血的情況下解決這一危機。他是帶著這個信念進入夢鄉的。

  幾個小時之後,一位使館官員把他叫醒:劫機者再次要求補充燃料。

  這時候,紐林打電話給阿爾及利亞總統府秘書長(阿爾及利亞行政首長的首席行政長官),說明了美國人的立場:「應當採取一切措施制止飛機起飛,即使這意味著要打掉飛機的輪胎。」

  很快,那名使館官員就向紐林匯報說,那架TWA847航班即將起飛。紐林再次撥通了秘書長的電話。

  「我們不得不放他們走,」那個阿爾及利亞人對他說。「劫機者威脅要炸掉飛機。」後來,阿爾及利亞方面提出另一個借口:「毫無疑問,劫機者們聽到了無線電廣播,說美國特種部隊已經出發的消息。」這是他們的解釋。

  這樣的說法是毫無誠意的。無論劫機者是否聽到這樣的報道(事實上,大部分報道都是不準確的),他們的行動已經證明,他們從一開始就擔心會發生營救行動。他們不需要新聞報道來告訴他們: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地面上待的時間太長了。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沒有得到阿爾及利亞方面對營救行動的同意,即使得到他們的同意,形勢也已經變得非常不利、非常複雜。現在的情況與847航班第一次在阿爾及利亞降落時已大不一樣,恐怖分子顯然已經控制了飛機。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人數增加了,他們在貝魯特還卸下了總共31名人質,其中至少有19名被分佈在貝魯特迷宮似的南郊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當中。現在已經無法一次性地營救所有人質。

  上午8時剛過,在阿爾及利亞停留了25個小時的TWA847航班再度起飛。一個小時之後,戴維?朗和5名緊急支援小組的成員乘一架阿爾及爾航空公司的班機飛抵馬賽,可是已經太晚,已經無法影響TWA847航班劫機事件的結果了。因為它已經永遠離開了阿爾及爾。

  與此同時,那架847航班再度飛向貝魯特。當恐怖分子在策劃進一步行動的時候,機長特斯特拉克在仔細地聽著。他們企圖再次回到貝魯特去補充燃油,然後(他認為是)前往德黑蘭。這顯然不是特斯特拉克想去的地方。他覺得,這一次他們在貝魯特降落之後,他一定要想辦法不讓他們再次起飛。特斯特拉克和飛行技師齊默爾曼制定出他們的計劃。飛機在貝魯特著陸之後,齊默爾曼關閉了油路閥門,同時關閉了通向一個發動機的電源。儀表板上的指示燈發瘋似的開始閃亮。

  「TWA847航班已經不能再飛了,」特斯特拉克對穆格尼亞抱怨說。「除非從美國弄一台新發動機來。」

  現在是貝魯特時間星期天的下午,華盛頓時間則是星期天上午。

  這時候,卡爾?斯廷納得出的結論是,那兩架戰爪運輸機和那架波音727已經沒有了用武之地。在徵得五角大樓的同意之後,他解除了它們的任務。接著他讓部隊其他成員登上飛機,直飛塞浦路斯。後來,戴維?朗和他的緊急支援小組也到那裡與他會合。斯廷納仍然有足夠的能力進行一場營救行動——他仍然希望隨著事態的發展,機會可能會自己出現。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貝魯特是一塊硬骨頭,比阿爾及利亞難啃得多。飛機上還有30名乘客。至少現在還知道他們在哪裡,可是早先被帶下飛機的那19個人就不知去向了。控制黎巴嫩南部的武裝民兵現在把他們分別扣押在不同的地方(大部分在地下室裡)。

  他們就像石沉大海一樣了。

  一次不光彩的經歷

  在那些日子裡,在貝魯特很難得到比較可靠的情報:例如,美國的國家衛星系統無法截獲民兵的通信聯絡,因為他們使用的是手持式低頻無線電對講機或者靠通訊員傳遞信息。更糟糕的是,最近中央情報局貝魯特情報站站長威廉?巴克利遭到綁架和折磨,美國的情報網絡慘遭破壞。美國別無選擇,只能假定他已經供出了情報網絡,其中的特工已經被「壓制」。

  斯廷納一到塞浦路斯,就打電話給美國駐黎巴嫩大使雷金納德?巴塞洛繆,請他介紹最新情況,並問他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能提供什麼幫助。

  雖然他們已經有一年多沒有見面,但他們相互非常瞭解,因為在1983年和1984年初,他們都在戰火紛飛的貝魯特。他們所處的地區曾遭到過多次炮擊,他們和現在扣押了至少19名TWA847航班人質的派系領導人曾有過多次會晤。這樣的經歷使他們相互之間非常尊重。

  「我想讓你做的,」巴塞洛繆說,「是帶著你手下兩個人和緊急營救小組的兩個人飛到我這兒來。你一到貝魯特,我們就將確定最後的行動方案。然後你可以回到塞浦路斯開始行動。」

  斯廷納立即帶上「皮特」中校、緊急營救小組的兩名重要成員(一名來自國務院,另一名來自中央情報局),以及一台衛星通信無線電機器操作人員登上一架直升飛機飛往貝魯特。就在他們向大使官邸附近的直升飛機停機坪降落時,他們清楚地看見了貝魯特國際機場停機坪上的那架TWA847航班。

  巴塞洛繆的首要任務是監視847航班的動向,這一點也不奇怪。

  「我們有很好的監視能力,」斯廷納告訴他。「我一回塞浦路斯,就把人給你派過來。」

  在這段時間裡,斯廷納從塞浦路斯帶過來的其他人,包括衛星通信和操作人員,都和大使一起待在貝魯特,保證了聯繫不中斷。

  斯廷納派給巴塞洛繆大使的監視分隊有四個人隨身攜帶了供白天和黑夜使用的長距離監控器材。他們到達貝魯特一小時之後,他就讓他們把設備架設到一座可以俯瞰貝魯特國際機場的小山坡上的房子裡。

  在隨後的幾個小時裡,這個小組成了有關TWA847航班情報的惟一來源。當天夜晚,阿馬爾民兵讓其餘人質和機組人員也下了飛機,把他們分散到貝魯特的南郊。現在已無法知道這些人質的去向。

  雖然他們在塞浦路斯又待了兩個星期,可是卡爾?斯廷納和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在TWA847航班事件中的作用已經結束。現在這個問題要取決於敘利亞、伊朗以及各派領導人的談判了(華盛頓方面也主動作出了一些外交上的努力,但對於這件事的最終結果似乎沒有起多少作用)。最後,哈菲茲?阿薩德取得了成功,人質被釋放,被送到大馬士革,並在那兒把他們交給了美國大使。

  這是阿薩德的勝利,他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因此而提高——但這對斯廷納和他的同伴們來說則是一次不光彩的經歷。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看到紅十字會的車輛從貝魯特出發,把人質送往大馬士革,我們的心裡很不是滋味。我們的腦子裡有個揮之不去的想法:我們有能力進行一次營救行動,而且本來可能是項輕而易舉的行動。可是我們沒有把它辦成,因為我們一直沒有得到機會。

  有三個因素一直是我們所無法控制的。如果這三個因素發生變化,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樣:

  第一,我們需要有和我們保持同樣戰備水平的專用飛機。

  第二,我們一知道劫機的消息之後,就應當立即出動。

  第三,我們需要阿爾及利亞政府把那架環球航空公司的飛機扣在地面……然後允許我們進行營救行動。

  我們飛回本土的時候,我心裡想的就是這些,於是決定在即將向參謀長聯席會議(JCS)主席作簡要匯報的時候,直截了當地說明我的觀點。

  第二天,我在五角大樓作了簡要匯報。我詳細講述了這件事的整個過程(由於我們經常保持著通信聯絡,這些情況大家都很清楚)。在做結論的時候,我說了類似下面的這樣一段話:

  「諸位,這件事情把我們弄得焦頭爛額。對這樣的事,我們都應當感到無地自容。我認為這種性質的失敗,特別是從政治上來看,後果是災難性的,就像打了一場大敗仗。

  「我們應當能想到,恐怖分子比我們更瞭解華盛頓對決策過程的時機把握,以及特種部隊出動並到達行動地點所需的時間——他們是在這樣的循環中運作的。結果,我們總是在追蹤自己的尾巴——如果我們不能改變這種情況,我們就將永遠如此。

  「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如果我們不能給這樣的使命以適當的優先權——也就是具有專用的空運資源——那麼我們就不應當執行這樣的使命,以免浪費納稅人的錢。」

  我知道在這種場合,像我這樣級別的人說這些話,份量是夠重的了,但我覺得我應當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他們,也是為了我們特種部隊的人。

  我還覺得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維西將軍、陸軍參謀長夏伊?邁耶將軍、海軍陸戰隊司令P?X?凱利(我曾經當過他的快速部署聯合特遣部隊的參謀長,不久前他的陸戰隊官兵在貝魯特遭到恐怖分子汽車炸彈的襲擊而喪生)清楚地懂得我提的是什麼建議。我肯定在其他軍兵種首長的支持下,他們會使我的建議成為現實。

  他們確實這樣做了。

  在此後的幾個月中,配備雙機組人員的C141運輸機處於和我們一樣的戰備狀態(雖然對於10月份的事件來說,這樣做已經太晚,於事無補了)。

  事實證明,這一主動步驟,以及原先給予特種部隊指揮部關於與友好國家建立關係並向希望得到幫助的友好國家提供幫助的行動自由與權力,在反恐戰爭中都是有益的。

  參聯會的會議

  1985年10月7日:是檢驗這些新舉措的時候了。

  斯廷納到達參謀長聯席會議後不久,就得知了那艘被劫持游輪的情況。那是意大利的「阿希爾勞羅」號游輪。信息的來源是那艘船上發出的緊急求救信號,收到信號的是瑞典哥德堡的一個無線電台。這條信息說,一批武裝人員控制了這艘在埃及沿海航行的游輪。就這麼一點信息。靠這一點信息是難以採取什麼行動的,但卻足以判斷需要動用什麼樣的力量去「解救這條船」——並知道他們應當立即出動。

  由於這是一個複雜的目標,由於誰也不知道這次行動將在港口還是公海上進行,所以斯廷納指示作戰處長弗蘭克?埃克斯上校,讓他通知各級指揮官,要下述部隊立即作好部署準備(在此之前埃克斯已經想到了):

  ●海軍海豹突擊隊:需要突擊小分隊、狙擊小分隊以及各種船舶分隊。因為這主要是一次海上行動,海豹突擊隊將起主導作用。

  ●其他經過挑選的人員和特種作戰單位:領導、策劃及情報人員。大約需要25人。陸軍特種直升機編隊:10架黑鷹直升機、6架小鳥武裝直升機以及4架小鳥運輸直升機。(這是在實踐過程中逐步確定的標準警戒編隊,對於完成這項任務是足夠的,還可以安排噴氣式飛機運輸機協同。)

  ●空軍特種戰術行動人員:機場控制和傘兵營救。

  ●特遣部隊指揮小組:必要的作戰和情報參謀、情報和醫務人員。

  雖然海豹突擊隊在突襲方面受過專門訓練,可以在幾分鐘之內完成任務,但一艘游輪卻是個非常難以攻擊的目標。攻擊行動必須於夜間,在游輪航行途中進行,因為誰也沒有想出一個能讓游輪停下,而又不會對它造成破壞的辦法。在海豹突擊隊登上游輪之後,他們必須在第一波攻擊中消滅他們能發現的所有恐怖分子,控制乘客和船員,對至少1000個艙室、隱蔽地點和縫隙處進行搜查,清除裡面暗藏的恐怖分子……和可能的爆炸裝置。

  力量分配完之後,斯廷納指示他的副指揮官弗蘭克?凱利准將著手組建遠程戰略運輸機所必需的軍事空運指揮部,其作戰能力應當具體滿足特種作戰的需要。這是一支比通常需要大得多的部隊,但這將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具挑戰性的目標。

  斯廷納知道,空運將成為這頂帳篷中最長的支撐桿,但它是由軍事運輸指揮部控制的,不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內。雖然特種部隊需要隨時作好準備,要在2個小時內出發,但必要的運輸力量卻沒有保持同樣的戰備警戒狀態——特別是C5。此外,還要挑選受過特種作戰訓練的機組成員,要能進行燈火控制下的低空全天候飛行。恐怖分子並不是笨蛋。他們根據我們途中所需的實際飛行時間,華盛頓的決策圈通常所用的時間,就能知道我們的反應時間。他們就在這段時間裡展開活動。分分秒秒都很寶貴。

  對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常備要求是:一旦收到關於突發事件的通知,就能立即出動。如果後來發現不涉及美國的利益,飛機可以在大西洋上空掉頭返回。如果存在著威脅,特遣部隊將會搶在獵物之前到達。

  與此同時,斯廷納繼續與華盛頓聯繫,獲取進一步的情報。由於只有國防部長和總統才有權下令派特種部隊去執行任務,他還要注意這方面的問題,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或者他的助手和國防部長取得聯繫。

  大約在9時整,斯廷納給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聯合參謀部的作戰部長打電話。聯合參謀部的作戰部長也像斯廷納一樣,一天24小時隨時都能找到。斯廷納在電話中問他是否有進一步的情報,並要求啟動他的聯絡分隊。部長將把這項請求向3個星期之前到任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威廉?克羅海軍上將匯報。

  斯廷納的這些由3個人組成的聯絡小分隊隨時處於待命狀態。每個小分隊都有一位作戰參謀(上校或者中校),一位情報參謀(少校)以及一名衛星通訊無線電報務員。每個小分隊都能確保斯廷納和參與危機處理的關鍵人員立即取得聯繫。聯絡小分隊隨時瞭解他的想法和做法,並有權代表他說話。

  作戰部長向斯廷納保證說,關於派出聯絡小分隊的問題,他很快就會給他答覆。「信息很少,很零碎,」他繼續說。「那艘游輪似乎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附近遭到劫持,此前游輪上的大部分乘客都上岸參觀金字塔去了。有跡象表明留下的乘客中有美國人,但有多少人上岸遊覽,有多少人留在船上,目前還不清楚。」

  「好消息,」斯廷納回答說。「這就意味著需要區別和控制的人數少了許多……有更多的理由立即展開攻擊。」

  「你會很高興地聽到,作戰行動小組很快就要開會,」他回答說。作戰行動小組將影響派遣命令。「我們很快就能得知他們的決定。」

  美國的危機處理小組也稱為作戰行動小組,或者叫恐怖事件處理小組,由國家安全顧問巴德?麥克法蘭領導。由於麥克法蘭陪同總統去了芝加哥,不在首都,所以會議由他的副手約翰?波因德克斯特海軍中將主持。小組成員包括國務院的反恐大使羅伯特?奧克利、國防部部長助理諾艾爾?庫克、中情局的查爾斯?艾倫、聯邦調查局的奧利弗?巴克?雷維爾、白宮工作人員弗雷德?菲爾丁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奧利弗?諾斯。這個小組的使命是監控危機局勢並以符合形勢要求的方式協調部門間的支持。該小組起到作戰方面的作用,但卻不在指揮鏈上,然而它可以向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適當的建議。

  斯廷納給聯合參謀部的作戰部部長打電話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他打電話說,除了空運力量外,特遣部隊已經做好待命準備,請他向克羅海軍上將重點反應這個問題。

  「我們必須在夜色中佔領這艘游輪,」斯廷納對部長解釋說。「這就意味著在明天天亮之前,我們至少要到達斯戈尼拉。」——10月8日(星期二)。「這將使得我們擁有用其他方式都得不到的選擇餘地。」

  碰到的第一次危機

  這是克羅上將上任以來碰到的第一次危機,不過他的助手阿瑟?莫羅中將已經干了兩年,參與了先前危機的處理,有一定經驗,與幾位關鍵盟友的私人關係不錯,可以很快進行協調。

  1985年特種作戰部隊多次前往斯戈尼拉,以便對恐怖事件作出反應,並為未來建立計劃和聯絡。斯廷納在那裡派駐了一個永久性的聯絡小分隊和一個衛星通信站,作為美國本部的指揮作戰中心的延伸。這個小分隊是斯廷納在地中海地區的眼睛和耳朵,一天24小時運作,收集作戰和情報信息,並通過斯戈尼拉協調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要求。

  就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而言,斯戈尼拉是一個重要的基地,美國方面的指揮官、海軍上校比爾?斯皮爾曼知道如何進行安排。斯皮爾曼總是考慮聯合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需要,無論是什麼樣的需要,都要與意大利方面保持很好的關係。(有一次正好碰巧,斯廷納和斯皮爾曼制定了一項計劃,萬一有這種需要,讓斯皮爾曼從意大利人手中接管機場控制塔台——在一般情況下控制塔台由意大利人管理……這項計劃實際上將於那個星期的晚些時候付諸實施。)

  那天下午晚些時候,華盛頓終於傳話過來,同意派出斯廷納的聯絡小分隊。於是他們全部換上便衣,乘坐商業航班出發。

  小分隊將在羅馬的美國大使館組建起來,由戴夫上校擔任隊長。有一個小分隊飛往德國斯圖加特的美國歐洲司令部駐地。另一個小分隊前往駐紮在意大利加埃塔的海軍中將弗蘭克?凱爾索的第六艦隊總部所在地。還有一個小分隊前往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的斯科特空軍基地的軍事空運指揮部。

  那天下午,斯廷納和特種部隊的指揮官們召開了一次電話會議,協調他們的行動。這些指揮部已經交換了聯絡官,這是一個正常的操作程序——每次都是同樣的人員。

  每隔一個小時左右,他就與華盛頓通話,要求給予空運支持並作出派兵的決定……時間在流逝!

  與此同時,不斷有少量情報傳來。儘管美艦「薩拉托加」號派出了飛機進行偵察,但是那艘游輪的具體位置還是不清楚。

  到17時00分,斯廷納終於得到通知說,已經同意派出特遣部隊。飛機很快就到。大家都快速向機場運動,準備登機。所要求的全部設備(直升機、特種船隻等)已經準備就緒,現在只是等著登機了。等飛機一到,登機是不會用太長時間的。

  此後不久,斯廷納接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名成員打來的電話,希望瞭解他們開始行動為什麼用了這麼長時間。

  「這一天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處於待命狀態,」斯廷納告訴他。「也許你可以幫我們一個忙,給五角大樓打個電話,請他們讓空運我們的飛機快點來。」

  空運飛機到達時已是午夜時分。此前12至14個小時,斯廷納就在盼望飛機了。在登機過程中,飛機的艙門上都加裝了專用天線,用於航行途中飛機之間的通話以及與這次行動有關的主要指揮官之間的通話。飛機的內部很快就設立了為作戰計劃而準備的工作台以及通信指揮台。

   在斯廷納的飛機上,除了參與指揮、作戰、情報以及空運之類的上校、中校和少校等作戰參謀人員外,還有空軍的作戰控制和通訊人員,大約20名操作手、射擊手以及醫療手術設備(在尾部艙門附近架設了一張手術台)。特遣部隊首席軍醫達雷爾?波爾少校從世界各地採購了最先進的醫療設備,並集中了一批外科手術專家,必要時他們可以在飛機尾部那張手術台上進行急診手術。

  10月8日凌晨大約1時整,飛機開始飛向斯戈尼拉。由於當時仍然沒有發現那艘游輪的具體位置,斯廷納計劃在那裡作短暫停留,留下一支海豹突擊隊小分隊和兩架小鳥武裝直升飛機。這是一個預防措施,以備將來的不時之需。後來他們確實發揮了作用。

  接著,他打算繼續快速向塞浦路斯的一個空軍基地運動。該基地處於地中海東部非常重要的戰略位置上,使用直升飛機就可以到達大多數潛在目標。

  特遣部隊比較熟悉這個基地,因為他們以前來過好幾次。但使用這個基地是有條件的。因為蘇聯的間諜衛星從它上方飛過。特種部隊的飛機必須在夜間降落,把從飛機上卸下的所有設備放進機庫。運輸機要在天亮之前離開。他們將分散到這一地區的其他基地,但又不能離得太遠,這樣一旦有情況,它們就能迅速作出反應。

  在飛越大西洋的航行途中,斯廷納花了一些時間整理新的情報。他們所面臨的挑戰已經初顯端倪:有4名全副武裝的恐怖分子,有97名不同國籍的乘客(其中有些是美國公民),有344名船員。船的位置仍然不清楚。自從劫持之後,它就立即進入了「無線電靜默」狀態並向北行駛。據推測它目前的位置在地中海東部的某個地方。

  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可幹的了。計劃已經到位,只要有更多的信息,就可以修訂計劃。著陸之後,他的部隊將把計劃付諸實施,可是眼下卻平靜得出奇。

  斯廷納感到飛機在顫動,他的思緒又回到了使他處於目前境地的原因。他回想起以前受過的訓練和完成過的任務,回想起他曾經到過的非常炎熱、極其荒涼的地方。他想到了他的一些前任——是他們創造了他目前正在介入的這種形式的戰爭。

  突擊隊襲擊、深入敵後偵察、破壞、游擊小分隊——只要與其他人發生衝突,這些現象都會存在。但是,在二戰之前,官方並不認可現在被人們稱為「非常規戰爭」的東西,認為它不是真正的軍人所從事的正當活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寫出了關於特種戰爭的書……

第二部分:先驅者   雅克是戴高樂的支持者

  1944年8月11日02時00分,法國中部在被德軍佔領的法國中央高原盧瓦爾省以南的科雷茲行政區上空,一架英國斯特林轟炸機在低空飛行。它是3小時之前從英國的一個基地起飛的,正加入由斯特林和哈利法克斯飛機組成的龐大機群向德國飛去。這架飛機在法國上空做了一個假動作,然後脫離機群,掉頭向西飛向英國方向,並不斷降低高度。當它下降到一定高度,進入德國雷達的盲區之後,又轉了個彎,隨後便向東南方向飛去。

  這架斯特林飛機上沒有裝載炸彈。在它那狹窄的機身裡,有一支由10人組成的法國空軍特勤隊(SAS)偵察小分隊、準備空投的物資以及戰略情報局1一個代號為「詹姆斯小分隊」的三人別動隊。空軍特勤隊偵察小分隊由一位姓沃捷的上尉指揮。詹姆斯小分隊的成員是美軍中尉傑克?辛格勞布、美國技術軍士托尼?鄧諾以及化名多米尼克?萊布的法國陸軍中尉。

  詹姆斯小分隊隊長辛格勞布是加利福尼亞人,是從佐治亞州本寧堡的第515空降步兵團調到戰略情報局的。(在一隻腳的踝骨骨折之後,他還想做一些有用的事,因而接受了專門培訓,成了一名爆破專家。)

  鄧諾來自威斯康星州的格林貝,身材很像歌手西納特拉,精力十分充沛,喜歡夜間跳傘潛入敵國的行動。他是個無線電員,也是個神槍手。

  那個法國中尉是一名來自布列塔尼的貴族,真名叫雅克?列貝爾?德彭傑利。法國抵抗運動軍官往往都是隱姓埋名的,因為納粹經常對他們的家屬進行報復。雅克(多米尼克)是小分隊不可缺少的成員。他的法語肯定比美國人流利。更重要的是,對法國複雜的政治情況的瞭解,他比辛格勞布深入得多。自由法國運動內部的派系鬥爭激烈,各派都希望在戰後領導這個國家——這個運動的右翼是保皇黨人,左翼是共產黨人,中間是戴高樂將軍的追隨者。除了共產黨人之外,其他派別都沒有把這些分歧帶進與納粹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和其他人一樣也想把納粹趕出法國,但是他們對戰後建立一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家同樣也很感興趣。在適當的情況下,他們都予以合作。雅克是戴高樂的支持者。

  戰略情報局,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

  辛格勞布背著降落傘,靠在斯特林飛機的艙壁上。多米尼克和鄧諾也彎腰坐在他身邊,不過他們都沒有說話。飛機發動機以及螺旋槳轉動的轟鳴聲使他們無法談話。他們都穿著英軍的迷彩服,戴著傘兵頭盔。辛格勞布的胸前掛著一個法國小風笛的口袋,裡面裝著密碼本和10萬法郎。他的腿袋腿袋是英國傘兵的發明,袋子裡放彈藥、電台、機槍支架、醫療器械、高爆炸藥以及其他裝備。空降時,這些東西與傘兵的降落傘連在一起,綁在傘兵腿上。快著地時,傘兵鬆開綁在腿上的腿袋,讓它先行著地。裡放的是身上帶不了的槍彈和手雷。他有一支西班牙造的9毫米駱馬手槍。之所以選用這種槍,是因為在被佔領的歐洲9毫米的子彈比較容易得到。

  飛機發動機的聲音在發生變化,飛機在減速。

  在長方形的後艙門——跳傘艙門,亦稱大兵洞——附近,是經過嚴格高難度訓練的空軍特勤隊。很快他們就一個接一個地從這個艙門跳了出去。一名機組成員把物資包推出飛機。

  接下來跳的是詹姆斯小分隊。

  他們朝那個黑洞洞的、風聲呼嘯的後艙門走去。

  「還有3分鐘左右,」皇家空軍一名跳傘長對著辛格勞布的耳邊大聲說。

  他們把張傘索鉤在鋼纜上,相互檢查纜索環上的夾子是否有問題,同時再次自我檢查了一番。辛格勞布從艙門向下看去,只能模模糊糊看出黑壓壓的樹林和色調較淺的田野,看不見任何燈光,但能看見幾條道路。

  3顆橙色信號彈照亮了下面的夜空,那是抵抗運動傘降場地的信號。辛格勞布知道,與此同時,一名抵抗組織的地面控制人員正在向飛行員發出預先規定的閃光代碼信號。如果代碼字母正確,他們將屏住氣從艙門跳下去。

  「走!」跳傘長在辛格勞布的頭盔上拍了一下,大聲喊道。年輕的中尉縱身跳進黑暗的夜空,在離地面800英尺的地方,他把腳踝和膝蓋併攏,雙手緊貼毛料褲子。他在黑暗中向下墜落,隨著他所熟悉的呼啦聲,他的降落傘打開了。(美國的降落傘有所不同,是在張傘索繃緊的一剎那將傘打開的,但那樣很可能會出現意外。英國的降落傘要等繩子繃緊之後才會打開,這是比較安全的開傘系統。不過,美國的傘兵胸前有一個備用傘,而英國人則沒有。如果他們的降落傘出了毛病,那就全完了。)

  辛格勞布抬頭看了看自己的降落傘,看見他的上面還有兩個傘——是多米尼克和鄧諾。在他們後面還有四個小傘——那是他們的物資。

  為了這一時刻,他接受了長期艱苦的訓練。

  那是1943年10月的一個早晨,在華盛頓特區軍需大樓的一間辦公室裡。他是響應號召去的——他們需要會說外語的志願者(他的法語說得不錯),需要願意到敵後執行危險任務的人。

  發出這一個號召的是戰略情報局。辛格勞布對這個機構知之甚少,只知道它是從事海外秘密情報和破壞活動的,它的負責人是那個傳奇式的將軍「野蠻的」比爾?多諾萬。這很合辛格勞布的心意。

  那場面試讓他難以忍受。不過,他們覺得他也許符合戰略情報局的要求,於是讓他第二天上午到總部的停車場集合,然後乘車前往國會鄉村俱樂部。這個名字並非別出心裁。從前,國會議員確實常去那兒飲酒、打高爾夫,但戰爭使它成了戰略情報局的訓練營地。不過它仍然保留了國會式的豪華:水晶吊燈、真皮座椅、鑲著貴重框架的油畫、上乘的瓷器。

  世界上頂尖的教官

  實際上,在國會鄉村俱樂部進行訓練,似乎與戰略情報局的普通志願者的身份很不協調。多諾萬原本是華爾街的一名律師,具有貴族血統,和當時比較有名的常春籐聯合會(美國東部八所名牌大學的聯合會)有著廣泛的聯繫,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挑選他來組建新情報機構的,所以他在這樣一個特權階層的俱樂部裡組建起他的戰略情報局,也就很自然了。大多數高級軍官都來自名牌院校畢業生占主導地位的職業。他們也像傑克?辛格勞布一樣,在這個10月的早晨來到這裡。然而他看到的不僅是這些社會精英人物,在場的還有像他這樣給人以剛毅感覺的空降兵中尉,他們也像他一樣來自候補軍官學校或者預備軍官訓練團候補軍官學校,美軍培養預備役軍官的學校,主要招收大學畢業生和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優秀士兵。後備軍官訓練團,美三軍在全國一千多所大專院校設立軍官培訓機構,學員接受津貼,除正常上課外,每週接受數小時軍訓。(戰爭使他中斷了大學的學業),這使他覺得輕鬆了許多。

  歡迎他們的上校開門見山地說明了他們即將面臨的挑戰:

  「你們被選送到這裡來,是為了檢驗你們在敵占區與抵抗組織並肩作戰的適應性。……我說的是游擊戰、諜報活動和破壞活動。顯然,誰也不懷疑你們的勇氣,但是,我們必須瞭解你們是否具有執行這些行動所必需具備的素質,因為這些行動的規模將是前所未有的。

  「游擊戰要求行動迅速,主要在夜間活動,行動之後就分散到鄉村地區,然後在數英里之外重新集結。一名游擊隊領導人所具備的技能,應當和最優秀的叢林戰士或者印第安偵察兵一樣。」聽到這裡,辛格勞布為之一振。他素來喜歡戶外運動——狩獵、捕魚、野營——雖然他也喜歡操場上的訓練和以團隊形式出現的體育比賽,但在中學和大學時代,只要有時間,他就徒步去海謝拉森林。在樹林中和荒郊野外,他覺得如魚得水,非常高興。

  「我們不是尋找孤膽英雄,」上校最後說。「當然,在未來的幾個星期內,你們的勇氣將受到考驗。我們需要成熟的軍官,要能夠迅速有效地訓練外國的抵抗組織,積極領導他們展開活動。如果我們對你們的潛力不完全滿意,就會分配你們去執行普通任務。」

  在隨後的幾星期裡,辛格勞布和他的戰友們一面學習基本的游擊戰技能,一面接受考核——如何在夜間隱蔽運動(穿越曾經被修剪過的草地),如何破壞鐵路道岔、電力變壓器以及橋樑等目標。但最重要的是,要考驗他們能否在心理上承受讓他們去完成的任務。到了敵後,他們將孤軍作戰。他們能否很好地堅持下來?他們能否很好地處理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機和災難?他們是否能夠指揮和控制那些只有匹夫之勇、不動腦子的人?

  為達此目的,每個小分隊都有由教官滲透進來的「奸細」,故意把事情搞亂。如何對付這個人,對於小分隊的最終成績評定往往很重要,而且比能否把模擬炸藥安放到鐵路路軌上重要得多。

  一旦他們成功地跨越了這些障礙,戰略情報局就把他們送到B1地區。這裡原先是馬里蘭州西部一個童子軍營地,後來成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週末度假場所——香格里拉。戰後這裡成了總統的度假區,也就是現在的戴維營。

  在這裡,訓練中突出了各種技能的培養,特別是徒手格鬥。

  訓練他們的,也許是世界上頂尖的教官——英國少校威廉?費爾貝恩。他是舉世聞名的費爾貝恩雙刃刀的發明者(是突擊隊員近距離格鬥的首選武器),也是突擊隊員徒手格鬥訓練課程的開創者。費爾貝恩的理念非常簡單:經過幾個月的訓練,你要能熟練使用盟軍和敵人的各種武器,熟練得就像參加棒球大聯盟賽的運動員本能地揮動球棒那樣。

  他們從早到晚都在進行這種訓練——此外還有早晨的跑步,克服迷宮般的危險障礙,夜間匍匐通過寒冷、雨水浸透的林區去安放模擬炸藥,進行密碼編製和秘密無線電聯繫等科目的訓練。

  當年12月,辛格勞布乘坐「伊麗莎白女王」號郵輪前往英國。到了那裡之後,他繼續接受訓練。領導他們的是英國特種作戰指揮部。這是負責英國所有非常規作戰群體的總機構。它不僅負責空降、偵察機、快艇、潛艇中隊的訓練,而且在世界各地進行秘密特工訓練;它具有一批造假專家和地圖繪製專家,足以使幾百個詹姆斯?邦德英國著名間諜小說家伊恩?弗萊明的系列間諜小說中的主角,代號為007。忙得不亦樂乎。由特種作戰指揮部訓練的諜報和破壞小分隊,被派往被佔領的歐洲開展活動已有一段時間。現在,戰略情報局聯絡小組也已經進入法國,參與到秘密活動之中。戰略情報局的這些小分隊很快就將發揮較大的作用。

  與在弗吉尼亞和馬里蘭州的訓練難度相比,在英國的訓練毫不遜色。開始時,訓練重點在跳傘和實彈射擊。但卻不斷加大了如何應付可能遇到的實際情景的訓練——秘密活動的技能以及掩護身份的編造。那些不能通過測試的人都被送回了正規部隊。

  經過一段時間,他們全都被編成了三人一組的小分隊,每個小分隊有一名美國或英國軍官、一名法國軍官以及一名無線電員。這些小分隊將空降到被佔領的法國,去組織、訓練、領導法國抵抗組織,以支持盟軍的登陸。當時的希望是,到盟軍登陸時,抵抗組織的人員將數以萬計,納粹佔領軍將陷入兩面夾擊的境地——美國人、英國人、加拿大人將從西面的諾曼底壓過來,而抵抗組織將在後方攪得德國人不得安寧。

  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納粹對平民百姓的報復,在盟軍登陸之前,抵抗組織游擊隊不開展大規模襲擊,這一點非常重要。抵抗組織的目標和時間表應當與盟國的總體目標相協調。這就要求在具有極大壓力、高度危險環境中的抵抗組織在心理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相當敏銳。

  這個行動的代號「傑德堡」是蘇格蘭一座城堡的名字,所以它的小分隊就被稱為傑德堡小分隊。

  大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

  辛格勞布降落在齊腰深的灌木叢中。他就地一滾,然後站起身。他把降落傘捲成一捆,看見多米尼克和鄧諾在50米開外安全落地。

  樹叢中出現了黑色的人影,輕聲用法語呼叫。有些人過去尋找空投物資的降落傘。大多數人都立即散開構成一道環形防線。有個人走了過來。這是他們的聯絡員,是英國特種作戰指揮部的軍官西蒙。他解釋說,他們的降落地點離一個叫博訥豐的村莊大約3公里,離位於埃格勒通的德國兵營大約20公里。

  經過幾個月的訓練,傑克?辛格勞布終於進入了被佔領的法國。當時他23歲。

  很快,這3名傑德堡小分隊的成員就準備上路了。那台沉重的電台藏在鄧諾的背包裡。辛格勞布把彈匣裝在衝鋒鎗上,把保險栓撥到擊發位置。他們把降落傘處理掉之後,把背包背在肩上,跟隨西蒙和抵抗組織進入了夜幕籠罩的樹林。在行進過程中,辛格勞布從職業軍人的本能出發,滿意地發現抵抗組織不僅受過良好的訓練,而且武器裝備也不錯。他們在行進時相互之間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在他們前面有一個尖刀班,兩側有策應。

  他們所面臨的形勢是:當時在這一地區活動的法國國內武裝抵抗組織有8000餘人,其中5000人屬於受過良好訓練、裝備精良的戴高樂秘密部隊(AS),其餘的大部分是共產黨領導的法國游擊隊。雖然這兩者之間沒有多少好感和合作,但是自從諾曼底登陸以後,抵抗組織對德國兵營和車隊的襲擊不斷增加。

  與此同時,盟軍在諾曼底灘頭似乎即將取得突破。一旦如此,盟軍將迅速沿盧瓦爾河揮師西進。他們很有可能在第二個地點發動進攻——從地中海沿岸到法國羅訥河谷——這將對德國人造成進一步的壓力。

  盧瓦爾河起源於法國南部,先向北後向西流經巴黎以南100公里的奧爾良省,最後向西流入大西洋。這條大動脈穿越科雷茲省,第89號國家公路把海岸城市波爾多與羅訥河上的里昂聯繫起來(羅訥河在盧瓦爾河東面,向南流入地中海)。第89號公路是德國人的後勤補給線——也是他們從法國西南部撤退的必經之路。由於這個原因,公路兩側的德國軍隊都具有相當的戰鬥力。部署在公路沿線的德軍配備了2000多門老式火炮和裝甲車輛,扼守著公路沿線的4個要衝(蒂勒、布裡夫、埃格勒通、於塞勒)。受過專門訓練、具有機動能力、專門對付抵抗組織的德軍,則裝備了輕型裝甲車、卡車和偵察機,隨時準備消滅自由法國抵抗組織的武裝。德國人意在保持羅訥省內第89號公路的暢通。

  另一方面,抵抗組織在地形方面佔有很大的優勢。法國的中央高原地勢險峻,有許多軍事上可以扼守的要地。公路和鐵路都穿過科雷茲省狹長的山谷地區。那裡有許多橋樑、高架道路、涵洞——有許多可襲擊的目標。更有意思的是,盟軍在諾曼底的突破將切斷在法國西南部的德軍的退路。盟軍在橫掃羅訥河谷之後,將收緊口袋,使德國人成為甕中之鱉。抵抗組織在中央高原舉行大起義的時機已經成熟。

  抵抗運動從盟軍的空投中得到了現代裝備。他們希望得到,而且也確實需要更多的武器裝備,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詹姆斯小分隊的任務是教會抵抗運動游擊隊使用這些武器,同時起到游擊隊與盟軍司令部之間聯絡員的作用,以便聯繫更多的空投。在必要的時候,他們還將進行一些破壞或伏擊行動。此外,他們還將承擔領導遊擊隊與德國人作戰的任務。然而在德國人眼裡,傑德堡小分隊並不是軍人而是間諜。如果小分隊的人被抓獲,就將面臨殘酷的折磨甚至被處死。(想要的人都領到了毒藥丸。辛格勞布沒有領。)

  他們朝著一個農舍運動。那裡將成為他們的第一個指揮部,法國人稱之為指揮所(它的所在地點經常轉移)。西蒙把明顯的路標指給他們看,同時把形勢向他們作了說明。他說:「這裡所有的德國兵營都處於包圍之中,德國人夜間不外出,因為他們怕遭到伏擊。埃格勒通是一塊難啃的骨頭。那裡有德國人的一個加強步兵連,其中至少有一個排的黨衛軍。他們盤踞在科雷茲谷地中的一個險要的地點,有相當數量的機關鎗,好幾門反坦克炮以及一些迫擊炮。他們還有一個無線電台,可以和他們位於克萊蒙費朗的師部保持聯繫。」克萊蒙費朗是德國陸軍訓練反抵抗運動游擊隊的基地之一。「德國人在布裡夫和蒂勒的兵營比在埃格勒通的大,」西蒙繼續說道。「不過包圍他們的游擊隊也比較多,他們沒有無線電;我們把所有的電話和電報線都切斷了。」月光下可以看見他臉上的微笑。「這些傢伙不知道我們想幹什麼。」

  對於游擊隊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形勢。敵人感到不安,非常緊張,隨時都會受到攻擊,可是他們還沒有被打敗,還很厲害。採取強有力行動的時機已經成熟,但是過分自信可能把事情搞糟。

  黎明剛過,他們開了一次戰前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傑克?辛格勞布、多米尼克、西蒙、沃捷上尉(他和他的空軍特勤隊偵察小分隊來得比較早,是穿越樹林,走了很長一段路來的,攜帶的裝備比他們原先希望的要少一些,由於各種失誤,他們的4包東西找不到了),另外還有當地抵抗運動的指揮官。此人顯得剛毅、帥氣,曾經是法國正規軍的職業軍官,化名為休伯特上尉。他在沃捷之後到會。他開的那輛老式雷諾車在戰前還是很時髦的。他指揮的3000人是作為戴高樂秘密部隊的蒂勒軍團。

  等空軍特勤隊的人和休伯特抵抗組織的幾個班在指揮所四周布設了一道環形防線之後,會議就開始了。休伯特有重要事情要商討。主要是:

  他的部隊裝備很差。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有武器——繳獲來的德國毛瑟步槍、施邁瑟衝鋒鎗,還有一些英國造的斯特恩式輕機槍和手槍。在科雷茲地區裝備最好的抵抗組織是秘密部隊司令(化名帕特裡克)的部隊。7月14日,也就是巴士底獄日,美國出動70架B17運輸機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空投,向帕特裡克提供了足夠數量的步槍、斯特恩式輕機槍和布倫式輕機槍、手雷、手槍、一些火箭筒以及英式皮亞特反坦克武器,來裝備他這支2000人的武裝,不過,給休伯特留下的已經寥寥無幾。

  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不過,帕特裡克的部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部隊沿第89號公路設置了三個永久性伏擊點,對布裡夫的德國兵營形成了完整的包圍圈,並封鎖了通向科雷茲峽谷的西南通道,一支規模較小但同樣裝備精良的秘密部隊封鎖這個峽谷的東北入口。

  休伯特強調指出,他的部隊不僅熱切希望參與這次行動,自從3年前躲過德軍的閃擊戰以來,他們有許多人一直期盼得到武器。「我們的人個個摩拳擦掌,想跟德國鬼子打,」他說道。「可是我們總不能赤手空拳去打仗嘛。」

  多米尼克問他具體需要什麼,以便與倫敦方面聯繫,休伯特立即(非常內行地)拿出一張早就準備好了的、用打字機打印的單子。他以更為嚴肅的語調說:「還有一件事,」他的用詞非常謹慎。「共產黨游擊隊最近強行進入這一地區,尤其是公路以南、埃格勒通周圍的山裡——那兒一直是我的活動地區。他們的指揮官以前是個學校老師,當過幾天兵,現在自稱安東尼上校。安東尼指揮著一支3000人的裝備精良的部隊。」他們的武器也是在美國巴士底獄日大規模空投時獲得的。

  「先前他們只在我們南邊的洛特加龍省活動,可是現在到了這裡。安東尼對和我們合作的事根本不感興趣,」休伯特毫不掩飾自己的蔑視情緒。「他非常注重政治。他想打敗德國鬼子,在公眾中揚名。他肯定不願意和我們分享這個勝利。」

  休伯特的言下之意已不言自明。如果他自己的部隊在武器裝備上達不到安東尼的水平,共產黨人就很可能解放中部的科雷茲省,從而贏得政治籌碼,為他們在戰後的政治舞台上爭得一席之地。許多共產黨游擊隊的隊員都非常好,很英勇,具有獻身精神,作戰頑強,他們傷亡很大,可是他們沒有受過什麼訓練——與其說是一支紀律嚴明的戰鬥隊,不如說是一批武裝起來的烏合之眾。他們並不希望與秘密部隊協調行動,即使願意,這樣的協調行動又談何容易。無須說,共產黨游擊隊和戴高樂秘密部隊之間的關係比較緊張。

  休伯特繼續往下說:與此同時,從上面傳來消息,說喬治?巴頓將軍的第三軍終於突破了諾曼底防線,正迅速揮師東進,向盧瓦爾省與塞納省之間挺進。這就意味著他的南翼是暴露的——對此巴頓將軍並不在意。「讓他媽的其他人去為兩翼操心吧,」他對一個副官說道。即便如此,他的右翼畢竟是暴露了,法國內地軍由法國敵後各派抵抗組織統一組成的武裝部隊。卻接到命令保護他的右翼。他們的具體任務是,阻止南面盧瓦爾省或者西面中央高原過來的德軍。

  這意味著:法共游擊隊與戴高樂秘密部隊之間的緊張政治關係突然變得非常危險。阻止德軍的行動需要密切的協同動作。如果像安東尼的部隊那樣繼續採取獨立的、有政治意圖的戰略,並繼續抵制合作,德國人就可以像對付一串珠子那樣,對抵抗運動的武裝力量進行各個擊破。這對於平民百姓來說無疑是壞消息,因為納粹會進行瘋狂的報復。

  諾曼底登陸剛過不久,兩名過於衝動、敗事有餘的游擊隊員使格拉納河畔的奧拉杜爾鎮和蒂勒鎮遭到納粹的大屠殺。在蒂勒,納粹在電線桿上吊死了將近100個男人;在奧拉杜爾鎮,黨衛軍把數百名男子趕進穀倉和車庫,把數百名婦女和兒童關進鎮上的教堂,先用機槍掃射,然後放火焚燒了穀倉、車庫和教堂。裡面的人——男人、女人和孩子——無一倖免。此後,納粹洗劫了這個小鎮,還打死了幾個躲在地窖裡的人。他們的血洗使那裡成了鬼鎮。

  毫無疑問,休伯特言之有理。無論是軍事上、政治上還是人道上,他的軍隊都有理由得到武器。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都答應盡力幫助他。

  那天上午晚些時候傳來消息說,一個戰略情報局小分隊炸毀了連接波爾多和里昂那條東西向鐵路一條支線上的鐵路橋。另一個小分隊破壞了一座水電站,不僅切斷了蒂勒一家兵工廠的電源,還使得科雷茲和波爾多之間的電氣鐵路無法運行。其他一些抵抗組織的領導人也看準了第89號公路上的橋樑,所以要求得到炸藥。

  這就使辛格勞布中尉面臨一個問題。雖然橋樑是合法的目標,但使公路癱瘓卻不是個好主意。穿越科雷茲的第89號公路是預設埋伏的好地方,如果這條公路被關閉,就會迫使德軍車輛向北行駛,進入比較開闊的盧瓦爾省鄉村地區——暴露巴頓的側翼。結論:最好的辦法是,保持對第89號公路沿線德國兵營的壓力,不去破壞公路上的橋樑,使公路暢通。這條決定很快就成為詹姆斯小分隊給抵抗運動下達的第一道作戰命令。

  在隨後的幾天裡,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進行了實地勘察,特別察看了蒂勒、布裡夫、於塞勒和埃格勒通的德國兵營——堆著沙袋的窗戶、鐵絲網障礙和機槍火力掩體。受過良好訓練、紀律嚴明的抵抗組織設立了種種路障,他們已經把這些兵營孤立起來。很快他們就將採取協調行動。

  與此同時,安東尼的共產黨游擊隊的7個連和休伯特的秘密部隊的2個連完成了對埃格勒通的包圍,後來證明這確實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令人不快的是,這種「聯合」安排並不比先前的共產黨游擊隊和戴高樂秘密部隊之間的「合作」行動好多少。像以往一樣,共產黨人想自己單獨干。

  過了一兩天,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帕特裡克的地區情報官(他自稱科廖蘭)傳來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安東尼游擊隊中的線人提醒科廖蘭說,前一天晚上安東尼強行攻打埃格勒通,沒有把這次行動告知休伯特,他也不想和參與包圍任務的秘密部隊協同行動。

  更糟糕的是,缺乏訓練的游擊隊把事情搞砸了。由於攻擊無方,他們沒有能打德國人一個冷不防。德國人有秩序地且戰且退,設法退進了位於小鎮邊緣一道山樑上的職業學校。那是一個有強化工事、易守難攻的庇護所——由石頭與混凝土構建的三層樓房。由於德國人與他們的地區司令部有無線電聯繫,還有重機槍和一門37毫米反坦克炮,所以就像在陰溝裡的老鼠一樣安然無恙。用不了多久,一個裝甲車隊就會前來解圍。很快他們還將得到空中支援。

  傑德堡小分隊所面臨的選擇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必須去埃格勒通(與已經在那裡的休伯特會合),盡量設法解救危局,準備伏擊德國人的救援裝甲車隊。由於到處都有通敵者與間諜,他們3人(以及秘密部隊派出護送他們的10個人)不得不走抵抗組織使用的偏僻林中小道——直線距離大約25英里,實際行走將近50英里。他們走了整整一天。

  重機槍和反坦克炮

  那天晚上,他們與休伯特取得了聯繫。休伯特把他的指揮所設在一幢有圍牆、帶花園的石頭房子的底層。那裡離職業學校的西北角只有500米。他的兩個連佔領了附近房子和下面一條道路的有利地形。

  休伯特進行了情況簡介之後,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很快地環顧四周,想與法共游擊隊取得聯繫,並進行必要的偵察,以便實施比較實際的攻擊計劃。可是他們很快就決定等天亮再說,因為游擊隊的哨兵警告他們不要靠近,其敵對態度非常明顯。

  第二天上午,共產黨人游擊隊的懷疑和敵視態度有所改變,經過一番好說歹說,傑德堡小分隊的這兩名軍官終於進了游擊隊的地區。

  游擊隊的無紀律現象再次使辛格勞布非常吃驚:他們時不時地用布倫式輕機槍對著學校正面的石牆胡亂射擊,除了打得碎石亂飛,根本沒有任何作用。缺乏協調的火力就像沒有聚焦的鏡頭——是一種浪費。

  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問游擊隊的指揮部在哪裡,臉色陰沉的法共游擊隊員指了指離那個學校不遠處一幢彈痕纍纍的房子。通向那裡的道路充滿了危險,因為從那個學校可以看見前面的街道,路上有很多碎玻璃和碎石子,從上面走過去不可能不發出聲音,不可能不引人注意。他們一路上遇到的法共游擊隊員使情況變得更糟,因為他們似乎都對他們指指戳戳,想知道他們是幹什麼來的。

  他倆貓著腰沿街道向前跑了一段路,然後穿過後園,閃身進入離學校最近的一幢房子的後門。

  多米尼克留在原地,辛格勞布爬上屋面鋪著石板的閣樓觀察情況。透過閣樓上那扇方形小窗,可以看見200米開外的那所學校。他打開窗戶,慢慢地抬起身子向外望去。

  此刻他立刻就用上了戰略情報局在英國受訓時所學到的東西——如何進行快速準確的偵察。這就像冥思技能:要排除頭腦中有意識的思維,使目光像照相機一樣聚焦,把眼前看到的都記錄下來,好像腦子就是照相機的膠卷。辛格勞布的目光掠過學校的院子,掠過那條道路,掠過學校的圍牆和窗戶,他看見了圓木路障,翻倒在地的混凝土板,還有堵住窗戶的沉重傢俱。灌木叢中移動的人影表明那也許是一個機槍火力點。

  就在這時候,從下面傳來憤怒的叫喊聲。他可以聽見多米尼克在詛咒。與此同時他可以看見法共游擊隊隊員在下面的街道上傻瓜似的指著他的閣樓窗戶,實際上這就等於把他指給德國槍手們看。在戰略情報局學校,他們都得進行所謂「新手練習」訓練,學員將遇到突如其來、令人喪氣、往往傻得令人惱火的事情,看他們會作出怎樣的反應。這一次不同了。這是真正的戰場。德國槍手很快發現這個地方,至少有兩挺機槍開始向這扇窗戶傾瀉火力。不過辛格勞布已經從樓梯上爬下來,衝出了後門。這時候機槍已開始對著房屋正面的窗戶進行掃射。多米尼克氣得臉色發青,正在下面等他。他不是生德國人的氣,而是生本該是他們朋友的人的氣。

  「我們趕快走,」辛格勞布對他說。「防止德國佬打迫擊炮。」

  他的話音剛落,就聽見轟然一聲巨響,同時還有沉悶的金屬噹啷聲。

  辛格勞布剛才藏身的那個閣樓的石板房頂已被37毫米反坦克炮打了一個大窟窿。他和多米尼克跑開的時候,石板的碎片像雨點般地落了下來。

  那天上午過了不久,他們被安排和安東尼見面(到目前為止他們還沒有跟他照過面),他們將在低窪道路另一側一幢石頭穀倉裡開戰術會議。這位共產黨游擊隊領導人沒有露面。(「他因緊急軍務被人叫走了,」這是他們的解釋。)代替他出面的是他的參謀長。

  不過,傑德堡小分隊的兩位軍官很快就明白了:他們不會用現有的武器——布倫式輕機槍、斯特恩式輕機槍、步槍、手槍和手雷——去攻打那所學校。他們選擇的方案是:長期包圍(這不是個好主意,因為德國人有能力從設在克萊蒙費朗的總部向埃格勒通的兵營派出支援部隊,或者依靠迫擊炮與火箭筒的支援,進行快速完美的協調攻擊)。

  安東尼的參謀長傳達了他的意圖:繼續無限期地實施包圍。「裡面有黨衛軍!我們要制服他們。」

  換句話說,安東尼還在進行傻瓜式的包圍,為的是撈取政治上的好處,達到這個目的的途徑就是讓幾個可恨的黨衛軍日子難過一些。

  所以,安東尼所下的命令是繼續實施包圍。

  與此同時,有消息說沃捷上尉前一天晚上得到了一批空投物資。現在空軍特勤隊小分隊已經增加到30人,他也有了迫擊炮和英式皮亞特反坦克武器(相當於火箭筒)。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經過仔細思考認為,由於火力配備加強,在幾個小時之內就應當有可能結束對埃格勒通的包圍……迅速從德國人手中奪取他們急需的重機槍和反坦克炮。

  他們派了個人去向沃捷上尉提出這項要求。

  到9時00分,3架德國空軍海因克爾111中型轟炸機對埃格勒通的納粹兵營進行支援。它們一架接一架地開始俯衝。休伯特的游擊隊與傑德堡小分隊迅速尋找隱蔽地點。

  第一架轟炸機投下一批100公斤重的炸彈,擊中了學校前面的一排房子。爆炸氣浪使周圍的一切都震動起來。緊接著,轟炸機機尾的機槍向地面吐出一道道火舌。

  第二架海因克爾對準法共游擊隊的陣地進行俯衝。有幾名勇敢的——或者愚勇的——法共游擊隊員冒著來自學校和飛機前部機槍火力的夾擊,跑到街道中央,用步槍和斯特恩式輕機槍向飛機射擊。2枚炸彈落進一戶人家的花園裡,過了一陣兒才爆炸。

  延時!辛格勞布意識到。因為這樣可以使俯衝到低空的轟炸機避開爆炸氣浪。他突然想到,由於布倫式輕機槍使用的是噴火式戰鬥機上使用的點303子彈,用它進行射擊也許可以吸引轟炸機投彈手的注意力,從而減輕對抵抗組織前沿陣地的壓力。

  多米尼克從法共游擊隊中挑出4名布倫式輕機槍手,辛格勞布從休伯特的部隊找來4名機槍手。他們把這些機槍手部署到低窪處那條道路上。辛格勞布進行指揮,多米尼克進行翻譯。這時一架海因克爾正在進行單枚投彈的俯衝。飛機正好從他們頭頂上方飛過。每當一架轟炸機飛過來,他和多米尼克就估算出它的速度和高度,然後舉起手指告訴機槍手們射擊時應把握多少個機身長度的提前量——伸1個手指表示1個,2個手指表示2個,依次類推。握起拳頭則表示沒有提前量。

  冒著槍林彈雨進入小鎮

  這時候一架海因克爾俯衝到200英尺以下,與那條凹陷的道路近乎平行地飛行。布倫輕機槍手都採取跪姿,做好射擊準備。辛格勞布已經可以清楚地看見戴著皮飛行頭盔的駕駛員。他吸了一口氣,站出來,舉起一個手指大聲喊道:「開火!」

  這時候,飛機駕駛員發現了他們,在最後一刻把飛機向右一拐,下面的子彈只打中飛機左翼的尖梢部。

  但願下一次運氣好些,辛格勞布心想。

  另一架海因克爾從多米尼克的方向俯衝過來。多米尼克站在那兒,可以清楚地看見他舉起拳頭對著天空。「沒有提前量!」辛格勞布大喊道。布倫式輕機槍噠噠噠地一起開火,形成了準確協調的火力,用噴火式戰鬥機的火力在近距離迎接那架漆成綠色的轟炸機。它的機頭擋風玻璃被打得粉碎,機腹下方和右發動機艙被子彈鑽出了許多窟窿,可以看見機翼下方噴湧而出的汽油。

  駕駛員猛然向左一拐,使帶傷的飛機退出轟炸俯衝,靠單台發動機飛走了。飛機的右側發動機被擊中,冒出滾滾濃煙。它搖搖晃晃地向科雷茲峽谷方向飛去,高度在不斷下降。後來辛格勞布得知,那架海因克爾在幾公里開外的地方墜落並燒燬。

  聽到這架飛機被擊落的消息後,游擊隊員們大聲歡呼,欣喜若狂。辛格勞布也非常激動。他後來回憶說:「我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兒了。我的呼吸變得急促起來。我完全陷入了戰鬥的激情之中。」

  13時00分,沃捷上尉和他率領的空軍特勤隊冒著槍林彈雨進入小鎮。這一次德國人派來的不是海因克爾,而是福克伍爾夫戰鬥轟炸機。只要發現任何移動目標,它們就進行猛烈掃射,並投下殺傷炸彈。訓練有素的特種兵對這一切似乎都無動於衷,戴著紅色貝雷帽的他們更顯得風采迷人。

  很快,空軍特勤隊的士官們就行動起來,準備迫擊炮陣地。他們計劃對學校的院子實施密集的迫擊炮轟擊。希望以此把德軍趕進樓房,使游擊隊能夠把布倫式輕機槍陣地向前推進並構築掩體。辛格勞布決定擔任前哨觀察員,指揮迫擊炮火力。

  與此同時,多米尼克將去尋找那個難以捉摸的安東尼,盡量勸說他把部隊投入這次攻擊任務,至少能把部隊部署在小鎮北面進行伏擊。

  辛格勞布返回他早晨進行觀察時的那幢房子的閣樓上。這一回,一路上法共游擊隊的成員,包括和他一起對付海因克爾轟炸機的機槍手們,都對他報以善意的微笑。在共產黨游擊隊看來,他已經不再是不受歡迎的人。

  那幢房子已經遭到很大的破壞。辛格勞布小心翼翼地順著樓梯爬上去。在做工粗糙的閣樓地板上,散落著被37毫米炮彈炸碎的石瓦和木板。從炮彈在坡度很大的屋面上留下的進口和出口可以看出它的彈道。他蹲下身子慢慢向前,挪到一個他希望不會被發現的位置。

  過了不久,空軍特勤隊的第一發迫擊炮彈落在學校的院子裡,迫使躲在灌木籬中淺淺的散兵坑裡的德國兵進入學校大樓。辛格勞布所在的房子下面有一位年輕的法共游擊隊士官替他傳話。辛格勞布大喊道聲:「修正彈著點,向右20米,再向前一些。」第二發炮彈落在學校大樓辦公區一側的圓木路障上。又一批敵人退進了大樓。

  辛格勞布感到出了一口惡氣。儘管他們那天早上遭到猛烈的空襲,現在他們已經扯平了。又打了幾發炮彈之後,迫擊炮火已經把外圍陣地上的所有德國人都趕進了樓裡。現在該向學校大樓打炮了。在學校的閣樓上有幾個機槍火力點。辛格勞布指揮迫擊炮向屋頂上射擊(這個大樓也像當地其他房屋一樣,是石材和木材結構),目的是把德國人從樓上趕下來。為此,沃捷上尉除了使用高爆炮彈,還使用了含磷的炮彈。很快閣樓裡就起了火。

  由於事情進展非常順利,辛格勞布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德國人正急於找出對方的前哨觀察點——他也忘記了自己就蹲在那個被37毫米炮彈炸出的圓形洞口下方。他的大意並非沒有引起敵人的注意。霎時間鋼製的機槍子彈就劈里啪啦地打在石板上,碎石從那個洞裡嘩嘩地往裡鑽,在牆壁上胡亂地反彈開來。

  他受了傷。

  他只記得自己向後一仰栽倒了。「我的腦袋像敲鑼一樣當當直響,」後來他回憶說。「就像有人把一桶石頭砸在我臉上一樣。我感到右頰上在流血,熱乎乎的帶有鹹味。接著我看見密集的小石塊雨點般砸在地板上。我伸手摸了摸耳朵,摸得手上黏糊糊的,儘是血。我的傘兵服上到處是血。在最初的震驚之後,我開始感到疼痛,火辣辣的,像針刺一樣。我控制住自己的呼吸,並開始進行傷情評估。我肩膀上的腦袋還能自由轉動,沒有動脈血管出血的跡象。所以說,我肯定只是被碎石和彈片擦傷。」

  他的半邊臉很難看,但他傷勢不重。他當時只覺得一股怒氣油然而生。

  當機槍火力轉向下面幾個樓層時,辛格勞布向那所學校看了最後一眼。就在這時候,他第一次發現,在70米開外的灌木籬中,有一根覆蓋著偽裝的37毫米炮的炮管在轉動。炮手們身上都披著偽裝,鋼盔上有用線穿在一起的樹葉。不過從現在的視角,他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

  這個機會太好了,決不能錯過。

  他毫不猶豫地從樓梯上跑下來,衝進後園。法共游擊隊隊員見他滿臉是血,急忙跑上來替他包紮,那傷勢看起來比實際嚴重得多。在這種時候,實際上也無法讓他下火線。他用很不地道的法語含糊不清的作了幾句解釋,然後就端起他們的布倫輕機槍,抓起一個裝有30發子彈的備用彈匣,頭也不回地走到園子的邊緣,然後沿著那條街向前跑出30米,利用那裡一棵被炸倒在地上的梧桐樹作掩護。從那裡到灌木籬只有60米,是掃射那個炮陣地的有效距離。

  等他到了樹下,他的大多數傷口已經不流血了——這對他的情緒並沒有太大的影響。他很快繞到樹幹的一側,把布倫式輕機槍端平,對準灌木叢和裡面的德國人打了4個長點射,彈匣裡的子彈很快就打光了。他又換上一個彈匣。那門炮四周的德國人手忙腳亂地投入戰鬥,想把炮口調轉過來對準這個瘋狂的襲擊者。可是他們連炮還沒摸著就被撂倒了。一個德國兵用步槍瞄準梧桐樹方向,可是被打得向後一仰,連槍都從手上飛了出去。

  1輛裝甲車和6輛卡車

  第二個彈匣打光之後,辛格勞布跑回花園的掩體裡。在跑動過程中,他覺得有人在向他射擊,不過沒有傷著他。

  回到園子裡之後,他把布倫式輕機槍還給那些敬畏有加、目瞪口呆的法共游擊隊員。他是上帝派來的。他們並不習慣於那樣。有個人拿起一塊布,把它往水桶裡蘸了一下,熱情地為他清洗傷口。這時候,這位年輕的美國中尉坐下來,靠在石牆上,把臉對著下午的太陽和天上的浮雲,使自己那顆狂跳的心逐步平靜下來。

  攻擊進展順利:院子裡大多數德國人已經被趕進學校那幢樓裡。沃捷上尉的空軍特勤隊小分隊的布倫輕機槍小組從學校右側向前推進,已經到了一處可以用火力壓制學校院子的陣地上。雖然多米尼克還沒有找到安東尼,安東尼手下的幾位連長都願意接受沃捷的領導。當晚,沃捷用無線電請求倫敦發動一場空襲。空襲目標是散兵坑裡配備了迫擊炮和反坦克武器的德國人,最好能再次把他們趕進學校大樓。在空襲之前,法國人將後撤一兩條街,由英國的蚊式轟炸機對那所學校進行俯衝轟炸。

   棘手的問題是,抵抗組織的行動與當時盟軍高層的首要任務並不吻合。例如,休伯特還沒有得到他所要求的空投武器。此外,還有更緊迫的問題需要考慮,那就是,當天早晨由亞歷山大?帕奇將軍指揮的對法國南部的進攻。盟軍高層希望在法國南部和中部的所有抵抗運動組織都能支持這次進攻行動,這就意味著他們所提的空襲要求有些過分。

  那天夜裡,學校大樓裡的德國人曾企圖進入院子裡的陣地。到了上午,福克伍爾夫飛機再度出現,進行了一番瘋狂的掃射和轟炸,扔下了燃燒彈和高爆彈。

  當天下午,在計劃中的蚊式轟炸機攻擊時間即將到來的時候,迫擊炮炮彈再次落入學校大院。空軍特勤隊收緊了包圍圈,並動用了皮亞特反坦克武器。一切進展得非常順利。德國人退入學校大樓。可是,蚊式飛機沒有來。天上只有福克伍爾夫和海因克爾式飛機。他們沒有辦法,只有隱蔽等待。

  當天晚上,科廖蘭帶來了振奮人心的消息:第一條,抵抗組織突破了於塞勒的德軍防線,德國兵營已經投降。第二條,在蒂勒和布裡夫兩地比較大的德國兵營已處於帕特裡克的部隊以及休伯特的其餘部隊的包圍之中。他們已經同意投降——但是有個條件。現在已經答應他們提出的由一位美國軍官去受降的條件。

  這就意味著辛格勞布將乘坐一輛農用卡車去完成這項任務。在蒂勒和布裡夫,辛格勞布簽署了製作精美的文件,向德軍指揮官承諾:只要德軍同意放下手中的武器,他們將受到盟軍最高司令部的保護。繳獲的武器真不少——步槍、機關鎗、一箱箱的手榴彈,還有一門75毫米的野戰炮。蒂勒的德軍武器直接交給休伯特的部隊,這也正是他們求之不得的。

  簽字儀式結束之後,休伯特和辛格勞布爬上農用卡車回到埃格勒通。

  儘管德國人的3個兵營已經投降,但形勢並不樂觀。德國人的飛機對所有的移動目標進行掃射(辛格勞布和休伯特在進城的最後幾公里途中,不得不步行)。德國飛機幾乎把埃格勒通炸成了一片廢墟,尤其是他們用作指揮部的那個穀倉。即便如此,在穀倉遭到炸彈襲擊的時候,無線電員托尼?鄧諾仍然留在角落裡,向倫敦發送信息。在他身邊的牆上和天花板上有數不清的彈痕。在辛格勞布和休伯特走進遭到嚴重破壞的穀倉之後,沃捷上尉微笑著用法語說,「的確很可怕。」

  多米尼克在街道那頭安東尼的指揮所。令人驚訝的是,那個性格剛毅的小個子安東尼也用威嚴但又很睿智的聲音說了同樣的話。

  辛格勞布找到他們的時候,安東尼和他的參謀人員都很緊張,因為有謠傳說蒂勒的德軍並沒有投降,而是已經突圍,正前來解埃格勒通的圍,對自由法國抵抗運動的後防構成威脅。

  雖然辛格勞布仔細地解釋說,蒂勒德軍投降的整個過程他都在場,安東尼對這個信息還是將信將疑。他從原來就不多的部隊中派出一些小分隊,去通向蒂勒的公路設置埋伏。

  與此同時,科廖蘭帶來消息說,德國人的救援部隊——2000名攜帶大量武器裝備的德軍,分乘150輛卡車,在2輛配備自動武器的裝甲車的掩護下——已經離開克萊蒙費朗。

  有必要說明一下,蒂勒在埃格勒通的西面,而克萊蒙費朗在它東面。抽調圍困埃格勒通的兵力去追擊根本不存在的德軍,就有可能使埃格勒通的局面變得非常危險。更加重要的是,在於塞勒和埃格勒通之間的公路上出現了伏擊德國援軍的極好機會。安東尼的軍隊等於為這樣的行動增加了力量,並對埃格勒通的德國兵營保持著壓力。可是安東尼不同意。他相信蒂勒的德軍正一路趕來準備襲擊他的後方。他要阻止他們。

  傍晚時分,這座小鎮靜悄悄的。多米尼克和沃捷已經離開,到公路沿線設置埋伏去了,同時還帶走了游擊隊的傷員。此時留下來的只有辛格勞布和鄧諾,加上休伯特和安東尼部隊剩下的人。

  在聽說所有的平民已脫離危險之後,辛格勞布命令法共游擊隊和秘密部隊游擊隊退回森林中。雖然他知道多米尼克和沃捷將對德國救援部隊造成傷亡,可是他們的力量還不足以阻止那股德軍的前進。

  辛格勞布和鄧諾抓起他們的密碼本、電台、一些應急口糧、幾捆100法郎的鈔票、部分斯特恩輕機槍的零部件,和抵抗組織游擊隊隊員一起離開了正在燃燒的埃格勒通的街道。很快他們就穿越高處的牧場,進入林中小道。他們在黑暗中徒步前進,並聽見了遠處的地雷爆炸聲和重機槍的噠噠聲——多米尼克和沃捷攪亂了德國人的夜晚。

  第二天,辛格勞布和多米尼克與沃捷在一個被毀的教堂裡接上了頭。果然不出所料,游擊隊的這次伏擊並沒有阻止德國人的前進,但拖延了他們的行動。他們擊毀了1輛裝甲車和6輛卡車,至少殲滅25個敵人。

  黎明時分,德國援軍到達埃格勒通。他們把兵營裡的人都裝上了卡車,然後緩緩向蒂勒方向駛去。他們希望在那裡也照此辦理。當然,他們已經晚了一天。接著他們準備回到克萊蒙費朗。

  當天下午,出現了8架經過偽裝的蚊式轟炸機(二次大戰中最漂亮的飛機)。它們做著各種漂亮的向下猛撲和俯衝的動作。它們投下的炸彈把那座學校的大樓徹底摧毀,可惜那已是一幢空樓,裡面已經沒有德國人了。

  很遺憾,它們來得太晚了。這時候,德國人在科雷茲的好幾個兵營已被攻佔,埃格勒通已被包圍,游擊隊不斷出擊,數以千計的德軍投降,他們的武器被繳獲,再加上在公路沿線的激烈的伏擊戰,科雷茲的德國人已經失去了戰鬥力。這一地區實際上已經解放——但並不是說在隨後幾個星期內形勢就不緊張了。

  在公路上設置埋伏

  第89號公路依然保持暢通,希望仍然盤踞在法國西南部的德國第一集團軍群繼續把它作為一條逃生的通道。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訓練安東尼和休伯特的部隊,教他們如何使用繳獲的武器,同時派出保護分隊摧毀非主幹道上的橋樑。休伯特的部隊依然在公路上設置埋伏。

  這時候休伯特提出一項計劃,想利用他繳獲的卡車和巡邏車組建一支機動的攻擊部隊,用以騷擾從科雷茲和盧瓦爾省之間向北退卻的德軍,使他們無法對巴頓將軍在盧瓦爾河兩岸的部隊構成威脅。

  自由法國指揮部同意了這個計劃,雖然休伯特還沒有得到他很久以前就要求得到的武器(正式調撥給抵抗組織的上千噸彈藥,還躺在英國的倉庫裡,這是戰爭時期混亂狀態的典型;游擊隊在起義的時候提出了許多要求,而且非常緊急,分配系統在這樣的壓力下崩潰了)。休伯特不得不從設置埋伏的部隊中抽調部分武器,以裝備他的機動部隊。多米尼克和辛格勞布幫助他弄到一輛1939年生產的、前輪驅動的雪鐵龍,同時為他進行了一系列閃電式的偵察行動。德國人的車隊是交錯行進的,為的是防止盟軍的空襲,不過他們的間隙節奏是可以預測的。傑德堡小分隊只要等候這個間隙,就可以進行有效的攻擊。結果非常奏效。連續幾個星期,休伯特的部隊使德國人惶惶不可終日。

  與此同時,安東尼的法共游擊隊退出了戰鬥,全力準備投入德國投降之後即將出現的政治鬥爭。共產黨人佔領了蒂勒,包括那裡的兵工廠,使它恢復了生產(他們不得不迫使技術人員和工程師為他們工作)。領導安東尼的政治委員們希望得到戰後發動革命的武器。這比進一步參與解放法國的鬥爭更為重要。

  9月26日,巴黎和法國大部分被解放。詹姆斯小分隊返回英國,準備接受新的任務。對於傑克?辛格勞布來說,這意味著受命前往東南亞——這是我們後面將要談的內容。

  傑克?辛格勞布在傑德堡小分隊的經歷無疑是一個令人信服的故事,然而它的意義卻不僅於此。這個故事不僅說明特種部隊的軍人需要什麼樣的技能,而且為非常規戰爭的各種因素提供了一個模式。它是所謂特種部隊教範中的主要課文之一。

  它所表明的是如下一些比較突出的因素和技能:

  ●特種部隊的軍人要準備越過正式的戰線,深入敵後地區去作戰。那些地區並沒有明顯地受到一方或另一方的控制,或者是受到某一方的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控制。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很難分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根據一個領導人、一個組織或者一個派別的正式名稱或者政治隸屬關係,他無法判斷自己所面對的是誰或者是什麼。

  ●他要準備在一個高度危險、高度緊張的環境中作戰,而且得不到或幾乎得不到派遣他的組織的支持。

  ●他必須具備軍人的所有基本技能,不僅要能作戰,而且要能教別人作戰。他還必須熟悉許多外國的武器和系統,應當是各種徒手格鬥的行家。

  ●他必須比較精通他正在作戰的國家的語言,瞭解那裡的文化、政治形勢以及那裡人民的實際狀況。

  ●由於他將在敵後作戰,他必須能夠在掩護的身份下生存,必須掌握能在秘密狀態下活動所需的其他方面的技能。

  ●他必須具有應付各種壓力的心理承受力:獨立生存,沒有支援,不可避免地被別人把事情搞亂,以及面對由於缺少支持而造成的更大困難。

  ●他必須足智多謀,有很大的靈活性和創造性。更重要的是,他必須表現出高度的心理、政治和軍事敏感性。對於那些不喜歡他、不信任他、總是反對他的人,他必須使他們瞭解他,對他們進行說服,加以誘導,施以威脅,使他們相信自己。在這種鬥爭中,他最好的武器往往是他的實際能力,這樣他的對手/朋友不得不開始相信他。

  ●他所面臨的威脅很大。他和他的小分隊本身就代表著他們國家的政策。在如何貫徹這些政策的時候,他們往往面臨多種選擇,但卻沒有或者基本沒有來自上級的指導。他必須有能力作出正確的選擇。與此同時,他們的選擇不僅直接影響到與他們並肩作戰的游擊隊員的生命,而且——也許更加重要——影響到那些「無辜的」或者「被捲入的」平民百姓的生命。

  在一定的歷史背景下,這些因素和技能都變得非常重要——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來瞭解一下阿倫?班克上校。班克的這些技能也是在辛格勞布所在的那所學校裡學到的。他後來成為美國特種部隊的創始人之一。他是綠色貝雷帽們心目中為數不多的英雄人物之一。

  阿倫?班克

  阿倫?班克是1944年空降到法國南部的另一個傑德堡小分隊的隊員,在法國的普羅旺斯地區活動。他在那裡的體驗和傑克?辛格勞布的非常相似:襲擊戰略設施和車隊,為抵抗組織提供指導和訓練,與共產黨人發生衝突。法國解放之後,戰略情報局的首長要求會說德語、當時已是少校的班克去組織一支由反對當局的德國軍人組成的特種作戰部隊。他們的使命——由比爾?多諾萬親自下達指令——是活捉希特勒,如果希特勒和他的死黨準備逃往巴伐利亞深山裡的納粹黨徒所說的「國家地堡」去藏身的話。歐洲戰事結束時,那座地堡依然是個謎,班克的使命被終止。

  後來,班克被戰略情報局派往印度支那。他在那裡曾經和胡志明一起有過一兩天共同的旅行生活,還度過了令人難忘的幾個月,懂得了有關人民戰爭和游擊戰爭的知識。

  非常規戰爭

  1945年9月,戰略情報局被解散,班克不情願地回到陸軍部隊。他非常懷念昔日的傑德堡小分隊,因為當時傑德堡小分隊隨時隨地都在準備戰鬥,而且可以自由地在敵後作戰(雖然他知道有些墨守陳規的人們不喜歡給像他這樣的人以太多的自由——他們稱之為不嚴格的、非軍事的行為)。他是一名優秀的軍人,歷來服從調動,從來沒有公開發過牢騷。

  更加重要的是:他確信在解散戰略情報局傑德堡小分隊與其他戰鬥分隊(後者為30人的小分隊,可以分為每組15人的兩個小組——這是特種部隊A級小分隊12個人編組的前身)時,如果不繼承那支部隊丟棄的作戰能力,陸軍將失去一些非常有用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歐洲和亞洲(主要是緬甸)的敵後,都派遣過這樣的戰鬥小分隊,他們起到了直接行動的戰鬥作用,從事像傑德堡小分隊那樣的破壞設施、與游擊隊取得聯繫等活動。

  班克認為,戰後的陸軍需要有類似的部隊,但是這樣的部隊應當受到更好的訓練,得到更好的裝備,有更加充分的準備並配備更好的軍官。在他看來,特種作戰部隊的宗旨是組織、指導並裝備抵抗運動和游擊運動,在重要性方面,它毫不遜色於美國武裝部隊中任何一支常規戰鬥部隊。

  1947年成立了中央情報局,其任務是重建戰略情報局的情報工作。它也被賦予從事秘密的、特種行動任務,以便與抵抗運動和游擊隊組織打交道,可是它從來沒有幹好這項工作。中央情報局創建之後,班克依然認為陸軍很有必要承擔起戰略情報局特種作戰行動的全部任務。

  他的這種想法得不到陸軍大多數人的認同。常規的軍人往往認為,非常規戰爭主要起輔助作用,對真正的軍事行動無關緊要。也就是說,真正的軍事行動要靠正規的步兵、航空兵、坦克、大炮——遠非一些隔靴搔癢的行動。班克在他的回憶錄《從戰略情報局到綠色貝雷帽:特種部隊的誕生》中寫道:「在正統的傳統軍人看來,它是令人噁心的、卑劣的、非法的、缺乏教養的行為。不符合職業軍人正大光明的做法。」

  在過去的歲月裡,美國軍人都特別容易受這種態度的影響。正如前文所述,我們的陸軍在傳統上是不喜歡精英的。他們認為它是全體公民的部隊——都是一些普通人。出類拔萃的軍人和出類拔萃的部隊固然很好,可是他們不應當過於引人注目。就他們的特點而言,特種部隊自然會引起別人的注意。在美國特種部隊組建之後的若干年裡,分配到特種部隊並沒有被看成是一種特別幸運的職業流動。

  美國陸軍對於古怪的人和崇尚改革的人就像它對精英一樣沒有好感。它受到諸多條條框框的限制,對革新感到不安,變革的動作緩慢。革命者是不受歡迎的。然而,阿倫?班克知道,陸軍也不是鐵板一塊。它是一個有數百個房間的大房子。改革派是得不到鼓勵的,但是精明的、勇敢的、有政治頭腦的人則在耐心地做好各種準備工作,並且願意以職業生涯去冒險。這些人在試圖進行改革——特別是當一些受到鼓舞的人也產生相同看法的時候。

  在戰略情報局解散之後到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班克就在做準備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讀了他所能找到的所有關於非常規戰爭的書。非常規戰爭是什麼呢?它與「常規」戰爭有什麼區別?歷史對常規戰爭是怎麼說的?我們為什麼會有所謂的「特種」戰爭?

  非常規戰爭

  非常規戰爭是很難界定的,可是在過去這些年中,形成了一個可行的解釋。這種解釋並不完整,在許多細微的區別上很不明確,但它不失為一個好的開端:

  非常規戰爭主要包括那些不同於運用常規火力和大規模的部隊、裝甲車輛、火炮和空中力量的軍事行動。在通常情況下,非常規戰爭是由小規模的、受過特種訓練的部隊進行的,它發生在普通軍事分界線的後方,所涉及的活動包括偵察、破壞、小規模突襲、大規模襲擊、暗殺,尤其是訓練和支持友好的游擊隊。這些都屬於直接行動的範疇。

  直接行動的一個典型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噴燈-暴力美/加聯合別動隊,即所謂第一特別勤務部隊(FSSF)。它被官方確定為今天的特種部隊的前身。組建那支特勤隊的目的,是對在挪威的德國重水生產廠、在羅馬尼亞的油田之類的目標發動閃電式的突然襲擊,但後來主要被用於攻佔在意大利的山區要塞(它蒙受了很大的損失)。

  但是非常規——「特種」——戰爭也存在其他的方面,這是每個傑德堡小分隊都知道的: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就是一個方面。幫助困境中的人民——提供醫療援助,提供組織建議和咨詢,建造橋樑和道路,取得乾淨的水——也是一個方面。「把敵人搞得暈頭轉向」被稱之為心理戰或者叫心戰(在阿倫?班克的年代被稱為心理戰爭)。

  「幫助人民」通常屬於民政事務。在特種作戰的工具包裡,這是一個和心戰具有同樣長歷史的工具。介入民政事務可以有不少理由,其中包括簡單的做好事,但它主要是軍事模式:對你友好並體驗到你的善意的人們,也許就不會對你的敵人有好感——不會幫助或者支持他們。

  激烈爭論的焦點是,「特種」部隊最純正的模式是什麼——是像別動隊或者突擊隊那樣的、採取直接行動的規模比較大的部隊,還是像傑德堡小分隊和A級小分隊那樣的、更專門地從事訓練當地的武裝力量。

  後來的結果表明,「最純正的」是一個死胡同,最好的答案是「與上述一切有關的」。

  從歷史上來說,在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這兩者的歷史淵源都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早在耶穌生活的那個時代,自由戰士就與羅馬佔領者進行了長期、持久的游擊戰。一千年之後,北歐海盜從海上或者河上展開突擊隊式的襲擊。19世紀初,在拿破侖佔領西班牙期間,西班牙游擊隊使法國軍隊對自己的征服行動感到後悔(西班牙人把這種形式的戰爭稱為游擊戰,在西班牙語中的意思是「小規模戰爭」)。羅賓漢和他的人都是游擊戰士。T?E?勞倫斯是個半自由戰士式的特種部隊軍官,指導當地的阿拉伯人擺脫壓迫他們的佔領軍的鬥爭。

  打特種戰爭的辦法

  從傳統的意義上說,抵抗運動、武裝起義或者游擊活動都起源於用其他方式無法從外國佔領者手中獲得自由的人們,或者無法從他們自己的實施高壓或暴政的政府那裡得到自由的人們——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在他1832年出版的《戰爭論》中提出了一個非常著名的論斷:戰爭只不過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而已。

  雖然善于思索的軍事家們從來沒有忽視克勞塞維茨這句至理名言,運籌帷幄的軍事家在制定戰略和戰術的時候,卻往往沒有認真考慮這個問題的政治方面。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無非是把平民百姓看成障礙,或者看成支持者,或者看成潛在的威脅(「把他媽的那些老百姓統統給我攆走!」)。

  近年來這些態度已有所改變。這種改變反映在最近非常時髦的用語「最終狀態」中,例如:我們希望什麼樣的最終狀態?我們怎樣才能達到這樣的狀態?「最終狀態」反映的是衝突結束後理想的軍事和政治形勢。現在仍然是這種情況:大多數軍事領導人通常不會考慮到,他們的手下人怎麼可能影響到政治形勢,而政治形勢反過來又會怎樣影響戰爭的結局。

  對於從事非常規戰爭的人來說,情況就不同了。特種部隊的軍人不僅要意識到他們的軍事行動的政治含義,而且要意識到他們的政治行動的軍事含義——實際上,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和所說的話,都可能對他們受命去幫助與指導的人們產生影響。成功遠非只是達成軍事目的。

  這就是為什麼心理戰和民政事務民政事務一度被看成軍事治安的輔助——戰鬥結束、秩序恢復之後,顯得非常有用。一場戰爭結束後,所需要的不僅僅是警察的保護。後來人們意識到,民政事務不僅在衝突中(在入侵巴拿馬的時候,卡爾?斯廷納就動用了民政事務資源,產生了很大的效果),甚至在衝突之前還能起到防止衝突的作用。歷來是特種戰爭工具箱裡的重要工具之一。這也是為什麼靈活性、足智多謀和政治頭腦對於傑克?辛格勞布、阿倫?班克以及其他傑德堡小分隊的人來說是如此重要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政府終於發現,具有這些能力和相關能力的軍隊越來越有用處。他們是精確的工具,而坦克、大炮以及其他主戰武器相比之下要愚鈍得多——雖然它們的殺傷力強大得多。

  換句話說:特種作戰所針對的是用其他方法無法攻擊的戰略和戰術目標。在一般情況下,戰略和戰術目標與敵人的重心有關(克勞塞維茨的另一個術語),而重心可以是物質的、心理的或者經濟的。如果常規武器無法對付它……特種戰爭則有可能。

  如果一個國家發現其自身不斷需要這種力量,那麼它就會把這些力量組織成特種作戰部隊。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人知道他們絕對不可能與德國軍隊面對面地決一雌雄。他們的特種部隊目的在於給他們一個能與敵人打個平手的槓桿。

  相比之下,德國人並沒有採取打特種戰爭的辦法。其原因至今仍是個謎。他們的軍隊被打敗之後,他們沒有組織游擊隊來抵抗盟軍對他們國家的佔領,這同樣也是個謎。雖然德國人在蘇聯、法國、南斯拉夫、希臘和其他地方有豐富的反游擊隊的經驗,而且親自體驗到游擊隊如何能使佔領者感到頭疼,但是他們並沒有選擇組織這樣的活動。

   這一點特別令人費解,因為德軍指揮部對突擊隊的運用是最大膽、最有智謀的。例如,1940年,在比利時南方默茲河與阿爾伯特運河交匯處的埃本埃馬爾要塞是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要塞——地面上有裝甲堅固的炮塔,被掏空的地底下是縱橫交叉的坑道,由1200名軍人把守。馬其諾防線上的任何要塞都無法與之相比。如果德國人希望向西進攻,攻打運河上的港口,或者向南逼進法國,他們就必須拿下埃本埃馬爾要塞。

  一支由80名德國工兵組成的突擊隊在一名士官的指揮下,在模擬該要塞的場地上進行了6個月的滑翔機作戰訓練,然後乘9架滑翔機在埃本埃馬爾要塞的屋頂上降落,實施了一次經過周密計劃的攻擊行動——這次行動的一個閃光點就是在戰爭中首次運用了聚能裝藥技術——結果是,這個固若金湯的要塞只花了30小時就被攻克。聚能裝藥技術的重點是爆炸效果,其目的是穿透裝甲,現在這項技術在所有的反裝甲和深度穿透型武器中已經得到廣泛的運用。

  但是在這次行動結束之後,這支工兵突擊隊又回到德國陸軍的戰爭機器中。德國人沒有看到反覆使用一支常備的特種作戰部隊的必要性。

  1943年,盟軍入侵意大利之後,意大利人把墨索里尼趕下了台,並把他流放到一個位於山頂、戒備森嚴、與世隔絕的大飯店裡。據說沒有任何一支部隊能夠把他營救出去。進入那裡的惟一通道是一條索道纜車。9月13日,另一批敢死隊式的德國滑翔機突擊隊,在一位了不起的特種作戰指揮官奧斯特裡安?奧托?斯科曾尼的率領下,在離該飯店僅100碼的地方著陸,擊敗了守衛部隊,並調來一架小型菲斯勒施托希飛機,把這個惡魔送進飛機運走了。

  這支突擊隊後來又回到了自己原來的部隊。

  在荒郊野外

  從1946到1951年,美國陸軍對於重建非常規作戰能力的興趣絲毫未減。雖然他們進行了很多研究,但卻沒有帶來多少實際的變化。鑒於以前有過突擊隊的先例,有一項研究探討了建立一支既能執行傑德堡小分隊那種教學訓練使命,又能實施突擊作戰的組織的可能性。另一項研究提出建立一支特種部隊,利用脫離蘇聯的東歐衛星國的軍人組織一支特種部隊,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有過與納粹進行非常規作戰的經驗。這些人可以在《洛奇法》的條款下彙集到一起,因為這項法案允許外國人參加美國軍隊,而且在2年之後可以獲得美國公民資格。這將是一支美國特種部隊的外籍軍團。

  遺憾的是,最多只有3000人能夠應徵加入這樣的部隊,這個數量不足以完成這項工作(雖然《洛奇法》的志願者後來確實成了早期特種部隊的成員)。

  這些提案都沒有任何結果。

  就像所有傑德堡小分隊的人一樣,阿倫?班克對心理戰技術也有所瞭解,例如,散佈謠言以渙散人心,或者散佈錯誤信息。然而,班克從來沒有想到自己會被調到心理戰部隊。他根本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

  這是1951年初發生的事情。當時班克已經是一名上校,正在朝鮮的一個戰鬥部隊,美軍第187空降團戰鬥隊任職。他接到的命令是:返回美國,到華盛頓報到,到羅伯特?麥克盧爾准將的手下當心理戰參謀。

  麥克盧爾是個很了不起人。他在歐洲的時候就為艾森豪威爾策劃過心理戰(說得更準確些,是白手起家搞起來的),戰後他為在德國的盟國軍政府主持了清除納粹主義的計劃。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他明白了重新建立心理戰作戰能力的必要性。

  麥克盧爾在艾森豪威爾手下負責心理戰,他經常與戰略情報局的人協調他的作戰行動,這樣也就與戰略情報局特種作戰部經常有聯繫。他所看到的情況給了他很深的印象,等到時機成熟,他自己重新開始心理戰的時候,他成功地提出在他的部隊中要有特種部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麥克盧爾請來了班克和另一個能人,那個人就是才智過人,精力充沛的陸軍中校拉塞爾?福爾克曼。他們兩人的工作是在陸軍中重新組建特種部隊。

  在美國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日本人佔領了菲律賓。福爾克曼成為英勇無畏、沒有投降的美國人之一,他和菲律賓的軍人以及在呂宋島上的少數幾個美國人一起組成了抗日的游擊隊。用班克的話來說:「當麥克阿瑟將軍說『我會回來的』這句話的時候,還是一名上尉的拉塞爾作出的回應是『我願意留下來』——麥克阿瑟給了他祝福。」經過3年的戰鬥,他們那支原先很小的武裝已經發展到15000人——大致上相當於一個師的兵力——打死或俘虜了數千名日本人。當日本人終於投降時,接受日本司令官山下將軍投降的不是麥克阿瑟,而是游擊隊。

  為了表彰游擊隊對勝利所作出的貢獻,麥克阿瑟在正式受降的簽字桌上留了一個座位給福爾克曼——他當時已經是上校了。

  班克、福爾克曼、麥克盧爾把他們的經驗和研究收集在一起,坐下來試圖解決許多長期以來使特種作戰專家感到困惑的問題:別動隊和特種作戰/游擊隊的支持模式;指揮與控制、人員配置、後勤供應以及實際運作問題;如何利用《洛奇法》中規定的僑民問題,等等。在今後的50年裡,這些問題將繼續困擾特種作戰的專家們另一個有名的菲律賓游擊隊戰士是溫德爾?費爾蒂格上校。他在菲律賓的棉蘭老島與日本人英勇作戰,後來成了班克和福爾克曼的參謀。20世紀50年代有一部非常好的關於費爾蒂格上校的電影,我們的朋友W?E?B?格裡芬的小說《戰鬥在敵後》寫的就是他的事跡。。

   與此同時,陸軍自身也把別動隊問題暫時從檯面上撤了下來,逐步停止了當時存在的別動隊的活動,建立起一所訓練別動隊的學校,對戰鬥人員和被挑選的其他人員進行別動隊方面的訓練,然後讓他們各自回到原單位。阿倫?班克認為這是件好事,因為他傾向於戰略情報局的模式而不是別動隊模式的特種作戰。由於陸軍仍然需要深度滲透、長期作戰,減少別動隊的活動將為他們釋放出更多的人員。

  此後不久,班克和福爾克曼受命拿出一個組織裝備表,這是創建一個軍事單位所需的最後一個步驟。現在的問題是:在非標準的情況下怎樣才能使軍事單位以靈活的方式、充足的資源進行運作?作戰部隊的規模應當有多大?他們應當如何組成?

  班克傾向於把一些訓練有素的人集中起來,把他們編成以完成具體使命為目的的單位。由於陸軍裡有種種繁文縟節的手續,這是一個行不通的選擇。這時候,戰略情報局提供了兩個已經受過檢驗的模式:以3人為單位的傑德堡小分隊模式和以30人為一個戰鬥分隊的模式。戰鬥分隊模式雖然不像傑德堡小分隊那樣靈活、那樣「隱蔽」,但它能夠對敵後縱深處困難目標進行直接襲擊,在沒有本地游擊隊的區域進行遊擊活動。這樣的戰鬥分隊能一分為二,成為兩個15人的小分隊,具有較大的靈活性。這就使得班克產生了另一個想法:為什麼不建立一支核心的特種部隊,使它的作戰單位比傑德堡小分隊大一些,戰鬥力強一些,但是比戰鬥分隊直接行動突擊隊小一些呢?

  這個想法導致特種部隊A級小分隊(或者特攻隊)的建立。小分隊起初由15個人組成,人員只有戰鬥分隊的一半,但很快就成了今天的特種部隊這樣12個人的編制。它的指揮官是一個上尉,由一名中尉軍官當他的副手(後來是准尉軍官),而有經驗的士官則在其中起到平衡作用。每一個隊員都是高度專業化的,但是——為了增加靈活性,減少冗員——這些專業特長都是配對的:2名武器方面的行家、2名通訊方面的行家、2名衛生兵,等等。每個人都接受交叉訓練,但在緊急情況下也能幹其他人的工作。每個都具有傘兵和別動隊員的手段。

  在組建初期,能夠流利說未來目標國家語言的人不多。後來每個特種部隊成員都接受了高水平的強化語言和文化方面的訓練。

  A級小分隊過去是(現在依然是)一個很小的單位,它自身並不具備很強大的火力,可是在這個人數有限的群體中卻有許多不同級別和經驗的人。它還具有高度靈活的安排:一分為二,就接近傑德堡小分隊的形式。把兩個A級小分隊合起來,就組成了一個戰鬥分隊。

  A級小分隊將在目標國家的某個具體地區展開野外活動。一支B級分隊通常由一名少校指揮,輔助他的是2名軍官和9名士官。他負責領導三個A級小分隊,往往是從一個主要城鎮或地區首府之類的中心位置進行管理。

  特種戰爭中心學校

  一個C級分隊具有數量相同的軍官與士官配備,下轄三個B級分隊,通常從目標國家的首都實施管理。C級分隊的首長是一名中校,他的副手是一名少校。

  三個C級分隊組成一個大隊,由一名上校指揮。大隊過去有(現在也有)一個地區性的方向。組織裝備表規定,特種部隊的使命(的本質)是:「從空中、海上或者陸地進行滲透,深入敵人控制的領土,並留在那裡組織、裝備、訓練、控制並指導當地潛在的武裝力量進行特種作戰。」特種部隊作戰的界定是:「組織抵抗運動,運行他們所組織的網絡,指導遊擊戰爭、戰地情報收集、諜報工作、破壞活動、顛覆活動、逃避和規避行動。」

  所有這些人員都要有地方睡覺,有地方辦公、學習和訓練。他們也需要一個中心,供他們學習、討論和開發特種作戰和非常規戰爭的理論與實踐、政策和條令、技術和戰術。如果阿倫?班克和拉塞爾?福爾克曼有什麼希望的話,那就是希望有一個專門用於這個目的的設施——特種戰爭中心學校。然而,自從特種部隊暫時被劃歸特種戰爭分部,特種戰爭中心學校就將是心理戰中心的附屬部分。這是麥克盧爾准將為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設計的。這一中心於1952年3月得到批准。他將暫時由班克領導。他也將在比較長的時間裡擔任把重點放在歐洲的第一支特種部隊——第10特種作戰大隊——的司令。

  接下來就是招募人員。在初期階段他們把目標鎖定為空降兵、別動隊以及《洛奇法》所規定的志願者。

  1952年6月19日,班克組建了第一支部隊並擔任它的司令。他後來寫道:「當天上午前來報到的人寥寥無幾,只有幾個士兵、一名准尉和我。」

  很快這個數量就擴大了。

  到那一年的下半年,第十特種作戰大隊轉移到德國慕尼黑南面的巴德托爾茲,但這時它已被一分為二。留下來沒有走的成了新組建的第77特種作戰大隊。

  麥克盧爾、班克和福克爾曼——和許多曾經幫助、支持過他們,給他們提供建議的人一起——真正地組建了美國特種兵部隊。

  然而,這在當時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確很小——的外圍核心。直到1961年,美國特種部隊才有了明確的地位。

第三部分:軍中驕子   另一種形式的戰爭

  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古怪的人,軍隊是個廣闊的天地。如果你能留在部隊,並且不下崗,那你在軍隊中就能大有作為。在軍隊裡,任何聰明才智都有發揮的餘地,而且有無限的發揮創造和想像的空間。可是由於軍隊承載著國家的福祉,它是不會由於某個人提出某個新的想法,就從一邊轉向另一邊。要想讓它接受新的思想,就必須反覆做工作——有時要經過兩三代人的努力。

  (退役)中將威廉?P?亞伯勒

  1961年10月12日,在北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的麥凱勒池塘附近的棒與槍俱樂部裡,一個重要的時刻正在到來。那天到場的有剛被提升為陸軍准將的新任特種部隊司令比爾?亞伯勒、約翰?F?肯尼迪總統的軍事顧問切斯特?V?特德?克利夫頓少將、肯尼迪總統本人,以及其他知名人士。

  從表面上看,肯尼迪到布拉格堡來有兩個目的。一是檢閱一個陸軍師——第82空降師。在旗幟招展的西蒙斯機場上,展示的是這支部隊及其所有的武器裝備。克利夫頓少將認為,讓這位年輕的總統看一看展現在他面前的這個陸軍師的風貌有很大的好處。然而,另一個目的才是肯尼迪此行的真正意圖,因為克利夫頓、肯尼迪和比爾?亞伯勒都意識到:這是為了讓總統體驗一下特種部隊能幹些什麼。

  肯尼迪對特種作戰早就表現出很大的興趣。在他看來,特種作戰具有很大的魅力,而他對有魅力的東西總是情有獨鍾。但更重要的是,他認為特種部隊有能力做他極想做的事情。

  當時,肯尼迪的觀點在美國的領導層中幾乎沒有知音。他認為美國可能很快就會發現自身已陷入一種新的衝突,從而對美國構成新的威脅。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我們面臨著「另一種形式的戰爭」,一種我們不熟悉的戰爭。它對我們通常的作戰形式提出了挑戰,「它的強度是前所未有的,而它的起源卻又非常古老——由游擊隊、破壞者、叛亂者、暗殺者所挑起的戰爭;通過伏擊而不是通過對壘進行的戰爭;通過滲透而不是通過侵略,通過瓦解敵人、拖垮敵人而不是與之正面交鋒而贏得勝利。我們必然會遇到這樣的情況,這就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新戰略,還要有一支全新的軍隊」。

  克利夫頓和亞伯勒認為,一場有聲有色、扣人心弦、安排得恰到好處的演習,肯定能夠向他們的總司令展示:陸軍早就具備了在這一新的舞台上所必需的士兵和力量。它還遠遠沒有完全形成和發展起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但是亞伯勒認為,這可以說明他已經有了組建這支部隊的核心力量。

  那一天的另一個亮點是,特種部隊首次在這樣的正式場合戴上了綠色貝雷帽。這種帽子雖然不正規,但卻很受人喜愛。當時有嚴格的規定,不准把戴綠色貝雷帽作為統一著裝。60年代的陸軍不允許像特種兵和傘兵這類「精英」部隊有與眾不同的著裝,其理由是為了整齊劃一。即便如此,所有特種部隊都藏著綠色貝雷帽,在偏遠地區演習或者在別人看不見的時候,他們就戴上它。

  比爾?亞伯勒和特德?克利夫頓在西點軍校就是同窗好友,而且成了終生莫逆。在肯尼迪到布拉格堡去之前,克利夫頓和亞伯勒就討論過部隊在接受總統視察的時候要不要戴貝雷帽的問題。從不利的方面來看,他們是在拿自己的職業生涯冒險。從有利的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有必要讓他們的軍中同行和公眾承認,特種部隊是一支了不起的部隊。亞伯勒是一個對象徵符號特別敏感的人,他認為貝雷帽不只是一件與眾不同的衣物,而是一種象徵。

  「我認為總統看見你的人戴綠色貝雷帽會喜歡的,」克利夫頓提出自己的看法。

  「我也這樣想,」亞伯勒回答說。「當然,它們還沒有得到上面的認可。」

  「唔,」克利夫頓說,「你就告訴他們出來的時候就戴上它。」

  「下面怎麼辦呢?」

  「不管發生什麼情況,我們都能對付。」

  到10月12日那天,各種不同色調和面料的綠色貝雷帽一下子從隱藏轉為公開,有些貝雷帽已經經歷過數十次野外訓練。那一天,頭戴貝雷帽的官兵們自豪地站在那裡,這在以前是根本不允許的。年輕的總統滿面笑容,非常高興。

  後來,就在陸軍服裝委員會為這件事非常惱火的時候,白宮給亞伯勒准將發來一份電報,說總統已同意把貝雷帽作為優秀表現的象徵。從那時起,綠色貝雷帽被正式認可。

  從那時候起,各種式樣的貝雷帽就成了美國陸軍各部隊正式的行頭——首先是那些得到認可的精英部隊,比如突擊隊(黑色貝雷帽)、空降兵(栗紅色貝雷帽)。近來——儘管還有許多爭論——整個陸軍都獲准戴黑色貝雷帽(突擊隊員將換戴褐色的)。

  儘管如此,在40年前那個暖和的秋日裡,戴貝雷帽還算不上一件大事。那一天的主要活動是「加布裡埃爾表演」。這是為了紀念特種部隊一個叫加布裡埃爾的士兵——當然這個名字與同樣名叫加布裡埃爾的天使的聯想是不會被人們忘卻的。這個表演是為了展示在可能遇到的重大挑戰面前,A級小分隊所表現出來的多種技能、靈活反應和足智多謀。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會領著總統各處視察,觀看各小分隊的演練,可是這一次卻不行,因為特種部隊的特點是在相距較遠的不同地區,在秘密的、隱蔽的形勢下展開活動,所以給觀看帶來困難。不過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特德?克利夫頓事先已告訴了亞伯勒):肯尼迪總統的腰不好,不能進行過多的運動。

  這次表演起了作用

  所以他們就安排各個分隊到總統前面進行表演,而不是領總統到各處去看表演。

  為此,克利夫頓和亞伯勒制定了一項計劃,讓特種部隊技能表演小組在用平板車搭建的彩車上(或者用彩車作為平台)進行表演。每輛彩車都將在總統面前停留,表演特種兵的各種活動。表演的重點不是展示武器、裝備和器械。表演的重點在於展示人的風采。

  例如,有一輛彩車展示的是敵人的游擊隊基地。它就像老撾、南越和東南亞其他地方的游擊隊基地一樣,很難發現、鎖定或摧毀,因為這類基地在不斷變換地點,而且利用沼澤地、叢林或山地為掩護。他們對總統說,要找到並摧毀這樣的基地,需要受過特種訓練、有特種裝備、輕裝並善於機動的戰鬥部隊。特種部隊A級小分隊可以發揮這樣的作用,但是,他們還可以訓練其他人來這樣做,而且這樣更為合適。

  另一輛彩車上所表現的是受過語言與文化訓練的A級小分隊,他們如何訓練和幫助當地的武裝力量。還有一輛彩車上展示的是特種部隊的助民行動(例如提供醫療幫助)。這對他們的戰鬥行動將起到輔助作用,因為他們幫助了老百姓,這些老百姓就不大可能去幫助敵人,這就等於抽乾敵人游擊隊賴以游泳的池中之水。

  其他的彩車表現了特種部隊的心理戰和通信技能——利用廣播、鄉村裡的廣播喇叭,散發傳單等。為了加強效果,還從天上撒下數以千計的傳單。也有的彩車展示了比較傳統的特種作戰——比如訓練友好的游擊隊如何深入敵後襲擊敵人車隊及物資儲藏地。

  這次表演起了作用。

  此後不久,總統就批准建立一支較大規模的特種部隊,但是總統的關照並沒有增加特種部隊的舒適程度。比爾?亞伯勒接任司令之前,雖然特種部隊在持久的衝突中也許會發揮作用,但其作用畢竟很小,也很有限。特種部隊的成員都不指望在陸軍中能夠待得長久,或者得到快速提升。對個人來說,這是個沒有出路的部隊。

  只要特種部隊保持這種規模,五角大樓的許多陸軍將領會很高興。

  肯尼迪前來視察之前,比爾?亞伯勒的上司中不止一個人對他明確地傳達了這樣一個友好善意的信息。例如,第18空降軍司令(一位三星將軍)就對他說過:「比爾啊,你剛剛晉陞准將,我就開門見山跟你說吧,你想做的是一些誰都不喜歡、誰都不會接受的事,除非你能說動總統。我的意思是,必須讓他相信,因為如果他不同意,五角大樓那些人是不會放過你的。」

  另一方面,如果把陸軍「老大」說成是徹頭徹尾的障礙也是錯誤的。

  1961年,比爾?亞伯勒接管了特種戰爭中心1955年12月10日,麥克盧爾准將的心理戰中心變成了特種戰爭中心及學校。。當時他給手下人下達的第一道指令是,制訂出一個根據肯尼迪總統的目標來打造這個中心的基本原則——這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並且由於陸軍「老大」沒有理解肯尼迪講話的意圖而變得更加困難。然而,陸軍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確實盡了很大的努力來貫徹總統關於反游擊戰方面的意圖。

  例如,設立了在陸軍負責作戰的副參謀長領導下的特種戰爭指導委員會。1961年1月,該委員會推出了特種戰爭學校的第一批反游擊戰的課程。

  1962年初,該委員會以漢密爾頓?豪茲將軍為首的13名將軍來到特種戰爭中心。豪茲委員會提出,從上校到四星上將的所有陸軍軍官以及美國的所有陸軍師,都必須接受反游擊戰的教育和訓練。該委員會還提出把特種部隊從當時的2300人增加到4600人。到1968年年中,特種部隊已經增加到8個大隊,總數超過了9000人。

  那年10月亞伯勒和克利夫頓為總統舉行的表演,實際上融合了三股力量,但在當時它們還沒有被完全分清,也沒有被完全理解。

  第一,比爾?亞伯勒是肯尼迪親自挑選的特種部隊司令長官——不過亞伯勒本人並不知道。總統此舉得到了特德?克利夫頓的幫助,並聽從了他的建議。總統曾經對陸軍參謀長說他要用亞伯勒,於是他得到了亞伯勒。最高行政首長的青睞不可避免地會引起「五角大樓那些人」的不滿,因為他們喜歡自己負責人事安排。當總統把這項權力從他們手上拿走的時候,他們是不會喜歡的,這就意味著亞伯勒從走馬上任起就面臨種種阻力。

  第二,比爾?亞伯勒知道,特種部隊是惟一體現了美國總統十分關注的「新型戰爭」思想的美國的軍事概念。但亞伯勒也知道,沒有肯尼迪的幫助,要讓陸軍接受這樣的思想非常困難。在二戰勝利後的幾十年內,陸軍仍然在打二戰式的戰爭——依靠火力和大兵團作戰的戰爭。這就意味著,為了提倡與推廣特種部隊的理念,亞伯勒不得不冒一些風險。他不得不去做總統和公眾的工作。在向總統推薦亞伯勒的時候,特德?克利夫頓深知亞伯勒非常善於「推銷」自己的觀點——他在朋友面前是個「表演藝術家」。他是做這件工作的合適人選。

  第三,比爾?亞伯勒開始按照自己的設想改造特種部隊,因為他已經得到總司令的授權——這也是為什麼說當年10月的那一天是特種部隊重要分水嶺的主要原因。亞伯勒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人。特種部隊將因為他而發生重大變化。

  他為此作出了重大貢獻。他用自己的才幹證明自己的遠見卓識,並通過自己的行動證明克利夫頓和肯尼迪聯手把他選調到布拉格堡是個正確的選擇。特種部隊能發展到今天這樣,當然少不了數以百計的大人物的諸多幫助,但主要還是亞伯勒的功勞。

  接手特種部隊的初期,亞伯勒心裡並不高興。接到要他到布拉格堡報到的命令時,他在歐洲擔任高級反諜報官員——第66反情報特種大隊司令,他們的總部設在德國的斯圖加特,負責向美國在歐洲的所有駐軍提供安全保障。他的反情報特種大隊通過在德國、意大利、瑞士和巴黎的外勤工作站展開工作,此外他們還與德國、英國及法國的安全部門官員密切配合。這是他十分喜歡、不願離開的工作。他喜歡這個工作的國際性及其成功的記錄——他們識別、抓獲、或者「消滅」了數量眾多的敵人特工——他也喜歡這項工作千變萬化的神秘性以及迷宮般的複雜性。對於一個高智能的人來說,這是一項十分有趣的工作。

  在亞伯勒看來,丟下這一切去指揮一個看上去毫無生氣的行動,似乎毫無樂趣可言,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也不能夠提供多少發展前景或者令他激動的事情。

  「我錯得不能再錯啦,」他說道。

  實際上,他的錯誤並不是他早期對新指揮崗位的特性的描述,而是他沒有看到約翰?肯尼迪已經認識到的東西,還沒有看到要有一支新型的部隊來打一場新型的戰爭。阿倫?班克的特種部隊保留了他對二戰中戰略情報局和傑德堡分隊那段光榮歷史的珍貴記憶。現在所需要的是,把班克和福爾克曼訓練出來的部隊變成一支活躍在敵後的部隊,變成一支具有更高的技能、更豐富的想像力、更大的靈活性和文化敏感性、更善於動腦子的部隊。亞伯勒培養出的人要完成的任務,比他在歐洲擔任情報官員遇到的任務更複雜。在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動用一支獨特、靈活、有精確打擊力量的部隊。

  對特種部隊來說,重要的不是它昔日曾經如何,而是它未來將會如何——這將是亞伯勒的創造。

  表演藝術

  對比爾?亞伯勒這樣一個自稱怪人、有很多新思想的人來說,軍旅生涯並不是他理想的職業選擇。奇怪的是,他出生於軍人家庭;他父親是一戰中曾在西伯利亞作戰並立過戰功的老兵,精通俄語,退休時已是一名上校。比爾?亞伯勒並不嚮往軍隊生活。更加奇怪的是,他是一個非常敏感、非常聰明、喜歡藝術的年輕人。他喜歡繪圖和繪畫。這樣的人有時候往往與軍隊的制度、死板的規定以及缺乏想像是格格不入的。

  另一方面,年輕的比爾?亞伯勒認識到,儘管軍隊裡偶爾有制度上的不合理,但他父親的職業是崇高的,那樣的生活可能既充實又有趣。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就是個軍人。

  1931年,亞伯勒參加了陸軍。軍旅生活使他獲得了寶貴的經驗,使他更加瞭解訓練場上的人們。他在後來指揮特種部隊時很好地利用了這些經驗。

  一年之後他進入西點軍校。在那裡他和同班同學特德?克利夫頓一起創辦了一個學校刊物《西點指示器》。克利夫頓擔任編輯,亞伯勒擔任常務編輯,寫專題報,繪製卡通漫畫——這是一個終生陪伴他的實踐活動。

  1960年,亞伯勒從西點畢業。他從約翰?J?潘興將軍手中接過授予他的少尉軍銜,被分配到駐紮在呂宋島麥金利堡的菲律賓偵察兵第57步兵團。在去菲律賓前的那段時間裡,他與在軍人家庭長大的諾爾瑪戀愛並結婚——不過家庭出身並不是他們惟一的共同點。他倆這一輩子都對遠東的生活和亞洲的藝術情有獨鍾(在他們的北卡羅來納家裡,就擺設了許多來自亞洲的藝術品)。

  在菲律賓待了3年之後,亞伯勒獨具慧眼,發現了這支新部隊的鋒芒所在。40年代初期,這個鋒芒就是從飛機上跳傘(還沒有得到很好發展)。他是參與這一新型的、非常危險的戰爭形式的第一批志願者。

  傘兵使軍隊的機動能力大大提高,但這個代價也不小。運送傘兵的運輸機很容易受到攻擊,而且傘兵不可能攜帶過多的東西來滿足支援與火力的需要。換句話說,空降兵部隊的初期作戰更接近於特種部隊,而不像是步兵。

  在他學到了傘兵的技能之後,空降兵部隊的領導向他提供了一次機會,讓他實踐自己對象徵符號的喜愛。

  外界的人很容易忽視軍隊中眾多的與體制有關的象徵符號。資格證章、綬帶、獎章、臂章——甚至特別的帽子、靴子或歌曲——在一個軍人的認同感和榮譽感中都佔有很重要的地位。當然它們不是最重要的,但絕不只是華而不實的裝飾品。意志堅強的人在某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旗幟或徽章面前,有時也會激動萬分,說不出話來。

  這並不是說,一個軍人的服飾和佩戴,沒有什麼值得炫耀的東西。你要的是尊嚴,你不希望一個軍人看起來畏首畏尾。在這裡有一點炫耀並沒有什麼壞處。對此亞伯勒一直都有清楚的認識。「有特色的軍裝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自豪感,」他寫道。「你可以改變一個人,把他變為一個特殊的人。」

  空降兵部隊的首長注意到他在繪畫與設計方面的才能,所以讓他設計第一枚空降兵資格的證章也就不奇怪了。接著他們讓銀匠製作了足夠數量的證章,頒發給第一批合格的傘兵。空降兵至今還佩戴著由比爾?亞伯勒設計的銀翼徽章。

  亞伯勒的才華不只局限在航空兵的銀翼上。他後來又設計了特種服裝:第一批傘兵皮靴就是一個例子——傘兵皮靴的含義對傘兵來說就像綠色貝雷帽對特種部隊一樣——他後來還設計了其他幾種軍用服裝,有些服裝進入了戶外衣著專家L?L?比恩等人的服裝類別。

  在亞伯勒擔任綠色貝雷帽部隊指揮官的初期,他提出要把軍用獵刀用作徒手格鬥的有用武器,同時也要把它視為成就的象徵。有一段時間,騎兵的馬刀曾經起過這樣的作用。陸軍現在已經不用馬刀了。在20世紀,它們已經不像騎兵時代那樣實用。在亞伯勒看來,軍用獵刀似乎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替代品,因為它既有前沿的傳統,又有英勇的含義。

  亞伯勒的夢想是,把軍用獵刀和綠色貝雷帽一起發給每一個新參加特種部隊的人。在這把軍刀的一面鐫刻著這個士兵的名字,另一面鐫刻著特種部隊的格言「解放被壓迫者」。

  陸軍從來就沒有同意過這個想法——不過比爾?亞伯勒總是不斷提出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說電影。

  1941年,比爾?亞伯勒成為新組建的傘兵部隊的領導人之一。他學到了重要的一招,那就是如何讓美國軍方和美國公眾相信這支很有戰鬥力、但仍讓人有些疑慮的部隊。

  好萊塢幫了大忙。

  1941年,美國雷電華影片公司(RKO)拍攝了電影《傘兵營》,影片中3個年輕人的角色由羅伯特?普雷斯頓、埃德蒙?奧布賴恩和哈里?凱裡飾演。他們3個人都經過跳傘訓練。因為讓大明星冒險從飛機上跳傘是不行的,所以比爾?亞伯勒和他的傘兵同行們就當上了替身演員。這並不是一個令人難忘的電影,但它確實使得空降部隊令人神往,吸引了陸軍「老大」和公眾對他們的注意。

  後來,亞伯勒抓住了一個類似的機會。那是作家羅賓?莫爾親自上門提出要寫一部關於特種部隊的小說。亞伯勒很讚賞這種想法,所以他琢磨寫一本關於綠色貝雷帽的書,後來這本書被改編成一部由約翰?韋恩主演的非常賣座的電影。

  《綠色貝雷帽》結果成了一部向美國公眾介紹特種部隊「加布裡埃爾表演」的著作。

  不過亞伯勒沒有就此歇手。

  還是在亞伯勒當小兵的時候,他就很喜歡軍樂隊。他喜歡那些老的進行曲以及軍隊歌謠對心靈產生的衝擊。後來,在他當了特種部隊司令後,他強烈地感到綠色貝雷帽應當有一首自己的激勵人心的軍歌。他把西點軍校的樂隊主管找來,請他寫一首綠色貝雷帽進行曲。後來有一天,特種部隊裡有個叫巴裡?薩德勒的年輕士官走進亞伯勒的辦公室,開始演奏一首由他譜寫的歌曲《綠色貝雷帽讚歌》。

  神勇的戰士從天而降

  無畏地戰鬥面對死亡……

  由此又引出另一件事情。過了不久,仍在服役的薩德勒士官在《埃德?沙利文的表演》中演唱了這首歌曲。它在觀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這首歌曲立刻轟動一時;後來它還被譯成多種語言。對美國特種部隊的熱愛和尊敬迅速增加——比爾?亞伯勒不僅有了一首軍歌,還為他的綠色貝雷帽取得了公關上的巨大成功。一個出乎意料、令人高興的認可來自蘇聯的檢查人員,他們禁止《綠色貝雷帽之歌》在蘇聯發行。

  現在他有了關於特種部隊的小說、電影、軍歌。他只要另外一個部件:特種部隊的祈禱詞——沒有宗教色彩的話語,能夠表達和規定特種部隊軍人與他們心目中的上帝進行交流的話語(在散兵坑裡是沒有無神論者的)。這個祈禱詞應當能讓他的所有官兵都接受,無論他們的種族和信仰是什麼。下面就是他寫的祈禱詞:

  萬能的主啊,你是自由的倡導者,是被壓迫者的希望,聽聽我們的祈禱吧。

  我們特種部隊的戰士承認,在保衛人類自由的鬥爭中,我們依靠你的支持。

  在保衛那些無力自衛,解救那些被奴役的人的戰鬥中,我們願與你在一起。

  讓我們永遠記住,我們國家的格言是:「我們信任上帝」;我們的國家期待我們獲取榮譽。

  讓我們永遠記住,我們永遠不能給我們的信念、我們的家庭和我們的戰友臉上抹黑。

  請你給我們智慧的頭腦、勇敢的心靈、強健有力的手臂,請用你的手保護我們。

  我們為你而戰鬥,勝利的桂冠屬於你。

  因為你永遠是一個王國、一種力量、一種榮耀。阿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亞伯勒不斷進行跳傘訓練,而且參加了實戰——1942年11月對北非的入侵(這是實戰中第一次動用美國傘兵部隊)以及後來在突尼斯的行動。他所指揮的傘兵營在入侵西西里的時候,因「友軍」的高射炮火而損失了23架飛機。後來他的傘兵營在意大利安其奧作戰。他手下的士官保羅?B?赫夫是第一個獲得國會榮譽勳章的傘兵。後來,他的傘兵營被空降到法國南部,從法國的裡維耶爾到法意邊境的濱海山脈一帶作戰。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在戰場上被提升為上校,並被授權指揮在山巖崎嶇的意大利沿海到熱那亞一帶作戰的一個團級的步兵小分隊。在這個過程中,他獲得了一顆銀星。

  不過,早先他幾乎斷送了自己在軍隊的前程。

  亞伯勒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對師長指揮的西西里大規模空襲提出了質疑,因為在那次空襲中,許多運輸機被擊落,同時還有巨大的人員傷亡。他的上司,當時的陸軍少將馬修?李奇維對於這個部下的直言不諱感到不快,解除了他的指揮權。所幸的是,李奇維的上司,陸軍第5軍軍長馬克?W?克拉克中將很賞識亞伯勒,從這個直率的年輕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克拉克讓他臨時擔任參謀,後來把他調到另一個作戰部隊擔任指揮官。

  隨著時間的推移,亞伯勒和李奇維成了好朋友,而且亞伯勒逐漸意識到,在下進攻命令時,李奇維那樣做是必要的。這就像在諾曼底登陸那一天艾森豪威爾下命令時的情況一樣。攻擊行動必須有排山倒海的氣勢,儘管會有相當大的損失。這是每個指揮官所不願意看到的——但是這給年輕的亞伯勒上了很好的一課。

  戰爭結束後,亞伯勒被派往奧地利擔任美軍憲兵司令和維也納憲兵司令。這是類似警察局長的工作,但也要和其他3個佔領國(英國、法國和蘇聯)的地位與他相當的軍官們合作。這是亞伯勒第一次接觸到後來被稱之為「民政事務」的工作。

  四個佔領國的正式任務是恢復法律與秩序。亞伯勒逐漸感興趣的問題是:佔領軍會怎樣干擾這個過程——例如,通過犯罪活動。為此,他開始進行一些統計研究,這項研究顯示了哪些國家的人犯罪最多,以及這些惡行的性質。然後,他定期出版一個小冊子,上面有顯示謀殺、強姦、盜竊、縱火、黑市交易等活動的曲線。

  調查的結果很有意思。俄國人的惡行最多,第二位是法國人,接下來是美國人,排在最後的是英國人。

  這個問題的因素很多。在德國人和奧地利人統治下受害最深的民族,在保護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合法權益的問題上幾乎毫無積極性。但是同樣重要的原因是,佔領軍的品行如何與他們自己的表現有很大關係。經歷過戰鬥的美國軍隊表現比較好,比較守紀律,可是那些來接替他們的部隊到達之後,紀律開始渙散,犯罪率開始上升。

  俄國人似乎根本不對自己的部隊加以約束。實際上,亞伯勒的俄羅斯同行(他們後來成為朋友)告訴他,許多俄羅斯指揮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部下在哪裡,這是有點令人懷疑的。那些人的行徑是對規章制度的嘲弄。

  在這種情況下,亞伯勒多次採取措施約束美國部隊。在他看來,維也納不僅僅是一個被佔領的首都,它還是一個重要的、充滿政治考驗的地方。這個考驗的成功與否可能會決定歐洲大部分地區未來的政治走向。在他看來,美國應當派出代表自己國家美好形象的代表,這些人將起到一個正面的心理槓桿作用。

  然而,當他向上級提出這方面建議的時候,他們明確地告訴他不要提。他應該像其他人一樣,管好自己的人就行了——軍隊就是這樣——其他問題讓上級去處理。正如他所說的,這是個「老一套的回答」。

  需要有一個新的回答:只能允許經過挑選的人進入那個舞台。在隨後的年月裡,對諸如越南、老撾、柬埔寨和泰國這樣一些充滿政治色彩的環境,他堅持的就是這種看法。

  在維也納(以及後來在東南亞),平民百姓對出現在他們中間的美國人寄予很大的期望。美國人有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他們代表了一個幅員遼闊,力量強大的國家;他們是去幫助當地人的。要想讓老百姓的期望得以實現,靠軍隊的老一套做法是無法奏效的。

  要完成這樣的任務,「普通的」軍人是不夠標準的,需要「特種的」軍人。

  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兵

  比爾?亞伯勒輸掉了這個回合。可是這種想法卻在他的頭腦裡紮下了根。

  在隨後幾年裡,他所走的是一名普通中級軍官的發展道路,沒有什麼激動人心、可以大書特書的地方。1951年,他從英國的坎伯裡參謀學院畢業,接著他作為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代表,擔任參謀軍官,在倫敦待了2年,參與籌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工作。在那裡他結識了後來對特種部隊的建設產生重大影響的羅傑?希爾斯曼,並與他成了好朋友。羅傑?希爾斯曼也是西點軍校的畢業生,二戰時期跟隨梅裡爾的掠奪者小分隊在緬甸進行遊擊戰爭,後來成為美國國務院情報方面的負責人——在肯尼迪當政時期,擔任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成為肯尼迪的主要外交政策顧問之一。希爾斯曼是負責肯尼迪所關心的非正規戰爭問題的顧問。

  離開英國之後,亞伯勒被調到美國陸軍戰爭學院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2年。在那段時間裡,他研究了包括游擊戰在內的各種可能的未來戰爭形態。為了這項研究,他訪問了布拉格堡的特種部隊。當時那支部隊的負責人是埃德森?D?拉夫中校。拉夫是1942年入侵北非的第一批傘兵,也是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兵。在特種部隊司令部,亞伯勒像貴賓一樣聽取了特種部隊使命和作戰能力的情況簡介。儘管拉夫非常熱情,可是亞伯勒所看到的情況並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打一場較大規模的戰爭,特種部隊可能會對游擊隊產生一些影響,並使他們對我們的事業有利,但這只是敲敲邊鼓而已。

  1956年,他被派往柬埔寨,擔任軍事援助顧問團的副團長。他花了大量時間前往實地,和柬埔寨軍隊一起——這對他來說又是一次有很大啟發的體驗(他熱愛柬埔寨)。在那樣的環境中進行常規戰爭,從物質條件上來說是非常困難的,這是他的第一個印象;柬埔寨軍人在那樣的環境中能夠生存和發展,這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此他說過如下一番話:

  1956年,奇科萊拉將軍和我都在軍事顧問團工作。我們到東部省份去了好幾次。有一次我們從金邊出發去了邦美蜀越南南方地名。,走的是一條當年法國人修建、如今已被叢生的植物覆蓋的道路。一些已經銹蝕的機器還在路旁。我猜測,在邊界兩邊的部隊(共產黨的和反共產黨的)有過接觸,但已經脫離了接觸,因為在柬埔寨與越南的邊界上,沒有發生軍事行動的跡象。可是一旦進入越南境內,大多數可能的通道都處於堅固防禦工事的控制之下。

  在這兩個省的行動非常困難,尤其是在雨季。有一次我們就遇上了瓢潑大雨。

  與我們隨行的是一支由柬埔寨人組成的小分隊,一輛四分之三噸的卡車、兩輛吉普和一輛拖車。那裡的天黑得很快,這是熱帶地區的特點;我們的道路逐漸被水淹沒。我們的兩邊除了平地之外,什麼也沒有。我感到無計可施。我們不僅可能被水淹沒,而且在一片澤國、沒有任何地貌特徵的地方,我們可能分不清東南西北,完全迷路。這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該怎麼辦?

  就在天黑之前,我們發現了一個小土丘——一個小山包——我們把車開了上去。雨水傾盆而下,劈頭蓋臉地澆在我們身上。我們找到一些能大致避雨的地方,把睡袋鋪在地上,想稍事休息,等第二天早晨再想辦法。

  大約凌晨3點,我們聽見我們來時的方向上有動靜。很快我們就朦朦朧朧地看見雨幕中有一些閃光——沿著公路傳來騾拉車發出的聲音。

  大約半個小時之後,一名渾身濕透的年輕柬埔寨中尉走上前來,敬了個禮,然後用法語問道:「我能幫你們什麼忙嗎?」

  我們問:「呃,你是什麼人?上哪兒去?怎麼會上這兒來的?」

  「我們要去邊境哨所,」他解釋說。「我們是從泥水中過來的。」

  「你們是怎麼做的呢?」

  他做給我們看。

  他們在一輛四分之三噸的卡車上裝了一個絞盤,把一根繩子固定在樹上,然後向前開25—30英尺。接著再重複先前的動作。他們這一路上採取的都是這種辦法。

  「你們在這兒過夜嗎?」我們問道。「是不是要等雨停下來?」

  「哦,不,前面有個更好的地方。我們到那兒去。」接著他問道:「要我們帶你們一起走嗎?」

  「不,我們要等到天亮,」我回答說。

  天一亮我們就出發了。水稍稍退了些,已經可以看清方向了。

  大約向前走了10英里,我們來到那名柬埔寨中尉的營地。他把他們運到邊界哨所去的東西都攤在那裡。柬埔寨的軍官們都脫下軍裝,換上了他們的「柬袍」(一種裹在身上的衣服),幾個勤務兵在服侍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他們顯得輕鬆自如……確實是很優秀的叢林和前線軍人。

  過了一段時間,我們終於到達了自己的目的地——邊界哨所。這個哨所就像從前美國西部的一座小堡壘。它的四周有木尖樁,為的是防止當地土著山民。他們把這些山民稱之為「山農」,而越南人則稱他們為「山民」。每天早晨他們都要吹號,升旗。那些柬埔寨軍人還到鎮上去(很近),用鋯石鋯石是一種礦物,經加熱、切割和磨光,能做成華麗的藍白色寶石。去換東西。就像我們當年西部開發時的士兵與印第安人換東西一樣。到了晚上,他們就回到哨所。

  我的感覺是,柬埔寨人能夠成為了不起的非正規戰爭的戰士,從事游擊戰爭。

  特種部隊使命的另一顆種子種下了。

  1957年,亞伯勒擔任第7步兵團團長,部隊從佐治亞州的本寧堡調到德國。不久他就被派到歐洲反情報中心……而後又被調到布拉格堡,擔任特種部隊的司令官。

  瓦解敵人繼續鬥爭的意志

  約翰?肯尼迪關於非常規戰爭的思想,真實地反映了他對20世紀50和60年代一些事情的擔心——「共產主義帝國」的擴展似乎到了瘋狂與危險的地步,殖民主義突然土崩瓦解。

  殖民主義——由西方大國統治第三世界人民,進行經濟剝削——已經持續了好幾百年。殖民主義的滅亡(除了蘇聯的模式)經歷了大約20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20年。

  遺憾的是,老殖民主義者的離去並沒有給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帶來多少好處。他們並沒在當地人中留下多少有能力的領導者,也沒有給他們留下多少可用的東西。他們從來就沒有作出「白人負擔」的承諾。大多數新近擺脫殖民主義的第三世界國家,都缺乏維持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交通運輸、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銀行和投資,尤其缺乏的是能保護他們的、可執行的法律和有效的司法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新興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所感興趣的,是他們個人勢力和財富的擴張,而不是建設和發展國家所需要的長期艱苦的奮鬥。

  與此同時,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東西——使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子女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我們把欺壓我們的人打倒了,」他們說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經歷了長期艱苦的鬥爭、痛苦和犧牲之後)。「現在我們應當看到我們的勝利果實。」

  但勝利果實沒有立即出現——而且實際上他們是倒退了,他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充滿腐敗、更加骯髒和腐朽的前景。他們的沮喪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們的情緒很快變壞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種潛在的爆炸性局勢,自然就變成了共產黨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的主要鬥爭舞台。這不僅涉及到對世界上巨大自然資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對世界大多數人口的支配和影響。

  在這個較量的初期,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共產黨人具有不少優勢:他們與舊時代聲名狼藉的殖民主義大國沒有聯繫,他們承諾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間天堂……而且會很快。他們(尤其是中國人)還拿出了一些有效的辦法,把那些對已經失敗或者正在失敗的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失望、不滿和憤怒轉變成嚴重威脅這些政府的種種機制。

  西方大國(尤其是作為其領袖的美國)開始反擊時,處於嚴重的不利局面:共產主義代表的是光明、燦爛的未來。民主政體和資本主義代表的是聲名狼藉的過去。民主國家在進行心理戰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國家為了適應其自身文化要求和傳統所採取的民主資本主義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數人民的強烈願望。西方國家沒有能夠做好宣傳這一真理的工作。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中國的勝利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滿可以轉化為不同意見和不同政見。不同政見可能轉化為顛覆活動和恐怖活動。而顛覆和恐怖活動又能轉化為活躍的叛亂活動。叛亂活動可以轉變為游擊戰爭。到了一定的時候,游擊戰爭就會轉變為常規的軍事行動——但只有在游擊隊員完全相信最後結果將對他們有利的時候。

  在這個過程的每一個階段,他們所採取的行動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統治階級制度上的弱點。其目的不是直接發生衝突,而是讓這個制度內部發生腐敗。他們派出人員去腐化或「轉變」那些政客們。另外還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會、學生團體、農民團體。他們滲透到媒體、軍隊和警察之中——所有這些人都起著宣傳和顛覆的作用。

  革命者並不指望經過一次或者幾次鬥爭就可以摧毀一個制度。然而經濟、政治、心理和物質方面的任何弱點都可能摧毀一個制度。實際上,一個制度最致命的弱點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敵人繼續鬥爭的意志,從來就是地下鬥爭的主要目的。這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幾年甚至幾十年,從事顛覆的領導人必須要有極大的耐心。

  有一種說法很有道理:每一個階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階段的基礎上的,即使出現新的階段,每個階段依然處於積極活動的狀態。與此同時,搞顛覆活動的地下組織具有複雜的細胞狀組織結構,它的各個成員和各個階段都能受到保護,不至於被發現。即使砍斷它一個手指,它的軀體依然存在,還會長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點說得也很有道理:他們的所有成員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報工作,而從總體上說,他們都做到了。到處都有他們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們都知道。

  最後一點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較活躍的階段幾乎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支持——供應、情報、財源和兵源。在很多情況下,這種支持往往要冒極大的風險,花極大的代價。統治機構——例如在被佔領的法國,那些德國人的機構——會尋找還擊的機會,或者是尋找各種傳遞強硬信號的方法。他們發出的威脅越大,就越有可能激發起暴力——從心理上來說,這對革命有利。

  當然,革命者要經受得起這樣的攻擊,就要有堅強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並得到人民的鼓勵。

  這就產生了毛澤東著名的魚水關係的說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魚。大海不僅使魚得以生存,而且還保護他們免受傷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脅的情況下才會露面。否則他們便會回到大海、大山或者叢林之中。

  當然,革命者幾乎都能得到一個或者另一個共產黨國家的支持。這是一種代理人的戰爭。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願意為那些出價最高的或者在當時情況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務,這是屢見不鮮的。

  這就是肯尼迪總統所說的新型戰爭。它變換過許多名稱:革命、人民戰爭、半地下戰爭、多維度戰爭、緩慢燃燒的戰爭、暗影中的戰爭。這些名稱都很有用,它們描述的是這種鬥爭的某一個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隱蔽性和複雜性,就說明了一個嚴酷而又基本的事實:過去的作戰方式幾乎已經行不通了。你不能就這樣把一支騎兵或者一支裝甲部隊派過去。你可以用轟炸的方式使一個國家的人回到石器時代,然而他們的孩子們將會從洞穴裡走出來,投擲石塊,然後再回到洞裡隱藏起來。

  敵人在哪裡?我們實際上是在和什麼人作戰?我們佔領了一塊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呢?

  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肯尼迪總統說得對: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戰部隊。這支部隊應當徹頭徹尾地瞭解游擊隊——他們怎樣生活,怎樣作戰,怎樣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爾克曼-麥克盧爾的特種部隊到那兒去不會有問題,可是僅僅具有在敵後從事破壞活動或者追擊游擊隊的能力還遠遠不夠。對早期的特種部隊而言,游擊隊員是我們可以期待的朋友。當游擊隊變成我們的敵人的時候,我們就需要做重新定向的工作。這並不是什麼難度很大的轉向,但是我們的態度要改變,我們要學習新的技能。

  其一,你不可能一開始就剷除游擊隊,除非你瞭解孵化和支持他們的地下機制——從事顛覆、恐怖、支持和情報工作的那張巨大而無形的網——然後才能攻擊他們。但是,要做到這一點而同時又不完全清除美國想保留和提倡的自由,則是一項非常困難的工作。

  到別人的家裡,替他們把房子裡的東西擺放整齊也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主權國家把內部顛覆看成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他們很少讓外國人觸及支持顛覆的那個機制。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那些國家的政府本身就已病入膏肓。革命者所提出的治療辦法很可能是錯誤的,可他們的事業是正義的。

  這就是說,如果美國特種部隊想在反游擊戰中發揮好的作用,就必須走好一根又細又險的鋼絲。他們必須根據自己的指揮官和政府的指示,以謹慎、靈活的辦法應對當地的政府,同時應當與當地人民建立起比較深厚的關係。

  比爾?亞伯勒清楚地認識到,由於這種非常敏感的心理和政治環境,特種部隊的標準遠非只是游擊戰專長和技能方面的要求。個人的人格變得極端重要——判斷力、成熟、自律以及與那些文化上完全不同於美國人的人協調工作的能力。

  在這樣的情況下,什麼樣的軍人才能有效地作戰?

  首先——這種情況與1961年時完全一樣——他的思維方式應當不同於普通軍人的思維方式。特種部隊的軍人像所有其他軍人一樣,也是按一條指揮鏈行動的,所不同的是,他們不能隨時與他們的上級取得直接聯繫,甚至無法進行定期的聯繫。這就意味著,有時候他們必須單獨行動,也就是說他們難免要自己作出決定——雖然希望他們的決定是在對上級和國家的意圖有清晰的理解的基礎上作出的。他們不僅要極大地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會遇到死亡的威脅。他們也會影響到指揮鏈上的各級指揮員直至總統對政策的制定。

  與此同時,還出現了一些只有特種部隊才能解決的棘手問題。在這些問題中,有很多是實際技能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也許要學會接生、拔牙,或者要會設計橋樑並監督其施工的本領。還有一些問題則是心理問題——特種部隊的軍人需要進行勸說、誘導,或者利用一個不很友好的當地領導人去做一些可能符合美國利益、但顯然不符合他自身利益的事情。這兩種問題都是難以預料的、複雜的、沒有現成答案的,而且也無法確保會得到上級的幫助。

  除此以外,特種部隊的軍人不能把自己個人的戰術、技術、能力和思想集中在某些具體問題上。他們不能僅僅依靠反覆操練過的軍事技能。對他們所灌輸的以及期待他們去做的,就是要善於思考。在思考一個問題的時候,他們不僅僅要試圖解決這個問題,使之符合他們這個團隊的利益,而且要使之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他們要能夠透過複雜的現象看出這些問題,並且能夠處理這些問題。

  這些軍人之所以被稱之為「特種」,部分原因就是,可以信賴他們去作出這樣的決定。

  雖然比爾?亞伯勒獲得總統的授權來培養這些軍人,他還面臨著一項重要的任務。他必須接管「老的」特種部隊,並把他們造就成「新的」特種部隊——並不是所有「老的」都希望變成「新的」。他必須把這支規模比較小、人員有限的部隊發展成一支具有相當規模和相當戰鬥力的部隊,而且還要招募最優秀的人員。這就意味著要把陸軍部隊中最優秀的、別人不願意放的人「挖過來」(他有權挑選,不過會招致很多不滿)。他必須剔除那些不夠標準的,對那些經過挑選和考驗而留下的人進行高標準的教育和訓練,然後由他對這些人單獨地或者集體地進行榮譽和自尊的教育。同時,他還要研究敵人的特點,讓其他人也學會與這樣的敵人作戰的方法。他還要進行深入研究——很少有(即使有的話)哪個軍事組織的研究達到他這樣的深度。他還要找到一些方法,讓特種部隊不僅學到這些思想,而且能在他們流血流汗的實踐中運用這些思想。隨後,他還必須向陸軍「老大」以及美國民眾進一步推銷他這支一直處於比較脆弱、易受傷害地位的特種部隊。

  一種新型的戰鬥部隊

  比爾?亞伯勒面臨著一項巨大的工程,但是他首先必須「清理房間」——包括提高門檻。

  1961年,也就是接管特種部隊之後不久,亞伯勒逐漸意識到特種部隊的原有成員中有很大一部分人達不到他的新型作戰部隊的標準。這些人都很厲害——有翻江倒海的本領。他們都是很有能耐的軍人,可是在政治上和心理上比較敏感的形勢下,他不能指望他們個個都能夠很好地發揮作用。

  亞伯勒說:「在綠色貝雷帽部隊中,我特別不想留的,是那些『老油子突擊隊員』,也就是老式突擊隊中的那種人。坦率地說,在特種部隊中這樣的人還不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曾經和突擊隊並肩戰鬥,我瞭解他們,也很欽佩他們的優點:他們是勇敢的『放血者』。他們是作戰的機器。可是他們根本不懂外交,根本不接受任何人的規勸。對於我們所說的比較人性化的特性,例如同情、憐憫、惻隱之心,他們幾乎從不放在心上。如果這些事符合當時的情形,那行。如果不是這樣,也行。他們去那裡就是打打殺殺的。不論你放手讓那些突擊隊或別動隊隊員去幹什麼,他們都會去。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不過,我在陸軍中的一些同事在陸軍部擔任重要職務,他們依然把特種部隊看成某種突擊隊。他們從來就不理解我們為什麼非要清除那麼多『老油子兵』,也不理解我們後來為什麼在資格課程中有那麼高的淘汰率。他們無法理解在判斷力問題上的淘汰率,也不理解在認識人性問題上的淘汰率。……一個不願和山民一起臥倒在地,向他作\[武器\]瞄準示範的人,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由於高淘汰率問題,我們不斷受到指責。但是只要我決意處理的事,我們就寸步不讓。我會堅持對從那個大鍋爐、那個體制中出來的每個人提出最起碼的要求。」

  有些老特種部隊的人無論是在崗還是不在崗,都很厲害——這就給亞伯勒增添了更多的麻煩。

  由於特種部隊的編制有限,提銜晉職都很困難。優秀的軍官在可能的情況下往往都不願意被分配到特種部隊來。那時,特種部隊對軍官的訓練水平也比較低:例如校官就可以免修資格課程,而且常常是這樣。

  由於種種原因,特種部隊的優秀士官的前途比較光明,所以士官的質量就比較高,他們的專業技能也比較高(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二戰和/或朝鮮戰爭的老兵,都具有相當豐富的實戰經驗;許多人都負過傷),亞伯勒在訓練新來者的時候,想充分利用這些士官的專業技能。但是他們總覺得自己的權很大似的,想怎麼幹就怎麼幹。他們與比他們年輕的士兵一起行動的時候,往往表現出不少野性。

  對他們必須加以管束。

  不過,更大的問題還是軍官問題。儘管有一些明顯的例外,很多軍官都把分配到特種部隊看成是一個暫時的棲息,是一個有男子樂趣的地方——酗酒、胡鬧、搞女人、勾搭別人的妻子。

  這些現象必須制止。

  在到任初期,亞伯勒把他的軍官——上尉和上尉以上的軍官——帶到基地的松林中,直截了當地說了他對他們的期望。他對他們不會溫良恭儉讓的。

  這就是令人難忘的亞伯勒「林中訓話」。

  「只要由我來負責特種部隊,」他開門見山地說,「這裡的規矩就要變。要有一個新的開端。

  「首先,不准搞女人,不准酗酒,不准胡鬧,不准通姦。不能有調皮搗蛋的,不能有不服管束的。從現在起,所有這一切都在被禁之列——不准搞變通。我們要有道德標準,紀律標準,儀表標準。

  「第二,所有軍官都必須通過資格課程考核。不准有例外。不管他是什麼軍銜。

  「第三,我所說的話適用於所有軍銜的人。沒有例外。所以你們要把這些話跟你們的士官交代清楚。

  「最後,如果你們有意見,可以有兩種方式來處理。你們可以中止自己的職業生涯。你們也可以到我辦公室提出調動到其他單位的要求。否則,你們就必須來個脫胎換骨,如果你們還想留在這支部隊的話。」

  那些最差勁的都走了;那些最好的都留下了。亞伯勒著手進行實質性的改革。

  與此同時,特種部隊的軍官和士官開始覺得有了奔頭。如果你到了特種部隊,能夠幹得好,就有希望很快得到提拔,如果你願意,就有可能在部隊長期幹下去。

  所以特種部隊對那些有野性的、不稱職的、守舊的人,已經不再是沒有發展的地方了。它成了一個讓人嚮往的地方,成了一個可以大有作為的地方。

  肯尼迪政府明確表示,「對付叛亂」是美國政府外交政策的正式工具。此後不久,對付叛亂需要的一些主要武器系統的問題就突顯出來。它們必須聯繫與行為和社會科學有關的各種資源——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以及國際關係學——一起打造。問題在於如何把這些學科和比較直接的軍事功能結合起來,產生一個在對付叛亂的惡劣實戰環境中可以有效使用的工具。

  特種戰爭中心必須對這一新領域進行研究。

  比爾?亞伯勒本人就是學者和知識分子。他在情報和反情報工作方面的經驗使他學到了很多關於如何瞭解敵人(和朋友)的方法。他知道到哪裡去尋找知識和靈感的源泉以及如何去尋找。

  他首先去找了羅傑?希爾斯曼。在提出反游擊戰以及非正規戰爭的概念方面,希爾斯曼在國務院和白宮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希爾斯曼到特種戰爭中心來過好幾次,向亞伯勒和中心的教官和學員提供了這方面的背景信息和觀點。

  亞伯勒和他的參謀人員還研究了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英國人在馬來西亞的勝利。它指明了一條可行的反游擊戰理論——即要深入瞭解當地文化,在向當地的游擊隊滲透的過程中不要心慈手軟,然後把他們從人民中連根剷除。反面的例子就是法國在印度支那的失敗和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虛假勝利。

  向他提供經常性咨詢的人還有一些專家,包括查爾斯?M?泰勒(二戰中美國駐南斯拉夫軍事代表團團長,後來擔任美國之音的台長)、傑伊?扎沃德尼博士(時任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二戰時與華沙的波蘭抵抗組織並肩作戰,後來發表過許多關於非正規戰爭和心理戰方面的論著)以及其他幾個有專長的人。

  五角大樓的一些人

  他所咨詢的人和研究的有些問題是有爭議的。亞伯勒不怕使學生感到驚訝。他知道,按常規的思維是無法把這項工作做好的。

  例如,有左翼思想傾向的法國軍人作家貝爾納?福爾就經常應邀到特種戰爭學校非常規戰爭班去講學。福爾的《沒有歡樂的街道》被用作該校的教科書。那是一本經典的歷史著作,寫的是法國在印度支那進行的那場戰爭。福爾對美國在東南亞的所作所為進行了言辭犀利、入木三分、不留情面的評論,常常在他的軍人聽眾中引起熱烈的反響。亞伯勒寫道:「他有事實,有數據,有歷史,還有個人體驗。而學生方面由於自尊心受到傷害,缺乏充分的資料,所以通常情緒比較低落。」

  最後,福爾對美國的越南政策的鄙視,使得「五角大樓的一些人」對他在布拉格堡的頻頻出現表現出關注。亞伯勒接到華盛頓打來的一個電話:「那個叫貝爾納?福爾的法國人在特種戰爭學校是不受歡迎的人。」可是,當亞伯勒要求把這項命令落實成書面文字的時候,他們收回了這項要求,而福爾的出現就像催化劑一樣,繼續給學校裡年輕的綠色貝雷帽們帶來衝擊。

  關於非正規戰爭的另一個有爭議的看法,則來自有傳奇色彩的空軍上校愛德華?蘭斯代爾——似乎是從間諜小說中跳出來的真實人物。實際上他的故事曾經鼓舞了好幾位小說家;他是格雷厄姆?格林的《文靜的美國人》和萊德勒與伯迪克創作的《醜陋的美國人》中的人物原型(他們的人物中還可以看見羅傑?希爾斯曼的影子)。雖然他的成就是有爭議的——他在越南的行為值得懷疑——但卻是真實的。在20世紀50年代,蘭斯代爾被借調到中央情報局,而後被分配到菲律賓。他使得中央情報局在對付菲律賓的共產黨游擊隊(被稱為「胡克」)方面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蘭斯代爾採取了好幾種辦法。首先,為了對抗共產黨的影響,他推出了一個無疑有很大影響的人物——拉蒙?麥格賽賽麥格賽賽在二戰期間是菲律賓呂宋島游擊隊隊長,戰後曾任該國國防部長,進行了長期的反游擊戰。。有人爭論說,麥格賽賽是菲律賓的華盛頓和林肯。他後來成為菲律賓總統,但是上任後不久就因飛機失事而死亡。第二,蘭斯代爾後來被人們說成是在「黑色」心理戰方面有超群才華的人——散佈能夠傷人的謠言。例如,他在農村散佈謠言說,內心邪惡的人將成為當地吸血鬼的盤中餐。接著他讓手下人把一個死胡克的血抽乾,然後在脖子上戳洞,再把屍體仍到一條人來人往的路上。謠言不脛而走,說胡克是吸血鬼的美餐。第三點也是比爾?亞伯勒研究非正規戰和政治戰時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亞伯勒寫道:「埃德?蘭斯代爾使我認識到,我們所說的民事行為與正規軍在民眾中發揮作用的能力之間的關係。這種認識對菲律賓的游擊戰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使民眾覺得,軍隊不是壓迫者,穿軍裝的人代表的是政府;如果他們熱情地支持並幫助民眾,那麼政府肯定也是這樣考慮問題的。」軍人所做的好事證明了政府的仁慈、善意和誠信。

  「在後來的研究中,」亞伯勒寫道,「我發現這個概念的發明者不是埃德?蘭斯代爾……而是毛澤東。毛澤東是這種思想在當代最偉大的推動者。

  「我研究了毛澤東最終把蔣介石趕出中國大陸的一系列作戰行動。我發現,在開始的時候,國民黨部隊在數量上大大超過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但是,當毛澤東沿長征的道路一路退卻的時候,他領導的軍隊對老百姓非常慷慨,非常熱愛,也非常尊重。所以老百姓和共產黨軍隊的關係不是通常那種軍民關係,老百姓不是躲避他們,而是歡迎他們。

  「這樣的行為要追溯到毛澤東的九項規定。他要求紅軍記住這些規定(它們甚至被譜成歌曲天天唱)。這些規定得到了嚴格執行。違反這些規定的人將受到嚴厲懲處,也許被處死。」

  這裡有一個例子:

  ●不拿貧苦農民一針一線。

  ●借東西要還。

  ●損壞東西要賠。

  ●買東西要付錢。

  ●買賣公平。

  ●對老百姓有禮貌,盡可能幫助他們。

  亞伯勒繼續寫道,這實際上意味著「軍人所熟悉的戰場上的那些普通規定已經用不上了。即使老百姓妨礙了軍隊,也不能把他們趕走。鼓勵軍人把自己的最後一份口糧與農民共享。如果下了一塊門板睡覺(這是中國的一種習慣),那麼部隊在離開之前要把門板還回去。一個最佳的陣地也許就在一個墓穴上。即便如此,紅軍也會尊重老百姓,把槍架到其他地方。

  「結果,紅軍的力量壯大了,蔣介石的部隊越來越不得人心。」

  亞伯勒研究了毛澤東以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如切?格瓦拉、越南的武元甲和長征等人格瓦拉是古巴革命的傑出領導人,著名的游擊戰術理論家。武元甲是越南傑出的軍事與政府領導人,熟悉游擊戰,在奠邊府打敗了法國人。長征是越南的政治領導人,曾任越南勞動黨總書記,國會常委委員會主席。,對多維戰爭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值得一提的是,「國防部那幫人」並不鼓勵這樣的研究。)亞伯勒的研究表明,他們的非正規戰爭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要有打持久戰的耐心。「時間對我們有利。時間將是我們最好的戰略家。」——長征。

  ●各級指戰員的政治覺悟。

  ●努力把所有「小人物」都吸引到游擊隊方面來。

  ●通過不斷地宣傳和恐怖襲擊削弱敵人的士氣。

  ●在戰術上有利於游擊隊時,不斷對敵人的人員和敏感點實施攻擊。

  ●避免與勢均力敵或者佔優勢的敵人展開陣地戰。

  ●只有在生死存亡或者掩護他人撤退時才打防禦戰。

  ●把敵人的供應系統當成自己的,讓敵人運送存儲軍需物資,然後奪取之。

  ●不斷努力把秘密武裝變成正規武裝,在有把握取得勝利的時間和情況下,把仗打到敵人的領地上。

  有了這些研究作為指導,特種部隊新的發展方向已經非常清楚了。

  如果他們是為了教會一個受游擊隊威脅的國家的軍隊如何與當地游擊隊作戰,那麼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教會他們如何仔細策劃並執行軍事的與非軍事的行動,從而使這些軍隊能夠贏得並繼續得到人民的支持。所有這一切都要求有高度的紀律性,不僅綠色貝雷帽部隊要這樣,當地的武裝部隊也要這樣。這樣的紀律能夠確保部隊在政治敏感地區有高水平的行為和道德表現。

  兩名受過嚴格訓練的醫務人員

  雖然常規部隊的軍人通常並不關注處於戰火中的老百姓,但是缺少這種關注往往會產生政治和心理方面的附帶結果,這種附帶結果顯然會給戰場上的輝煌勝利造成負面影響。軍事領導人必須認真調整自己的思維。在美國陸軍中,特種部隊是第一個正式接受這種課程教育並將其作為作戰原則而付諸實踐的部隊。

  沒有過多久,貫徹執行美國版毛澤東「行為規範」的綠色貝雷帽部隊,開始對生活在偏遠地區、往往是叢林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小人物」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先前,這些人在整個軍事行動計劃中並不起多大作用。這些「小人物」往往對在他們中間的外國軍人持懷疑態度。然而,這些軍人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和軍事技術,他們很快就得到越來越多的相互合作和信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仰慕和友誼。

  綠色貝雷帽部隊關注其他軍人很少關注的各種小事情。例如,他們幫助某個村民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法打井,改善了他的供水狀況。他們和他並肩勞動,建起一座小木橋,這樣他到那塊原始的土地上幹活時,就不必再在沼澤地上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半英里了。他們教會他如何挖灌溉渠。他們給他種子,這些種子長出了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好蔬菜。最令人感到奇怪,而且也最令人感到溫暖的是,他們是把這個村民當成自己人看待的。他們可以用當地語言與他交談——也許不夠流利,但是用於交流已經足夠。他們和村裡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們和村民們同餐共飲,晚上和他們一起圍坐在火堆旁,和他們交談,住在和他們一樣的農舍裡。

  一旦他們之間建立起友誼之後,保衛村莊的軍事任務就開始了。綠色貝雷帽部隊規劃了村子的防禦工事輪廓,村民們把一根根尖樁埋在地上,尖頭對著通向村子的道路。在綠色貝雷帽的幫助下,他們在村子裡挖了防護掩體。他們還建立了報警系統,所使用的是舊輪胎的輪轂和空炮彈殼,遇到情況就發出警報。在這段時間裡,綠色貝雷帽和村民們一起勞動;在遇到襲擊的時候,他們就與村民們並肩戰鬥。

  綠色貝雷帽A級小分隊都具有一些醫學專長——有兩名受過嚴格訓練的醫務人員,而在他們的影響下,小分隊其他8個人也學了不少醫療技術。

  學習這種專長和特種部隊原先的使命有關,那就是組織和訓練游擊隊以及地下武裝。在剛開始的時候,游擊隊簡直不堪一擊。在他們逐步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為了保護自己,他們必須隱藏在茂密的叢林、大片的沼澤和崇山峻嶺這些難以到達的地區。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生存下來往往就是一種勝利。如果某個游擊隊員生了病或者負了傷,那他是沒有任何可以依賴的外來援助的。

  綠色貝雷帽的醫療技能在這方面發揮了作用。綠色貝雷帽部隊的醫務兵可以提供醫療知識,以確保游擊隊員的戰鬥力。

  這些技能在那些和游擊隊基地幾乎同樣與世隔絕的鄉村也起到了類似的作用。這也是產生友誼和信任的原因。對村民們來說,看牙病,作產前檢查,服用抗菌素,接受預防接種,學習營養和疾病防護知識都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為完成這些任務所進行的訓練是強化的、高難度的,而且是盡可能接近實際的。他們讓從國外完成任務歸來的綠色貝雷帽提供充分的信息,並讓他們幫助培訓前去接替他們的人。此外他們還建立起一些模擬的村莊,連細節方面都很像。為了完成任務,綠色貝雷帽做了很多準備工作,他們的生活就像在實地一樣,包括吃飯、住宿、作業、語言以及其他的一切。

  為了有助於訓練,亞伯勒還在布拉格堡建了部分模擬越南遊擊隊居住的村莊,從使用的器具、飼養的家畜和逃離用的通道,應有盡有。亞伯勒後來去越南的時候發現,在越南人的步兵訓練中心有一個模擬村莊就模仿了他的模型。他感到很有趣,也感到很欣慰。

  比爾?亞伯勒不僅非常關注特種部隊的強化準備工作,還非常關注諸如服裝、急救包和應急口糧在內的(陸軍)專用裝備。可以預計,那些陸軍中的「大人物」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會感到很棘手。

  比爾?亞伯勒回憶了下面一段往事:

  我一直認為特種兵的裝備主要是為了保存自己,這和武器沒有多大關係。士兵的健康很重要,在這方面我們要盡量做到讓他得到最好的著裝、戰地急救包和應急口糧。實際上,我認為如果擁有精良武器的美國人和使用較差武器的當地武裝在一起的時候,它自身的可信度就受到了損害。例如我就不相信特種部隊應當配備M16;特種部隊士兵更需要生存的武器。即便他在特定條件下沒有適當的武器,他還可以從敵人手中奪取,或者臨時製作。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布拉格堡的訓練體系中就包括從世界各地收集來的五花八門的武器。一個特種部隊的軍人應當熟悉所有這些武器並能組裝、使用它們。

  我認為特種部隊士兵不是一個直接作戰的工具。我認為他是一個催化劑,他可以把人吸引到自己的身邊,訓練他們,幫助他們擔當起領導任務,他所攜帶的武器是第二位的。

  所以我花了大量的時間研究個人裝備和特種服裝,雖然後勤供應部門和其他一些人對這些東西沒有好感,認為這些觀點太理想化,認為在陸軍中最基本的東西是給予士兵一件精良的武器、充足的彈藥、身上穿的衣服和腳上穿的鞋子,以及必要的運輸手段。

  1961年,我到馬薩諸塞州內蒂克的後勤倉庫,看看有沒有可供我們去東南亞的人員使用的熱帶裝備。我去了之後大吃一驚。他們沒有任何適用於叢林作戰的裝備。二戰中在叢林和熱帶地區作戰的經驗已被丟得一乾二淨了。

  我在後勤博物館發現了他們所說的「熱帶迷彩服」。可是這些服裝的設計思路和淘糞工的工作服如出一轍,沒有任何實用價值。一件襯衣和一條褲子。襯衣有兩個上口袋,但沒有下口袋。褲子上只有一般的口袋,沒有可以攜帶大件東西的口袋。不過衣服的面料還可以。面料織得非常細密,穿上能夠防止蚊蟲的叮咬。

  於是我說:「好吧,我們來看看。面料不錯。我們可以從這裡開始。」我接著又說:「給我送一件去,我們進行一些修改,看看能不能把它改得比較適合作戰用。」所以我就帶了幾件他們所說的「熱帶迷彩服」,在褲子上加了可以放大東西的口袋,在襯衣上加了兩隻帶褶的大口袋。我把胸前的兩隻袋改成了斜向的,以利於在穿上偽裝網的情況下方便手的進出,戴上肩章,在腰部扣上搭襻以便把上衣束緊。衣服袖子設計得比較寬大,在沒有蚊蟲或者天氣允許的時候,可以把袖子捲起來。

  綠色貝雷帽成為暴發戶

  在我們的幫助下,軍需部門逐步改出了在越南使用的叢林作戰服——儘管他們根本就沒有承認有必要進行修改。

  可是真正做起來卻很難。僅僅有關發放叢林作戰服的文件就重達好幾磅。在第一批服裝發放的時候,就下了一道命令,規定只有在戰場上穿,而且只能是特種部隊穿。

  當然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

  在結束的時候,他輕描淡寫卻又恰到好處地說,美國軍隊非常幸運,因為在美國最終向越南派遣大批部隊的時候,我們為特種部隊設計的叢林作戰服已經得到了普遍使用。

  就在比爾?亞伯勒培養造就新型軍人的時候,陸軍老大還在繼續走傳統的道路,對這個怪人在北卡羅來納州所做的事投以非常冷淡的目光,儘管這支部隊得到了總統的青睞,得到了相當多的資金(「他們所得到的,就是我失去的」——軍隊歷來是以零和的方式運作的),而且他還有權從最好的部隊挑選最優秀的士兵——尤其是其中最優秀的士官——「把他們從陸軍中挖走,」這是一位四星上將所說的。

   將軍們開始竊竊私語,對綠色貝雷帽成為暴發戶,對它成為亞伯勒的「私人部隊」表示不滿。他們的話從來沒有公開過,但是多數人還是對經過試驗證明有效的東西表示贊同。「在布拉格堡他們讓當兵的吃老撾人吃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麼?打勝仗要靠火力,不是靠令人討厭的食物。」有些話說得更明白:「他們在那兒自行其是。他們不遵守規章制度。他們搞自己的一套,不按軍隊的規定來搞。」

  有些指責並不是空穴來風:雖然亞伯勒實際上從來沒有違反規章制度,可是他卻在任意曲解;只要規章制度上有空子可鑽,他就鑽。如果對規章制度進行嚴格的解釋,他就鑽不了空子了。

  他在作辯解的時候,從來不說假話。在不得不臨時處理問題的時候,你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自己在鑽制度的空子。實際上,很難想像怎樣才能建立起規章制度所沒有預見到的組織。

  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後不久,反對意見達到了高潮。常規思想根深蒂固的現任陸軍參謀長H?K?約翰遜將軍(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擔任駐南越大使之後,陸軍參謀長的職務由他接任)就是對這種新型軍人很不理解的將軍之一。他對亞伯勒的所作所為深感不安,認為他走得太遠了。

  約翰遜的解決辦法是:他必須讓比爾?亞伯勒知道是誰說了算。在亞伯勒和總統之間還隔了陸軍中的好幾層呢。他認為亞伯勒根本沒把他們放在眼裡。

  其實,約翰遜是個正直、誠信的人,也是個英雄。在二戰中他曾經被日本人俘虜過。在採取行動之前,他先去看了亞伯勒的部隊的操練——他離開的時候印象很深。「我跟你說吧,」他對一位將軍朋友說,「他組織了一支很棒的部隊。」

  即使如此,亞伯勒還是得離開。畢竟他已經干了4年,到了該換個地方的時候了。

  當時,亞伯勒已經晉陞為兩星少將。他被派往韓國,作為聯合國駐板門店軍事停戰委員會高級成員。他在那裡同朝鮮和中國的談判代表打交道,他在特種部隊的經驗使他具備了相當的能力。這項工作不僅要談判技巧,而且具有心理戰和宣傳方面的技能。許多觀察家說,他是共產黨方面在板門店所遇到的最強勁的談判對手。

  從韓國回來之後,他到了五角大樓,所幹的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負責陸軍情報工作(他的正式頭銜是負責情報工作的助理參謀長)。後來(1966年)他被晉陞為中將,負責在韓國的情報工作大隊。1969年他前往夏威夷擔任美國陸軍太平洋戰區參謀長和副總司令。1971年,他在部隊服役36年之後退休。

  在比爾?亞伯勒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時候,他的綠色貝雷帽部隊不僅被派往東南亞執行任務,而且還活躍在世界其他幾個地方。

  他們應一些中美洲和南美洲國家的邀請,從巴拿馬的基地派出好幾個小分隊到了那些國家。例如,在哥倫比亞發生了長達10年的被稱為「暴力」的反政府武裝暴亂,造成了大約30萬人的死亡。綠色貝雷帽部隊和哥倫比亞保安部隊的官員們一起研究,拿出了一個完整的計劃——以民事行為為基礎,幫助當地發展經濟、醫療衛生和教育——以對付恐怖活動。雖然哥倫比亞還會受到恐怖之苦,但是反政府組織「暴力」的活動結束了。

  在美國最北面的地方,綠色貝雷帽用極地的裝備,靠狗拉的雪橇、雪地鼬鼠和飛機展開活動,給那裡的人看病、看牙,並教會他們如何做計劃。

  有的綠色貝雷帽小分隊在美國托管的太平洋島嶼上活動,修建道路、校舍和娛樂設施。有的在菲律賓活動。還有一些在埃塞俄比亞和剛果(後稱扎伊爾,後來又改稱剛果)。

  1961年,當比爾?亞伯勒擔任特種部隊司令的時候,特種部隊經歷了4年的改革和極大的發展。他離開特種部隊的時候已經是一名少將。為了綠色貝雷帽部隊,他和他的上司經常發生一些不愉快,但他的職業生涯還是挺順利的。

  在這4年的發展期間,有許多優秀的軍人加入到已經發生很大變化的美國特種部隊的行列。其中一個是年輕的卡爾?斯廷納上尉。下面該說一說關於他的故事了。

第四部分:鄉下人卡爾   佔地100英畝的農場

  卡爾?斯廷納是在農場裡長大的。那是一個佔地100英畝的農場,離田納西州北方小鎮拉福利特8英里。在20世紀30和40年代,那裡的城鄉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城裡的主要道路是柏油路面,其餘都是土路和石子路面。那裡的人偶爾也進城,但大部分時間都在鄉村的商店裡買東西。有汽車的人家很少,電力供應也很稀缺。到1948年,斯廷納家的農場才通了電。人們創造自己的娛樂方式。對男孩子們來說,主要的娛樂方式是戶外活動——到附近的坎伯蘭山裡去狩獵或者徒步旅行。或者到諾裡斯湖——1936年由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興建的大型項目——去游泳或者釣魚。

  那裡的人們信仰上帝,也熱愛鄉村生活。到了星期天,大家都去(多半是)浸禮會教堂做禮拜。每個青壯年男子都願意為自己的國家效力。

  在拉福利特鎮和與之毗鄰的肯塔基州的米德爾斯伯勒之間,每天有兩班公共汽車。斯廷納清楚地記得,二戰時期才六七歲的他從田野上望去,看見年紀大的男青年走到公路上,乘汽車去拉福利特的徵兵中心的情景。無論他們是被徵兵去的還是自願去的,反正他們都去了。後來他以崇敬的心情聽那些回鄉的男孩子(都已長成了大人)講述他們的戰鬥經歷——那些可怕、難受、痛苦但卻很有意思的事情,講述他們在剛剛解放的城市中行進時的喜悅心情。即使一個10歲的小孩也能理解為什麼要犧牲。

  等他到了當兵的年齡,他懂得自己應當為國家作貢獻,而且應當不亞於那些曾經作過貢獻的人。1斯廷納的家人和阿巴拉契亞農村的大多數人一樣,已經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很多年。

  斯廷納家族是1710年前後從德國移居美國的。這個家族有5個兄弟定居在賓夕法尼亞州,後又遷徙到弗吉尼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州。1820年,亨利?斯廷納為了尋找土地,來到田納西州東部。在鮑威爾河流域一個叫大本德的地方,他找到了所要的土地。那條河兩岸土地肥沃,森林裡常有鹿出沒,河裡有許多肥美的魚,附近只有4戶人家。亨利購買了1000英畝土地,然後返回北卡羅來納把家人接了過來。和他們一起來到鮑威爾河谷的還有另外幾戶人家。到1889年,他們定居的地方已經有了三家商店、一家蒸汽機鋸木廠以及一家磨坊。那兒的居民已經有了27戶,總共有100多個孩子,還有35條狗和65匹馬。

  到了1936年,由於諾裡斯湖的水位上漲,鮑威爾河大本德的居民都搬遷了。埃米特?斯廷納和他的家人都被迫搬遷。埃米特是卡爾的父親。

  卡爾?斯廷納記憶中的家是這樣的:

  從1936年起,我父親就參與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修建諾裡斯大壩以及該局在30和40年代修建其他水壩的工作。他是一名打眼放炮的工人。他的工作就是鑽孔,裝炸藥,炸掉岩石,為水壩打牢基礎,開鑿洩洪道。到戰爭爆發時,他已經有了好幾個兒女。這就意味著他沒有被徵兵,而是被送去修建橡樹嶺核電站(離拉福利特僅幾英里)。

  由於他自身的背景,他的有些軍中朋友就稱他「鄉下人卡爾」——這是一個善意的諢名,絲毫沒有嘲弄的含義。斯廷納對自己的出身特別滿意,任何一個錯誤地把他看成鄉巴佬的人,很可能會發現自己因此而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

  在不建造水壩和核電站的日子裡,我父親就種地。戰爭期間,橡樹嶺核電站是優先發展項目。

  那座核電站是1942年動工的(但在1945年8月杜魯門總統宣佈美國製造出原子彈之前,它的存在一直沒有正式對外公佈)。那是一個重大工程,保安措施非常嚴密。這個設施的四周是高高的菱形格鐵絲網,有騎馬的武裝保安人員在四周巡邏。要求建築工人像軍人住軍營一樣住在工廠的大樓裡(他們在那裡常常是一個星期干7天活)。偶爾我父親也可以在週末抽空回一趟家。他走了之後,我母親凱西?斯廷納就掌管這個農場並照顧這個家。

  我是5個孩子中的老大——還有3個弟弟和1個妹妹。我的爺爺、奶奶和我們住在一起。

  我們幹活很賣力。把租用的土地算在內,我們耕種的土地總共大約200英畝。除了種植煙草和穀物,我們還養了一些牲口——當時還沒有拖拉機。馬和騾子是用來幹活的。男孩子到6歲時就下地幹活了;農忙季節(我們都在上學)我們總是起早摸黑地幹活,只要是好天,一個星期要干6天活。即使下雨,也有事可幹,像堆乾草或者給牲口磨飼料什麼的。

  幹活很辛苦,但是我們的生活還不算艱難。星期天不幹活,就可以上教堂,找朋友玩,或者自己玩耍。由於每家只有一輛汽車,所以很少用它出去玩。我和朋友們聚在一起的時候,很可能就不在我們農場。星期天下午,15到20個男孩子聚在一起打球或者練習拳擊。

  男孩子們都喜歡到我們家農場來,因為它的位置居中,土地平整,適宜於球類活動。如果我們決定進行牛仔競技,農場上有的是牛(不過我父親在家的時候,我們從來不玩這個,因為他不喜歡別人胡亂擺弄牲口)。有時候到了下午,我們會分成兩撥,在穀倉裡用玉米棒子打仗。這種仗有時候一打就是一兩個小時。如果腦袋上被濕玉米棒子砸一下,那確實會成為難忘的體驗。

  在山裡玩也有許多樂趣(現在人們稱之為徒步旅行,我們當時稱之為爬山)。山裡有洞穴,有瀑布,還有壯觀的景色;隨時都有可能看見銅斑蛇,那真是一種令人興奮的挑戰。附近的諾裡斯湖總是誘惑我們去游泳、划船或者釣魚。那是一個深藏在大山裡的秀麗湖泊,形狀窄窄的,湖水很深,水面很大——周長800多英里,有許多瓶瓶罐罐的東西和樹枝都流進了岸邊的低窪處。我們去釣魚的時候,一般都選在星期五或者星期六的夜裡,先點上一堆篝火,然後坐在那裡一直釣到天亮。在適當的季節我們還去狩獵。

  所做的一切都帶冒險性

  我父親是個出色的獵手,他總是帶著兩隻很能幹的獵鳥犬。等我年紀稍大,知道獵槍的用處之後,我就想和他一起去打獵了。我開始幫他在地裡幹活的時候,他就開始帶我去了。這倒並不是因為我已經長大,扛得動槍或者能射擊了。但是,我可以鑽進灌木叢或者鳥巢,把鳥兒趕出來。我還可以向他學習安全用槍的知識以及其他打獵的技巧。

  13歲那年,他第一次讓我打獵槍。只有一發子彈,可是我怎麼也找不到目標,後來還是一條狗示意了目標的方向。這樣我才能有機會打到那隻鳥,而且不會在其他方面出危險。如果我打不著,父親還來得及補上一槍。

  等我年紀稍大,學會了他認為我應當知道的狩獵技能,他就讓我一個人去打獵了。上中學的時候,每到感恩節那一天,無論下雨不下雨,我和我的一幫朋友都要出去打鵪鶉(為了安全起見,每次最多去4個人)。我們一去就是一整天,中間也不吃飯。晚上回家的時候,我們的媽媽都會端出一隻大火雞。

  年輕真是了不起。我們發現所做的一切都帶冒險性。如果不帶,我們還要弄出一點來。我們出去找一些讓自己高興的事幹,而且無論幹什麼——包括干繁重的農活——都要學會看它好的方面和它的目的。這就意味著不會感到厭煩和沮喪。

  我無論幹什麼事情都覺得很有意思,而且從中得到很多滿足。這種心情一直伴隨著我。我到現在還住在鄉村,種種地。我想這是我內心的感覺。我上大學以後就離開了農場,而且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不在那裡。我必須回到家鄉,盡可能地為家鄉作一點貢獻,因為我是在那裡長大的。

  回顧那段歲月,我覺得在那樣一個家庭裡成長是很幸運的——那是一個注重紀律、關愛、尊重和有原則的家庭。

  毫無疑問,我父親對我的影響最大。他很堅強——就像他曾經澆灌過的混凝土一樣——但是又很正直,他希望每個人都盡自己的努力。他還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要求自己的子女要有原則。但他並不是一個死板的人。他關心家裡的每一個人,希望我們成為(就像過去陸軍徵兵廣告詞上所說的)「盡其所能的人」。他要是當了兵,肯定會成為一名優秀的軍士長。

  他的一些為人處事的原則值得一提,因為我一直把它們放在心裡,而且一直在努力實踐這些原則:

  ●要尊重別人,除非他們使你有理由不尊重他們。

  ●不要與傷害羊的狗為伍,除非你願意承擔和它們一起被抓住的後果。

  ●任何值得做的事都要做好。任何好東西都是經過艱苦勞動得來的。

  ●有多大的能力就要發揮多大的能力。

  ●你必須為那些在你手下工作的人作出榜樣。你不願做的事,也不要要求他們去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比他的雇工幹得多。)

  ●不要只看到自己鼻子尖底下的事,想成為什麼樣的人,要靠自己努力。

  我父親從來不抱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從來沒想讓我們繼承他的衣缽,一輩子彎著腰在艱苦的建築工地上或農田里無休止地幹活。他知道教育會給我們帶來什麼(雖然他自己只上到八年級)。隨著我們不斷長大,他和母親也不斷督促我們要接受盡可能好的教育。「你們總不想一輩子就干我現在幹的事吧?」他經常對我們說。「你們不可能永遠直著腰。那樣你們將永遠不可能向孩子們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從而使他們能支持自己的家庭。」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和母親把我送到大學門口時的囑托(這是我第一次去大學。如果我沒有被錄取,我是永遠去不了那個地方的)。他說:「孩子,好好學習,學不好就不要回家。」

  他的忠告結出了成果。在他的孩子中,除了一個人之外,都上了大學,拿了學位。大多數又繼續在大學深造。我大弟湯姆在部隊服役29年,退休時是個上校。6年前他被選為縣行政長官。我的二弟格倫41歲時去世。我的三弟埃莫勒是伯靈頓工業集團的一名管理人員。我妹妹瓊年齡最小,現在是一名註冊護士。

  當年促使我們上大學的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戰前,在阿巴拉契亞山區的田納西州鄉村裡,大多數年輕人都沒有想到要上大學。可是戰後有了美國大兵法案——受過專業培訓的醫生、律師和其他職業人士帶著他們的專業技能回到田納西州東部社區。這給我們大家都帶來了長遠的利益。那些沒有上大學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從陸軍和其他兵種獲得的技術技能以及培訓機會,成為熟練的技術工人,如電工、機修工和管道工等。

  我們驚訝地發現,所有這些技能和專業知識使我們的社區得到了發展。這些課程我們自己學起來也不難。我的目標是高中畢業後直接去上大學。我向兩三所大學提出了申請,他們都錄取了我。

  當年,中學裡並沒有咨詢老師來指導我們,不管怎麼說,除了農業之外,其他我都不大懂。與此同時,我強烈地意識到,大學畢業之後我有責任為自己的國家服務(畢業後最好當一名軍官)。由於這些原因,我決定去田納西工藝專科學院,簡稱田專。在我申請的3個學院中,只有它同意向我提供農業學學位和預備役軍官培訓課程。這所學院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以北82英里處的庫克維爾。

  雖然學院只提供了陸軍預備役軍官培訓課程,我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問題,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到其他軍種去服役。我認為其中部分原因,是我們那裡出去當兵的人對我產生的影響,我是看見他們去當兵打仗的。另外還有個原因,那就是,我是和許多朋友一起在農村、在戶外長大的。陸軍的生活將是那種生活的繼續。實際上,我對其他軍種知之甚少也是一個原因。

  1958年6月30日,也就是我畢業那一天,我被授予步兵少尉軍銜。這是一個預備役軍官的軍銜(2年之後我被授予正規部隊的軍銜)。我母親和兩個弟弟前來參加了畢業典禮和授銜儀式,可是我們並沒有時間慶祝,因為我必須當天就去作戰部隊報到。不到1小時,我就驅車駛向本寧堡(在佐治亞州西南,靠近哥倫布),而且一路上馬不停蹄,為的是趕在午夜前報到,不至於犯「擅離職守」的錯誤。

  大型軍事基地

  本寧堡是個大型軍事基地,主要是步兵——被稱為「步兵的搖籃」。那裡有步兵學校、空降兵學校和突擊隊員學校、基本的和高級的軍官課程學校,此外還有軍官預備生學校。許多戰備部隊都駐紮在那裡。此外,剛從德國回來的第10山地師也在那裡。我是作為見習排長被分配到那裡的。

  剛開始的時候,我的任務是在一個固定距離的步槍靶場當「蹲坑」軍官(不斷地出靶和收靶),並負責一個106毫米無後坐力炮的靶場。每星期最少有兩個下午,軍官要給士官上普通教育課程,以幫助他們獲得中學畢業文憑。

  從當兵的第一天起,我就愛上了部隊——儘管開始時我的工作沒有什麼挑戰性,我也沒有擔負多少責任。我喜歡部隊的一切:部隊裡的人,部隊的特定環境,訓練,責任,以及靠自己的才幹、能力和創造性來發展的機會。

  經過大約6個月時間,我修完基礎軍官課程,接著就去傘兵學校和突擊隊員學校。在18個月的時間裡,我通過了所有訓練。

  基礎課程是預備役軍官訓練課程的繼續。我們掌握了更多的高級技能,以及領導能力、武器使用和確保我們能領導一個排作戰的戰術科目。例如,識圖課程就比預備役軍官訓練時詳細得多。我們學會了如何有效使用編配到排的各種武器。我們學會了巡邏以及排一級的戰術、集中使用火力以及步兵如何利用裝甲的問題。

  在本寧堡學習初期,我的另一個最大收穫就是認識了我後來的妻子休。

  本寧堡被稱為步兵之家,而哥倫布則是眾所周知的「丈母娘」,因為當地許多女孩子都嫁給了來到這個小鎮、剛剛晉陞的年輕少尉。結果我也是這樣。

  我大學畢業那天是個星期五,開車到達本寧堡的時候已是晚上10點鐘。我在師部簽名報到,被分配到單身軍官宿舍,並告訴我於星期一上午9點再去。

  我從來沒有來過本寧堡,還真不知道如何打發這個週末。

  第二天上午,我在找地方吃飯的時候,遇到了吉姆?史密斯中尉。他也住在單身軍官宿舍,而且知道一個吃早飯的好去處——問我有沒有車(他的車撞壞了)。他說,我們能做的就是去吃早飯,下午開車去軍官俱樂部,他的女朋友以及她的一個朋友在等他,我們可以一起出去。

  我聽了之後覺得很好,所以下午我們就去了。他女朋友的朋友就是休。

  吉姆?史密斯的女朋友安?斯科特在軍官俱樂部的游泳池旁等我們。史密斯向她介紹了我之後,她指了指她的朋友休。她喊了喊正在游泳的休,讓她過來。相互介紹之後,我們就安排了當天晚上的活動。「你們今天晚上就和我們一起去吃飯,怎麼樣?」吉姆向休和我發出邀請。

  休長得很漂亮,個性開朗,討人喜歡,我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我知道吉姆是想坐我的車。我想休也許會有點兒遲疑,可是他們站在那裡,可憐巴巴地看著我們,讓我們沒法拒絕。休和我聳了聳肩,說可以,於是我們當晚就到本寧堡的巴頓屋去吃飯。

  吃晚飯的過程中我瞭解到,休19歲,是伯納姆貨車服務公司總裁和副總裁的秘書,還在佐治亞州哥倫布中心參加夜校學習。原來她還是「佐治亞州航空預備役小姐」(顯然,有人也像我一樣認為她很漂亮)。

  她家有5個姐妹和1個哥哥(情況正好跟我們家相反)。他哥哥是家裡的老大,參加過二戰,後來成為佐治亞州發電廠的線路工,不幸觸電身亡。她父親在比布織造公司(哥倫布的一家紡織廠)工作,她母親操持家務。

  我對她是一見鍾情。我逐漸認識她家人之後,也很喜歡他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像我看待她那樣看待我,不過我們開始了偶爾的約會。我還是繼續干我的事,干一個少尉軍官該幹的事。

  與此同時,我跟一個汽車修理站的老闆成了好朋友。他叫柯比?史密斯,他有2輛經過改裝的運牲口的車。雖然他並不親自駕駛,可是他卻讓他的機修工參加這種車的賽車活動。我喜歡賽車,一到週末就和他們一起去,過了不久我就開起那種車來。通常我們是星期五晚上去佐治亞州的韋爾多斯塔,星期六晚上從那兒到亞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然後到亞特蘭大,進行星期天晚上的比賽,並趕在星期一早晨的起床號之前返回哥倫布。

  我喜歡這樣的賽車——它充滿挑戰、競爭、冒險和緊張感。我想我這個人歷來就是這樣——軍隊分配給我的大多數任務都給了我類似的滿足感。

  我和休經過18個月的戀愛,於1959年8月訂婚。3個月之後,我們在她家所在的教堂結了婚。那是佐治亞州哥倫布市的浸禮會波特紀念堂。我向休求婚之後,就不去參加賽車了。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她給我下了最後通牒。「你要麼要賽車,要麼要我,」她說道。「你自己作出選擇。」很快我就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回顧我們41年的婚姻生活,我覺得休是男人能找到的最佳終身伴侶——我最親密的朋友,也是對我最嚴厲的批評者。她是個模範母親,培養了兩個非常出色的女兒。無論我到什麼地方去任職,她都精心照顧我們這個家,盡做妻子的責任。娶她為妻是我作出的最正確的決定。

  從飛機上跳傘

  克蘭西:完成基礎科目之後,斯廷納就去傘兵學校和突擊隊員學校接受培訓。基礎科目一結束,他就去了傘兵學校。他星期五從基礎科目班畢業,星期六休息一天,星期天就去傘兵學校報到,星期一早晨便開始訓練。

  跳傘和突擊隊的訓練非常艱苦。幾乎沒有多少人喜歡從飛機上往下跳。你隨時都會遇到危險;降落傘並不是每次都能打開的;即使能正常打開,傘兵在著地的時候也可能摔成骨折。

  當然,夏季在沼澤地上、冬季在大山裡待上一兩個星期也不是什麼好滋味,幾乎沒法睡覺,沒有食物的時候只能依靠野外生存技能。整個訓練的緊張程度以及對體能的要求絲毫不亞於實戰。突擊隊員的訓練則把一個軍人推向了心理與體能的極限。

  另一方面,成功地通過這些艱苦訓練的軍人,有資格感到自豪。優秀的軍人往往都是來自空降兵和突擊隊:空降兵部隊和突擊隊被認為是精銳部隊。

  特種作戰有關的任務和挑戰

  儘管如此,在60年代,每個軍官都必須到傘兵學校和突擊隊員學校學習。即將分配到作戰部隊去的軍官,無論是去步兵、裝甲兵還是炮兵,都必須上這兩所學校。軍隊希望每個軍官都是多面手。軍官僅僅在自己的專業領域有效服務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具有指揮部隊作戰所必要的各種技能,也需要由此而帶來的廣闊發展前景。即使對那些不在作戰部隊的軍官,如軍需、彈藥和通信軍官,也應當能夠處理與特種作戰有關的任務和挑戰。

  軍官在到他所任職的部隊去之前,至少必須在作戰部隊待2年,從基本的軍官資格課程學起。對那些不在作戰部隊的軍官來說,這本身就是個很難得的經歷,對他們將來為戰鬥部隊提供服務與支持都有極大的幫助。

  現在這已經不再是陸軍的做法了,其部分原因是由於軍官數量不足,也就是說無論哪個兵種都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充足的財力培訓軍官了;另一部分原因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陸軍也與時俱進了。現在陸軍也採用了企業管理的方法管理軍隊,大多數軍人都是干專業的。40年前,技術部門之外的人被看成是什麼地方都可派用場的通才。其理念是到了戰場上,你是誰並不重要,如果你有一套基本的軍官技能,能夠在各種條件下帶領好自己的人,那你就是一個較好的領導。

  與40年前相比,如今陸軍的戰備狀況和戰鬥力都已大大提高,但軍官在作戰部隊的訓練和體驗方面缺乏連續性,這確實是一種損失。

  傘兵學校的訓練目標歷來是:教會學員如何正確背負降落傘和其他設備,如何跳出飛機並安全地降落與著地。最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警覺、信心,以及對跳傘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作出自動反應的能力。

  這個課程一般為4個星期,但是陸軍正在進行試驗,看是否可以把課程壓縮,達到既節約訓練時間和經費,又不影響效果的目的。所以,1958年的步兵少尉和中尉班就曾把課程壓縮為3個星期。課程的教官都是經過挑選的士官,都是一流的傘兵——他們都是職業跳傘員,而且很厲害。

  教學計劃中規定地面作業、跳傘塔作業以及跳傘作業各1個星期——每個星期都有一個強化的體能訓練項目,每天上午都有一個嚴格的個人檢查,特別是在前2個星期。

  每天訓練開始前,都要接受黑帽子(空降兵的軍官)在隊列中的逐一檢查。開始是1個小時活動量很大的體能訓練:俯臥撐、下蹲跳、仰臥起坐、引體向上、深度彎膝、下蹲出腿,還要穿上作戰皮靴跑3英里。黑帽子們在教警覺性時最拿手的就是大聲喊叫:「預備!」這可能是衝著某個人喊,也可能是衝著整個小組的人喊。聽見這句話的人必須立即單腳離開地面6英吋,擺好準備跳出飛機的正確姿勢——下巴抵著胸口,小臂和手指伸出,好像在抓備用降落傘。肘部貼緊身體兩側,並開始數數。「一千、兩千、三千、四千」,表示降落傘張開所需要的時間。一旦進入跳傘姿勢,就必須屈膝,腳尖向下做上下跳動動作。如果反應慢了,而且 /或者動作做得不對,就會聽見黑帽子喊「給我做20次,」或者按他們的要求做俯臥撐。

  為了確保動作一致和思想警覺,黑帽子用來對付訓練中的違規和錯誤——不管誰做錯了——的拿手「武器」就是讓你做俯臥撐或下蹲跳。無論是哪一天的訓練,受訓者都會發現自己多做了200次或者更多次的俯臥撐。

  第一個星期,斯廷納和其他人學習的是如何從不同方向落地(左前方、右前方、左側、右側、左後方、右後方)。開始的時候他們站在地面上鋪著鋸木屑的坑裡向上跳起,然後根據口令朝不同方向倒下。他們在地面上掌握了這個技能——也許有100多次跳傘落地的動作——之後,就爬到離地面5英尺高、木頭搭建的跳傘落地動作平台上。接著他們就從那兒再往下跳,直到熟練掌握各種落地動作為止。

  每一次做跳傘落地動作時,各人都要想定一個「準備落地」的姿勢——也就是說,要伸手抓住(假想的)降落傘前面的拉繩,雙肘緊貼身體兩側,下巴貼近胸口,雙膝微屈,雙腳和雙膝併攏,腳尖略向下指向地面。著地後要朝能給他最大緩衝的方向翻滾。

  完成落地動作訓練之後,他們就上升到「擺動落地動作訓練器」上面去訓練。那是一個環形框架,用一根鋼纜懸掛在平台上方6英尺的地方。攜帶全副跳傘裝具的學員把他的張傘繩鉤在這個環形框架上,然後跳下平台,開始自由擺動。地面上的教官不僅控制學員的擺動幅度,還控制學員的著地時間和方式,而且往往是在學員處於最尷尬的位置時讓他著地。這套裝置最現實地模擬了實戰條件下傘兵可能遇到的情況。由於大多數的傷情都發生在傘兵落地時,掌握這些動作對於學員來說就非常重要了。

  在第二個星期,他們登上一座高34英尺的跳傘塔,從上面往下跳可以大致體會從飛機上向下跳的情況,只是沒有125節大風吹在身上的感覺。專家說,34英尺是製造最大恐懼的最理想高度。沒有降落傘的人從這個高度掉下來也有可能不死。超過這個高度,一切都完了。

  跳傘塔的頂部是一個模擬飛機機身的箱狀結構。從這個「機身」裡有一根大約150英尺長的鋼纜呈一定角度向下延伸,然後被固定在離地面大約8英尺的地方。學員把自己的張傘繩鉤在鋼纜的滑輪上。聽見「站到門口去」的命令後,學員就在門口取某種姿勢站好。聽到「走」的命名,他就起跳並衝出去,身體立即蜷縮並開始數數,這時候他下落的距離已經相當於張傘繩的長度——大約8英尺,可以感覺到纜繩的拉力(在實際跳傘過程中,等降落傘張開的時候,人已經下落了大約200—250英尺)。跳傘者感覺到這個拉力的時候,應當檢查一下他(想像中)的傘蓋,看它是否完全張開,斷掉的懸傘繩不能超過4根,傘蓋上不能有比頭盔大的洞。他是通過與空中其他人的下落速度相比較來進行這項檢查的。如果他比其他人的下降速度快,就要考慮打開備用傘。

  可以進入下一輪訓練

  在下降過程中,跳傘者必須高度警惕,以避開其他傘兵,等他到了離地面50—100英尺的高度時,就要準備著陸。這時候他已經到達鋼纜的另一端。到了那兒之後,一個黑帽子會對他作一番講評,然後叫他上去再跳。一個受訓學員至少要從那座34英尺高的跳傘塔上跳15—20次,才「可以進入下一輪訓練」。

  在第二個星期的最後2天,斯廷納和他的戰友們登上了250英尺的跳傘塔。學員背上一個特製的降落傘,把它連接到一個周長與真降落傘傘蓋相同的圓環上。接著他被吊上從跳傘塔延伸出去的機械臂上。到頂之後,他的降落傘被打開,然後讓他自由落向地面。他的落地很重,就像真的從一架飛機上跳傘落地一樣。

  第三個星期完全用來練習跳傘。訓練內容包括模擬在飛機上的所有動作。擔任跳傘長的黑帽子先讓大家熟悉跳傘命令。這些命令包括:「20分鐘」,意思是:「初步檢查自己的裝備;戴上頭盔,等。」10分鐘後的命令是「準備」,意思是:「解下座位安全帶,準備站起來。」接下來的命令是「靠外側的站起來」,意思是:「坐在靠近飛機艙壁的先站起來。」然後是「坐在中間的站起來」,意思是:「其他的人統統站起來。」接著一道命令是「掛鉤」,意思是:「所有跳傘者都把掛鉤夾掛上。」掛鉤夾的一端是張傘繩,鉤子掛在那根鋼纜上。下一道命令是「檢查裝備」,意思是:「傘兵們檢查各自的裝備以及胸前的張傘繩。」接下來的命令是「檢查完畢報告」。報告從待跳傘隊伍的後邊開始,最後那個人大聲說「完畢」,然後拍拍前面人的屁股。這樣,報告就從後逐一向前傳。傳到了最前面那個人時,他向跳傘長打個手勢,報告說:「跳傘長,全部檢查完畢。」在離開降落區還有1分鐘的時候,裝卸長(屬於機組成員)打開跳傘門。跳傘長向外看看,證實我們確實在降落區上空,接著他向飛機後面看看,確信後面的飛機不低於他的傘兵即將進入的空域。當他確定可以安全跳傘的時候,就指著隊伍最前面的傘兵下達命令:「站到門口!」那名傘兵慢慢地走到門口,擺出起跳姿勢,等候綠燈閃亮。綠燈一亮,跳傘長就命令說:「走!」並在他的屁股上拍一下。那個人就跳了出去。每隔1分鐘就有一個人跳出去。

  每次跳傘都是同樣的程序。今天,無論多有經驗的空降部隊,依然在沿用這個程序。

  所有用於跳傘的飛機都是C119運輸機(老式的雙尾大型運輸機)。斯廷納說,那些人幾乎到了「不用降落傘就想往下跳」的地步,「為的是不再在那個鋸末坑裡不斷翻滾,也不必再整天做俯臥撐了」。

  「第一次跳是最容易的,」斯廷納繼續說道。「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不過那股125節的狂風是我們大家從來沒有體驗過的。在地面上,拿著牛角號的黑帽子們對那些動作做得不對的學員大聲嚷嚷,對每個人的落地動作進行嚴格的講評。

  「那個星期我們跳了四次,都是白天跳的。第五次跳的時候是攜帶了裝具,包括我們的負重設備和一支M1步槍。

  「星期六是個重要的日子。畢業了!允許家裡人和女朋友前去參加,並幫助把我們的銀翼徽章戴起來。我們小組除了幾個受傷的,其餘的人都畢業了。能夠佩戴傘兵的徽章,我們感到既自豪又與眾不同。

  「有人說他們喜歡從飛機上往下跳。也許是這樣。但我不是。雖然我的職業生涯大部分時間是在空降兵中度過的,跳傘多達189次,而且都是在夜間攜帶所有作戰裝備往下跳,可是我對從飛機上往下跳卻從來沒有任何狂熱。然而,跳傘學校給了我自信,跳傘已經不再是我擔心的事情。

  「空降部隊的獨特性表現在他們具有的作戰能力上——也就是所謂『強行進入』。空降部隊的任務與眾不同,其特點不僅僅在於跳傘,而且也在於它的成員。」

  沼澤地和山地

  卡爾?斯廷納於星期六從傘兵學校畢業,第二天早上就去突擊隊員學校報到了。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同伴們就領到了定向和繪圖設備。星期一上午他們的訓練就開始了。

  突擊隊員學校有兩個主要目的:培養小規模部隊的領導人,訓練他們處理作戰中可能面臨的任務和形勢,並教會他們在敵人佔領地區生存所需要的手段。在陸軍中,對非特種作戰部隊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對體能要求很高的學校。

  雖然突擊隊員學校的訓練一般是9個星期,斯廷納在那裡只待了8個星期——1958年10月至12月。(除了睡眠時間減少,其他任何時間都沒有減少。)這個訓練共分三階段:2個星期在佐治亞州的本寧堡,3個星期在佛羅里達州埃格林空軍基地的奧克弗諾基沼澤地,還有3個星期在佐治亞州的達洛尼加山地。在過去這些年裡,突擊隊員學校有了很大變化,目的是滿足時代的需要和挑戰。早在海灣戰爭之前很久,在得克薩斯州的布裡斯堡的訓練課程中增加了沙漠作戰階段。這個訓練使參加「沙漠風暴行動」的年輕軍官大為受益。

  卡爾?斯廷納接著說:

  完成了在突擊隊員學校的學習之後,學員們對自己的能力和極限就可以瞭如指掌。他不僅掌握了小部隊領導在實戰中必須具備的各種技能,而且掌握了戰場生存所必要的信心和各種技能。對於突擊隊員學校培訓合格的軍官或者士官,我歷來都非常信任,讓他們在戰鬥中或其他各種困難條件下去帶領巡邏隊,因為我知道他們具備完成任務所需要的各種技能,並且能夠以正確的方式「帶好」交給他指揮的人。

  一種奢侈的享受

  這些經驗不僅僅適用於初級軍官,而且還成為陸軍檢驗各級軍官實際能力並對他們進行崗位——尤其是指揮崗位——任命的基本依據。它們能使人們瞭解一個人的能力和極限,這是用其他方法做不到的。它們可以增加一個人的自信心,這也是其他方法做不到的。

  為了成功地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是個用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在實際中,這意味著你必須夜以繼日地訓練,幾乎沒有時間睡覺,你會感到筋疲力盡,你的脛骨可能會夾上夾板,你可能被拖垮,你可能在沼澤地,你可能在山地,你可能冷得夠嗆,你可能渾身濕透,你可能被凍傷或者體溫變得很低,或者感覺熱得夠嗆,渴得要命,你要學會野外生存,能吃的就吃。你要學會相互支撐。雖然要求每個人都掌握個人必需的技能,在所有野外行動中你通常總是以班、排為單位行動,你們必須相互幫助。從第一天起他們就給你分配了一個「突擊隊員夥伴」。換句話說,如果萬一你的夥伴出現昏迷,你就應當去背他——或者進行昏迷急救。

  在這種情況下,既不能手軟,也不能害怕。

  本寧堡階段

  本寧堡階段的基本目的是學習巡邏的基本方法:計劃的要點、作戰命令、選擇主要路線與備用路線、集合地域、集結地點、交通線以及在目標地區的行動,尤其是預演的價值。要一遍又一遍演練,直到熟悉為止。

  前兩個星期集中進行負重體能訓練——浪木操練、耐力長跑、徒手格鬥、刺殺課程和越障礙課程。在這一階段,還要進行一種新型的體能訓練——「繩子足球」。我們在一個直徑不超過60英尺、鋪有鋸木屑的球場上玩這種球。一個班被分成大約50人的兩個隊,面對面地擺出足球賽的架勢,雙方相隔3英尺。在兩個隊之間放一個用纜繩編織、重約50磅的球。這種比賽的目的是把球移動到對方的球場底線。任何辦法都可以。沒有時間限制,對於不符合體育運動規則的動作沒有犯規和處罰。為了取得勝利,可以用手去抓,去拉,可以爬到對方身上,可以採用你必須採用的任何辦法。輸了這場球的懲罰是做75—100個俯臥撐。

  我們還進行大量有關使用繩子的訓練——學習打各種不同的繩結,建造各種繩子橋——並進行大量爬繩運動。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學會爬繩的不同方法,二是增強上體的力量。

  另一個重要的訓練項目是先進的地面導航技術。軍人應當是導航的專家——要能夠在他們所不熟悉的地方找到他們要去的目標——要能在最惡劣的條件下迅速做到這一點。現在我們有了使導航變得很簡單的全球定位系統——它們確實使我們有了極大的優勢。但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一個善於看圖的軍人手中的地圖,也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一個善於導航的軍人手中的羅盤。即使所有的電子設備都失了靈,如果你有了這些,你就有了能找出你自己的方位並確保行進方向所需要的一切。

  對於小分隊來說,有一個好的記程員也很重要,因為他可以準確地計算出你們已經走了多少路程。他的步幅都必須保持不變。他必須記住走了多少步。有個最好的辦法就是,每走100步就從一個口袋裡取出一粒小石子放進另一個口袋。還有個辦法就是,每走100步就在繩子上打個結。當然辦法很多,目的是相同的:你必須用一種辦法確保在小分隊遭到伏擊時不至於把數過的數丟失(或者忘記)。

  最後,我們學習了有關巡邏的所有基本技能:各種不同的巡邏(偵察、戰鬥、襲擊、伏擊等),對各種形式巡邏的安排,巡邏次序,巡邏路線,在危險地區行動以及到達目標之後的行動等方面。在本寧堡階段,我們對巡邏技術進行了多次演練。

  佛羅里達階段

  10月的一個星期六早晨,我們乘汽車離開本寧堡,前往埃格林空軍基地的佛羅里達突擊隊營地。關於這次將近一天的旅行情況,我們幾乎沒有人能記得了,因為我們想盡可能地多睡點覺。

  快到佛羅里達州州界的時候,一名突擊隊的幹部把我們叫醒,使我們進入正常的思維狀態。他對我們說了「總的形勢」。他說:「美國正在打仗。我們作為一支接替部隊,正進入一個神秘的國家」——我已經忘了它的名字。從這時候起,所有的一切都是對實戰的戰術模擬——每天24小時不間斷的戰術模擬。

  我們到了佛羅里達州的目的地之後,居住條件非常艱苦——每個帳篷裡住24個人,睡的是帆布小床,沒有地板,有一個二戰式的伙房、一個小兵器室、一個只有一名衛生兵的急救室。我並沒有因此而感到擔心。顯然我們不會在這兒待很長時間(和我們即將要做的事情相比,這將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我們才到達半小時,就接到了戰備命令,要我們在2小時之內準備外出執行第一次偵察巡邏任務。我們的任務是:對一個可能的敵人導彈發射場進行偵察。我們一出發,就直接進入沼澤地齊腰深的水中。我們將在那裡度過三天三夜。

  原來這就是整個訓練的標準模式——不斷巡邏,不斷襲擊,不斷伏擊……總是潮濕和寒冷。人們通常以為佛羅里達州沒有那麼冷。可是,即使是在佛羅里達,如果在10月份你的身上總是濕漉漉的,可能也會感到冷。

  在佛羅里達訓練階段,我們得到了有關在野外「生存」的特別指導:如何獵取和準備食物,吃什麼和不吃什麼(哪些野生植物和野莓可以吃,哪些不能吃),給我們的有雞、兔、鱷魚、負鼠、浣熊和蛇,我們必須把它們做成某一天的「美餐」。

  我們學到了很多有關蛇的知識。沼澤地裡到處都有蛇,特別是銀環蛇和水生蝮蛇。有一天,某個幹部弄來大概有一車蛇(無毒!)分發給我們(我們都坐在木頭上)。開始的時候只拿一兩條給我們,可是很快就是一捧一捧的給,一次多達6至8條。我們很快就熟悉了蛇。

  另一個挑戰是信心課程——懸掛在黑糊糊的水面上方有一根高度達40英尺的繩子,我們要頭朝下從繩子頂端往下爬,水面上不斷發生著爆炸。我們爬到繩子上的某一段時,他們會命令我們跳進水裡,游向大約100英尺以外的干地——水面上仍然在發生爆炸。

  在這3個星期中,我們看見營地、帳篷和食堂的時間大約只有四五次。在其他時間,我們吃的都是由「游擊隊員」提供的食物(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在指定地點和指定時間與他們聯繫上——我們並不是總能做到這一點);我們拿到的往往是活雞、活兔子,有時甚至是一隻活山羊。

  野外以及野外生活的挑戰

  我們也睡不好覺。我是被指定的「睡眠記錄員」之一。這就意味著我要記錄下自己能夠獲得的超過30分鐘的睡眠時間。我記得,到第17天晚上,從我的記錄上看,總共睡眠時間只有8小時10分鐘。

  我歷來喜歡戶外生活。我真的非常喜歡野外以及野外生活的挑戰。所以,除了極端的不舒服——長時間的潮濕與寒冷以及睡眠的缺乏——我真的很喜歡佛羅里達階段的訓練。我以前從來沒有去過真正的大沼澤地,特別是如此險惡、如此具有挑戰性的奧克弗諾基沼澤。耶洛河從其中穿過。這條河水深流急,充滿危險。你弄不好就會掉進去,尤其是夜裡,而你自己可能還不知道。也就是說,你可能正在沼澤地齊腰深的水裡涉水前進,但卻突然走進一條從水中穿過的水流湍急、深不可測的河裡。確實非常危險!

  當3個星期的訓練結束時,我們大多數人依然戀戀不捨,期待下一階段的訓練。當然,有些人已被淘汰——由於態度問題,缺乏動力,體能不行或者其他原因;我們其他人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只要看到一位學員背著自己的背包,站在離我們營地不遠的七號跑道盡頭,等待來自本寧堡的三天一班的飛機,你就知道有人被淘汰了。他獨自站在那裡等待飛機的到來。我真不敢想像這是多麼的丟臉。至少對我來說會是這樣。

  山地階段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結束了在佛羅里達的最後一次巡邏任務,簡要匯報了執行巡邏任務的情況,然後開始擦拭武器和裝備,並把它們交回營地保管。在食堂裡飽餐了一頓之後,已近午夜時分,我們鑽進睡袋——在乾爽的地方——趕緊補一補覺。

  大約星期天凌晨3時,那個突擊隊的幹部跑進營地大聲喊道:「10分鐘後集合。帶上所有的東西,準備出發。」

  我們從睡袋裡鑽出來(我們是穿著迷彩服睡的),趕緊穿上一雙干靴子,捲起睡袋(它是鋪在小床上的),背起突擊隊員的網狀裝具(背包)在指定地點以連的隊形集合。營地的指揮官(一名少校)在隊伍前面宣佈說:「敵人在行動地區北部取得了重大突破。」——佐治亞州北部——「命令你們立即出動,對那個作戰地區實施緊急增援。」10分鐘之後我們坐上公共汽車,向佐治亞州北部進發。

  路上的情況下我已記不大清楚了,因為我們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在睡覺。但是我還記得大約在中午時分,車開進佐治亞州中部一家霍華德?約翰遜連鎖汽車餐廳(毫無疑問這是事先安排的),這時候我們被告知「我們將在這裡停留一個小時。這是你們到達前線之前的最後一頓飯」。

  使我終生難忘的是,當我們這些臉塗偽裝油彩、身穿迷彩服的人突然到達時,當地那些顯然剛做完禮拜的人臉上露出的驚訝表情。不過,他們很快就認出了我們是些什麼人,特別是那位陪伴我們的突擊隊中尉宣佈說:「突擊隊員們,50分鐘以後上車。」

  我真不知道在這麼短的時間裡供這麼多人吃飯是怎麼做到的,可是餐館的人做到了,而且我們都吃得很好。

  回到車上以後,我們又繼續睡覺。

  大約在下午4時,公共汽車下了公路,開上一條通向森林的卵石路,在那裡有幾輛載重兩噸半的卡車在等候。一位突擊隊上尉站在道路中央。我們下車後立即在他面前排好隊。他說公共汽車再往前開就不安全了,因為這一地區出現了滲透進來的敵人小分隊。我們不得不換乘卡車。他說卡車上還鋪了沙袋,我們必須準備對付伏擊。我們沒有帶武器,但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每輛卡車上都有兩名武裝警衛。儘管我們隨身都沒有武器,但我們已多次演練過從卡車上或者車隊裡進行反伏擊,所以知道怎麼辦。

  我們向前走了最多5英里,就受到一個排「敵人」憑借工事進行的伏擊。當然,用的都是炸藥和空爆彈,但是他們確實把我們打得夠嗆。我們很快跳下車,進入路邊的溝裡。等硝煙散盡後,我們回到公路上集合,並被告知我們乘坐的卡車已被摧毀,剩下的那段路——大約還有5英里,而且是一路上坡——我們必須跑步前進。

  在基地的營地(正好在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我們飽餐了一頓晚飯——敞開肚皮吃。接著我們領到了武器和個人裝備,整理睡覺的帳篷。就像在佛羅里達州一樣,在未來的3個星期內我們沒有多少機會接觸它們。

  第二天早晨就開始了懸崖攀繩訓練,擔任教官的是一個叫斯廷奇科姆的軍士長。我還沒有見過任何人在攀崖和繞繩下崖以及對繩索的使用方面超過他的。

  首先我們學習在突擊隊一類的行動中如何打各種所需要的繩結。接著他教我們學習繞繩下懸崖,直到我們完全掌握這方面的技能——首先在比較低的峭壁上(30—50英尺高)練習,然後到比較高的懸崖上(60—80英尺高)訓練。最後要求我們把突擊隊的一個戰友背在身上從懸崖上下來。

  攀崖訓練之後,在已經學到的一些基本技能的基礎上,再學習如何適應山地生活,如地面導航、野外生存,以及戰場生存。

  雖然基本的地面導航技能仍然有用,可是在崎嶇的山地上,計算行軍距離的問題與平地相比就複雜得多,具有較大的挑戰性。例如,你對自己的步幅就不容易把握了。

  接下來學習的是野外生存能力。在山區的蛇和佛羅里達州的蛇就有很大的區別——不是水生蝮蛇和銀環蛇,而是銅斑蛇和響尾蛇。在山區找不到沼澤地裡的那些能食用的野生植物和野莓。

  我們還學習了如何避免被敵人發現的技能。我們學了如何離開危險地區,例如道路和居民區(城鎮、房屋等),以及如何通過危險地區(開闊地和道路)而不被發現。

  我們也像在佛羅里達的時候一樣,進行日夜巡邏。可是這裡的崎嶇地形以及有些巡邏隊員的負重(如機關鎗)就與在佛羅里達時不同,需要對巡邏路線進行更周密的計劃,要為到達目的地留出較多的時間。

  一次長距離的戰鬥巡邏

  在整個突擊隊訓練計劃中,每一次巡邏都必須進行非常周密的計劃和演練,以確保不出問題,而且每個學員都必須瞭解這項計劃的各個細節。雖然巡邏隊隊長和助理隊長是預先指定的,可是你卻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讓你去當這個隊長——往往是在最困難的時候,例如在交戰過程中。突擊隊有一名幹部(被稱為隨行評分員)隨同巡邏隊一起行動。這人往往是個少尉或者是個老資格的士官,有時候兩者都是,這要取決於巡邏隊的大小。他們的工作是評估每一位巡邏隊隊員的表現,在出現緊急情況或者危及生命安全的情況時,他要在現場處理問題。

  與此同時,在這個地方到處都有侵略者(壞人),他們比我們更熟悉地形,和生活在這一地區的大多數民眾進行合作,這就意味著我們不能信任這裡的任何人。

  12月初的天氣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們最後一次巡邏將是一次長距離的戰鬥巡邏,要模擬「炸毀」離我們基地大約50—60英里的托科阿大壩。在我們出發之前,氣象報告說將有惡劣天氣——這就更有理由去執行這項任務了。

  一天晚上,我們這支排級規模的巡邏隊(大約40人)乘直升機到達位於托科阿河以南3英里、大壩上游30英里處的一個降落場。我們快速向那條河運動的時候,夜色已經降臨,氣溫迅速下降。由於天氣很冷,巡邏隊隊長決定架設一座由3根繩索構成的橋,然後從上面過去,這樣我們身上就不會弄濕。

  雖然有些地方的水深已經到了脖子,而且水的流速很快,受命游泳過河的人還是帶著繩子安全地涉水到達對岸。他把繩子繫在一棵樹上,然後返回來取兩根稍細的、作扶手用的繩索。把這兩根繩子拖到對岸之後,我們很快就把這3根繩子變成了繩橋,開始渡河。

  大概有10個人成功到達對岸的時候,我們遭到了河對岸大約一個班敵人的伏擊(毫無疑問,侵略者事先得知我們的渡河地點)。我們處於一個易受攻擊的危險境地,幾乎毫無保護自己的能力。

  巡邏隊隊長能做的惟一比較安全的選擇,就是命令大家後撤,盡快涉水回到對岸。

  槍聲不久就停了下來,可是這時候我們大多數人已經渾身濕透。天下起了雪——真正的下雪。巡邏隊開始重組,我們按照自己的路線前進。風刮大了,氣溫變得更低。將近午夜時,我們的衣服開始結冰。這時候突擊隊的隨行評分員(一個參謀軍士)告訴巡邏隊隊長,讓部隊開始跑步,以便盡可能減少體溫下降——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

  過了1個來小時,積雪就有了大約4英吋深。有幾個學員開始發冷,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夥伴。他倒在雪地上,哀求別人用工兵鍬把他的腦袋打昏。他是一個體格強壯、很有主見的軍官。我知道這不是他的本意。再說,我們也沒有帶這樣的工具。

  我想去背他,但是我立刻意識到這不可能,因為我已經背了一支0.3英吋口徑的機槍。我不斷拍打他,想使他恢復知覺。他終於慢慢甦醒,跪在地上。但僅僅這樣是不夠的。巡邏隊正在跑步離開我們。我知道我得想辦法讓他跑動起來,這樣才不至於被隊伍甩得太遠。所以我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他站了起來,搖搖晃晃地走了幾步,嘴裡嘟噥了幾句,然後邁開了蹣跚的步履,最後終於開始跑起來。我讓他跑在我前面,不斷在後面戳他,直到天亮他才完全擺脫了寒冷。雖然他倒下了兩三次,但我每次採用的同樣方法奏了效。(那天晚上的事,他後來一點都記不得了。)

  其他學員也有過類似的問題,他們的夥伴也採用了自己的辦法不讓他們停下來。

  天亮後依然是大雪紛飛。天幕低垂到了樹梢的高度。我們的大多數羅盤上都變得模模糊糊,無法看清。所幸的是,還有幾個能用,所以我們才沒有迷路。

  我們在山裡走了一整天,路沒有走錯。到了下午兩三點鐘,地上的積雪已經很厚了。巡邏隊不得不把最強壯的人換到尖兵的位置上,讓他們在前面開路。

  夜幕降臨的時候,我們應當到達會合地點,從游擊隊那裡獲得糧食。我們到達會合地點後,布設警戒,等了1個小時;可是游擊隊沒有來,當然也就沒有糧食了。

  這時候,隨行評分員認為,既然我們已經深入到敵人後方,而且天氣這樣惡劣,在大路上行走也許比較安全。他帶我們走的那條路給了我們希望,顯然自下大雪以來,那條路上還沒有人走過。所以我們的行進速度可以快一些,把失去的時間搶回來。

  到了午夜,我自己也開始出現問題。我還沒有失去知覺,因為我在往前走——不停地往前走。可是我舉步維艱,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裡走。我只知道必須往前走,要和其他人在一起。我想大概有三四個小時,我就是處於這種恍恍惚惚的狀態。

  又到了天亮。我們離開那條大路,進入林中500碼深處,以與公路平行的方向繼續向前行進。夜色降臨後,我們又回到那條路上。雪停了,但地面積雪已沒過了膝蓋。天非常冷——我想大概接近零度。從兩天前出發到現在,我們什麼都沒吃,大家都已飢餓難耐。

  到了夜裡22時左右,我們來到一座農舍,聽見了豬的聲音。有人傳過話來,問有誰會殺豬、剝皮。我說:「我會。」我走到前面。可是我看見那頭豬大約重200磅,我知道我還需要幫手——還需要3個人。要有一個人捏住它的拱嘴,不讓它尖叫。再要一人抓住它的耳朵,不讓它的腦袋亂動。還有一個人要抓住它的尾巴,按住不動,以防止它扭動身軀,把我們都掀翻在豬欄裡。

  雖然巡邏隊的其他人對殺豬毫無經驗,可是大家都已飢腸轆轆,所以很快就湊合了3個志願者。我給他們分配了任務(管拱嘴的、管耳朵的和管尾巴的),很快對他們的任務作了簡要說明(我們必須同時動作),然後走進豬欄。我知道這將是一場挑戰,但是如果我們想吃,就必須完成這項任務。

  與此同時,巡邏隊隊長著手在農舍四周布設警戒哨。

  培養戰鬥力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翻越欄杆進入豬欄。我們在另一個豬圈外面轉了轉,發現裡面有2隻豬比我們先前選中的要大,於是就撲向我們的目標。這時候,負責耳朵的已經抓住了它的耳朵,可是負責拱嘴和尾巴的2個人都沒有完成任務,於是那豬開始尖叫並扭動。我只好跳起來壓在它身上,卡住它的喉嚨。它跟我在豬糞上翻滾了幾圈,過了一會兒,它就不動彈了。接下來我就把它開膛剖肚,大卸八塊,為的是吃起來容易一些。

  與此同時,鬧哄哄的聲音使那個農舍主人跑出來,站在大雪覆蓋的門廊上,這時一挺機槍開了火(不是傷害他,而是引起他的注意)。他立即躺倒在地上,「連滾帶爬地」回到屋裡。我覺得殺了他的豬心裡很不好受,可是後來我知道陸軍和這家人訂了一些協議,對於突擊隊員學校的學員從他們家拿來當作食物的東西全都如數付款。

  我把那頭豬切分之後,大家抓起自己的食物返回樹林深處,開始生火烤肉。這是一頓美餐。

  當天晚上和第二天白天我們繼續趕路。

  第二天晚上22時左右,我們進入了離托科阿大壩大約1英里的攻擊陣地。我們派出去偵察敵人陣地的巡邏小分隊在午夜前後返回,他們報告說有一個燃起篝火的敵人陣地,在大壩以北大約100米的地方,離我們原計劃的路線很近。出於這個原因,隊長決定改變行動路線,並派出一支6人小分隊壓制敵人陣地(我是其中之一)。等巡邏隊的其他人進入攻擊大壩的陣地之後,我們就開始行動。

  攻擊時間定在凌晨5時。攻擊之後,我們應當前往大約1英里之外的開闊地。早晨6時,直升飛機將把我們接出該地區。

  突擊隊於凌晨3時左右出發,向攻擊陣地運動——非常小心翼翼地運動。1個小時後,我們小組離開大家,向大壩北面的敵人陣地運動。在運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見那兒的火光,並看見路的另一側靠近路溝的地方有兩個侵略者的衛兵。他們處於一個拐彎處,他們背後有一道大約10英尺高的埂。我們越過公路,繞到他們背後,利用那道埂作掩護,匍匐前進了大約一兩百碼,直接來到他們頭頂上方。

  5時55分,無線電裡傳來消息說,巡邏隊其他人已進入攻擊陣地。我們有4個人隨即從埂上跳下,直接落到那幾個壞人的頭上,把他們打翻在地。他們還未弄清是怎麼回事,就被我們綁了起來,嘴也被堵上了。

  就在這時候,我們聽見巡邏隊對大壩發動攻擊的聲音——不過沒有激烈的交火,也許打了不到10發子彈。這聽起來有點奇怪(通常情況下我們會傾瀉大量的火力),這是因為在爬上冰雪覆蓋的陡峭斜坡時,我們把武器當長矛用了。我們大多數人的步槍槍管都被冰雪堵住,無法射擊。

  與此同時,我利用那些壞人生的火,背對著它站著。過了最多兩分鐘——已足夠使我打個盹,我向後一仰摔倒在火堆上,火把我的作戰服燒著了。幸虧是下了雪。不用說,我立刻醒過來,翻了個身,把身上的火撲滅——這時候,我的衣服背後已經被燒光了。

  我沒有多少時間來想這個問題。天很快就要亮了。我們必須趕在天亮之前到達直升飛機接我們的降落場。

  我們開始跑步前進。

  這時天已開始放晴。雖然惡劣的氣候把我們完成任務的時間推遲了2天,但直升飛機還是來接我們了。我們到達開闊地後,聽見直升機飛過來的隆隆聲。在直升機降落過程中,地上的雪被吹得四處飛舞——這是7天來我看到的最壯觀的景象。

  我們飛回位於達洛尼加的突擊隊基地營地,受到了相當熱烈的歡迎。突擊隊分部指揮官(一名上校)和一批醫生以及隨軍牧師在那裡迎接我們。醫生對我們每個人進行了檢查,沒有發現大問題(有一些小小的凍傷——耳朵、手指以及腳趾)。接下來是一頓熱飯菜——我們狼吞虎嚥地吃了一通。吃完後我們上了公共汽車,被送回本寧堡。

  在返回的途中,我聽一名突擊隊員學校的教官說,在火堆旁被我們放倒的2個人,實際上是大壩上修理爆裂水管的2名工人。他們根本不是「壞人」。

  第二天早晨,我們以連的隊形集合,看看誰贏得了突擊隊員證章。沒有邀請任何來賓。點到你的名,你就出列。點名之後,大約還有20個人留在原地——他們經過所有的訓練,可是卻因為某種原因,沒有能夠拿到突擊隊員證章。我為他們感到難過,但這就是訓練的要求。標準是必須達到的。

  訓練

  卡爾?斯廷納是陸軍中有名的訓練專家,他在陸軍中擔任的許多職務都直接與訓練有關。以下是他關於這方面體驗的一些想法:

  在我的軍旅生涯初期,我意識到軍事訓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不僅僅訓練軍人去作戰,而且培養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東西——人生的價值觀:個人特性、原則、倫理、正確的動機、熱愛國家以及自我尊重。換句話說,應當體現出我們偉大國家的每一個公民都必須具有的價值觀念。我們的任何社會機構都不可能提供這樣的環境,提供這樣的關愛和全身心投入的領導,來培養和造就這些自願為國家服務的男女公民們。並不是每個軍人都能成為我們所希望的那種人,但是絕大多數人肯定會成為那樣的人。他們對自己所得到的這種機會和關愛將永遠銘記在心,因為他們的人生因此而有了更廣闊的前景。

  根據我的判斷,無論對什麼軍種、什麼部隊來說,訓練都是培養戰鬥力最基本的要素。能有精良的裝備當然再好不過,我認為是多多益善,可是,要贏得戰爭的勝利,就需要訓練有素的人。那些非人的裝備和技術,根本無法取代訓練有素的陸軍、海軍、空軍、陸戰隊和海岸警衛隊的軍人。

  在我們的軍隊中,訓練的目的必須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個個體和每個單位的作戰能力和作戰效率。

  為達此目的,指揮員必須親自參與制訂本部隊的訓練計劃。而計劃的制訂必須建立在對部隊的任務要求詳細分析的基礎上,並據此制訂出訓練的基本任務表;所有下屬單位都要根據任務制訂出自己的基本任務表。

  下一步就是通過分析來確定與基本任務表一致的具體任務,以便成功地完成各自具體的任務,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根據什麼「標準」來成功地完成自己的任務。

  這些關鍵的要素,即「任務列表、任務、條件,以及標準」,是訓練計劃的「核心」要素。這是陸軍的機制,我知道世界上的任何軍隊都沒有比這個更好的機制。

  一旦訓練計劃得以確定,我們就必須注意訓練方法。一支部隊在戰鬥中能否生存與取勝,其最根本的區別就在於訓練。

  損失的時間是永遠找不回來的

  我本人歷來比較喜歡嚴格、貼近實戰的訓練。在我所指揮過的部隊,我一直把這個作為我的首要任務。當然,「關心你的下屬」也處於同樣重要的地位;這兩者是不可分割的,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對於嚴格、貼近實戰的訓練,我的部下從來沒有表示過不滿。軍人在到了以生命相搏擊的前線時,就更能理解這種訓練的價值。

  因此,每一個軍人都應當以戰場上能夠成功為標準,全面完成每一項訓練任務。這種訓練可以使個人和部隊建立自信——軍人之間以及部隊內部的這種信心和協作可以使他們全力以赴地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必擔心被友軍火力殺傷。這不是任何「模擬」或者技術能夠取代的。

  根據部隊作戰計劃和其他應變要求所制訂的符合實戰的訓練方案,應當作為所有訓練的基礎。因此,訓練必須永遠在盡可能困難的和符合實踐的情況下進行——模擬的內容必須保證參訓人員的安全。換句話說,所有的訓練,特別是在小分隊和多種武器結合的水平上(營和營以下)的訓練,都必須是實彈的,而且要在夜間進行。如果做不到用實彈,那麼可以採用激光發射器裝置——每一個軍人身上都帶有激光接收裝置——來讓每個軍人明白,他們什麼時候犯了錯誤而且已經被擊中。

  以下是我一直堅持的幾個訓練原則:

  ●指揮官應當始終讓自己的部隊隨時做好戰鬥準備,不需要什麼必要的充分訓練階段。如果他有了自己所需的資源,他的部隊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理由不做好戰鬥準備。如果有些原因是他無法控制的,他應當在此前很長一段時間就注意到它,並把這種情況向自己的上級反映,這樣就可以採取必要的措施。

  ●指揮官應當親臨第一線,對訓練進行檢查和評估。否則,他將永遠不可能瞭解自己部隊的訓練與戰備的真實情況,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去組織未來的訓練,以糾正部隊和個人的這些弱點。

  如果一個指揮員不能透徹地瞭解部隊的訓練與戰備情況,他就不可能對自己的部隊能做什麼或者不能做什麼作出真實的判斷。

  ●時間是一個指揮官最重要的財產,是絕對不應當浪費的——一分鐘也不能浪費。

  在要求部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中,都存在著訓練的機會——無論這個機會是否與任務有關——領導有責任對這些機會進行前瞻和識別,並對它們加以運用。它們可能是警衛任務、維持治安、葬禮或者許多其他行政活動。這些任務應當由班去完成,而在執行任務過程中,應當允許個人和單位以其自身的方式來體現其良好的訓練姿態,並對其自身表現產生良好的感覺。

  例如,在車輛較少的時候,就有許多訓練機會——比如反伏擊訓練——這些機會只有在向指定訓練地點作步行戰術運動時才能獲得。

  在指揮鏈上的所有軍官和士官,都必須為自己的部隊準備「小口袋」訓練,其目的是利用既沒有列入計劃、也沒有預想到的時間來進行訓練。例如:「本來應當按時到達的車輛要30分鐘以後才能到。我們先來進行一些迫擊炮訓練吧。」常常有這樣的事,小單位的領導人無法對這樣的機會進行適當的重新組織和安排——這就要求司令官對這些領導進行訓練。

  損失的時間是永遠找不回來的。

  ●如果一個單位沒有達到既定訓練項目的標準,那麼指揮官就應當調整計劃,使這個單位留在野外,直到他們達標為止——無論需要多長的時間。絕對不要說:「下次外出我們再糾正這種缺陷。」在把他們投入實戰之前,也許不會有下一次了。

  ●負責任的(旅、營級)指揮官絕對不能滿足於「剛剛」達標。他應當不斷「提高橫竿」,他的終極目的應當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名軍人的技術和戰術效能。例如:步兵班的每個戰士都應當拿到專業步兵證章,每一個衛生兵都應能拿到專業野戰衛生兵證章,每一個迫擊炮手都應當成為槍炮軍士,等等。通過這種辦法還能得到許多附帶的好處——單位的集體榮譽感、凝聚力以及個人提前晉級。

  ●跨技能的訓練也非常重要,特別是在使用以小組為單位操作的武器時,這在戰爭中對於部隊的戰鬥力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在戰場上不是隨時就能得到替補的。

  對任何一個成功的指揮官來說,我所說的都不是什麼新東西。我們靠的就是這些原理和原則。我們在盡自己的責任,把托付給我們的人——美國青年的精華——訓練成在戰鬥中能夠打得贏的人。這個責任是一種神聖的義務,它不僅僅是為了贏得戰鬥的勝利,而且也是為了保護在我們指揮下的男女軍人的生命;它還包括把他們安全地交給他們的親人,使他們對自己為國家所作的貢獻感到自豪。

  在火線上,每個軍人都會義無反顧地獻出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們充分信賴自己的指揮官,充分信任自己的戰友。他們不能指望任何其他人。

  最後,這還意味著,一個指揮官有多強,他的部隊——無論什麼樣的部隊——就有多強,他們能直接折射他的原則和價值觀念、他的奉獻精神、他的動機以及他對自己部隊的熱愛和尊敬。因此,這是一個指揮官無論如何都要努力做到的。這是任何其他人都代替不了的工作。

  我在陸軍的大部分時間,都有幸在作戰部隊工作。我遇到過許多為完成臨時附帶行動所進行的訓練和備戰——能有這樣的機會,我確實感到非常難得。

第五部分:百里挑一   一個大樓的號碼

  1964年9月,南卡羅來納州傑克遜堡。

  陸軍營區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普通地方。大多數時候,你都知道那裡有些什麼——早晨的起床號、晚上的熄燈號、班、連、營、體育鍛煉、操練、行軍、命令、規章、安排得滿滿噹噹的強化訓練、「長官」以及敬禮——還有野生動物的管理。

  在美國,許多陸軍基地都有野生動物保護計劃。在經過選擇的田野和訓練場地上,種植了玉米、小米、向日葵、冬小麥以及其他糧食作物,這樣鴿子、鵪鶉、松雞、火雞、鹿和各式各樣的野生動物都可以在那裡生長繁衍,棲息隱蔽,免受食肉動物的傷害。此外還有一個好處:這些土地能給喜歡狩獵的軍人提供絕好的狩獵場地。在適當的季節,在某些野生動物保護區,每個星期六都能看見軍人獵手的身影。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卡爾?斯廷納上尉到傑克遜堡已經16個月了。他是在佐治亞州本寧堡完成高級步兵課程之後被調到這兒來的。這是個晴朗而又暖和的下午,是打鴿子的理想天氣。突然一輛吉普車呼呼地駛來,車上的喇叭嘟嘟直響,把整個氣氛都攪亂了。兩個憲兵跳下車,逕直朝斯廷納走來。

  「長官,」年長的憲兵匆忙上前,急切地對他說,「有你的命令,長官,是調動,你必須回去看命令。現在就走,長官。要你這個星期就動身。」

  這種情況不同尋常,於是斯廷納問道:「什麼性質的命令?」

  「我們不知道,長官。他們說是秘密,你必須回去。」

  「誰派你們來的?」斯廷納進一步追問。

  他們說了被分配到訓練中心指揮部的一個軍官的名字。

  「唔,這就清楚了,」斯廷納自言自語地說。他很熟悉這個軍官,知道他騙人是出了名的。

  他對兩個憲兵說:「唔,我是不會馬上回去的,要過一會兒再走。告訴他不要著急。」於是他們就走了……明顯露出擔心的神色。斯廷納留下來繼續打獵。

  不過,那兩個憲兵傳達的口信卻一直縈繞在他的腦際。他不斷地猜測發生了什麼事情。過了沒多久,那輛吉普車又回來了。這一次他們斬釘截鐵地說:「長官,你必須返回。那是一道秘密命令。營地準備這個週末就為你和你的家人搬家。」

  對此情景斯廷納心想:也許根本沒人在跟我開玩笑。

  重新分配的去向是北卡羅來納州的布拉格堡。他拿到一個大樓的號碼,是他去報到的地方,可是軍事專業編號(MOS)確實是保密的。斯廷納不知道自己會進哪個部門,不過不管是哪個部門,是陸軍讓他調動的。所以那天下午他和他的妻子休開始準備搬家,還要帶著他們幼小的女兒卡拉。

   第二天他們住進了布拉格堡附近一處租借的活動房內,因為當時還沒有住房。星期一斯廷納按照給他的號碼到那幢大樓去報到。他一進去,就看見一排軍官站在那裡,大約有50個人,大多數是上尉,也有一些中尉。他們都是因同一個目的而來的。他們都是接到通知就來了,而且誰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歡迎來特種部隊。

  當斯廷納被調到特種部隊時,對特種部隊是什麼或者幹什麼都不甚了了。這支部隊的神秘性和封閉性在整個軍隊裡是出了名的。他不知道特種部隊是經過精挑細選的,也不知道它的訓練是高強度的。就部隊的編制而言,它們的規模很小(1964年大約只有17700人,包括從事心理戰和從事民政事務的部隊)。他知道這些部隊是非常規的,不僅是它們的思想、組織和使命,就連頭上戴的都是非正統的綠色貝雷帽。其他東西他還要不斷瞭解。

  斯廷納被分配到(因越南戰爭升級)新近啟用的第三特種兵大隊A連,讓他去找連長報到。那個連長叫勒布朗,是一位小個子少校,腿上綁了一把獵刀——斯廷納第一眼就注意到了。

  斯廷納精神抖擻地走進勒布朗的辦公室,少校抬起頭,皺了皺眉。斯廷納頭上戴著陸軍標準的平頂大簷帽。連長見了十分不悅。「這是絕對不行的,」他大聲說道。「在你見老頭子之前,我先替你糾正糾正。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下你頭上那個飛碟。只要你還在我這個部隊,就不要讓我再看見你戴著它。如果再戴,我就把它扔到太陽照不到的地方去。

  「你下面要做的事,就是到軍需倉庫領兩頂貝雷帽。要明白,你還沒有獲准佩戴徽章。」那徽章是他所在部隊的標誌,表明他是個真正的綠色貝雷帽。「不過你可以佩戴巧克力色的橫條條。」這個小橫條代表當他有資格領取肩章時,可以佩戴的肩章的顏色。「在你獲得前綴Ⅲ的資格之前,你就先這麼戴著。」一有了那個徽章,才能說明他通過了特種部隊資格課程考試(即所謂的Q課程)。這一般需要10個星期。

  接著連長話鋒一轉談起了正題。「要你到這兒來,是要把你培養成A級小分隊隊長。也就是說有兩件緊迫的事要你去做。第一件是要你學習收發莫爾斯電碼,速度要達到每分鐘6個詞。能快一些那當然更好,但不能低於6個。你要像小隊裡的其他人一樣,輪流使用無線電收發報機和發電機。」

  雖然帶領一個普通連隊——通常一個連有100 多人——的上尉軍官應當精通無線電之類的設備,可是並不指望他在戰場當無線電員。特種部隊A級小分隊的上尉就不同了。小分隊裡只有12個人,由於有那麼多事情要幹,特別是進入敵後時,每個人都必須輪流幹許多工作,不能因為軍銜不同就有所區別。在60年代初期,戰場通信主要是靠老式的安格拉(ANGRA)109無線電收發報機,用莫爾斯電碼進行聯絡。收發報機(沒有電池)的電源是笨重的手搖發電機,所以要兩個人操作。一個人把電鍵綁在自己的腿上,進行收發報,另一人則坐在旁邊用手搖發電機發電。

  分析與決策能力

  勒布朗繼續說道:「第二件事情是,你必須學會小分隊裡每個人信仰的宗教中的臨終祈禱。因為在大多數時候,沒有隨軍牧師與你們一起行動,所以你要能做這種祈禱。小分隊連你在內12個人,其中可能有三四種不同的宗教和信仰。」

  這就是給他的指示的內容。

  「現在下去把裝備領出來。」

  接下來就是「老頭子」出場——佩裡中校。斯廷納記住了到時候要戴綠色貝雷帽。

  「你最後一次跳傘是什麼時候?」佩裡問道。

  特種部隊的所有人都必須會跳傘。有些人是參加特種部隊之後獲得跳傘資格的。有少數人到布拉格堡之前可能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跳傘了。

  「大約6年前,」斯廷納回答說。

  「是這樣,我們現在用的降落傘和你用過的不同,所以你必須參加復訓。我們這兒還有個規定:你的第一次跳傘通常是在夜間進行。你會喜歡夜間跳傘的。它就像跟老婆上床睡覺一樣。」

  接著他又說:「你必須知道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我們每星期五下午4點都要集中歡度1小時。希望你偕同夫人一起來,你將得到一隻第三特種兵大隊的啤酒杯。我只收你3美元。」實際上,他的辦公桌下面就有一箱這種杯子。斯廷納掏錢買了一隻。佩裡把杯子遞給他的時候說:「你可以在來的時候把它帶來,也可以把它掛在我們軍官俱樂部酒吧的牆上。」那個軍官俱樂部是一間二戰時期的平房。

  像歡樂時光和啤酒杯這樣小小的儀式,在當時比較適宜的政治條件下,也許可以起到激勵的作用,但那只是當時陸軍中的一種做法——很不完善,比較自由。在整個陸軍中,社交文化活動遠遠比不上現在這樣有組織,而且當時對許多行為都採取了相當寬容的態度。社交活動往往主要是聚會,聚會上每個人都飲酒;星期五下午的「歡樂1小時」成了慣例,而且聚會上往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如今,一個軍官如果酒後駕車,就可能斷送自己的前程。而在當時,陸軍要寬容得多。「軍官俱樂部裡根本不講禮節禮貌,」斯廷納說道。「裡面發生打架鬥毆,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有擲骰子的,打撲克的,還有各種各樣的搞笑逗樂、即興表演和故意賣弄——都是男人的東西,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可以接受的文化。

  「我並不是說陸軍生活就圍繞著這些東西。遠非如此。這些只是我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們上班的時候,工作時間很長,而且很累。我們的訓練也很艱苦。我們相互尊重,相互關愛,就像現在一樣。不過,我們玩起來也很盡興。

  「不要忘了,我們談的只是朝鮮戰爭結束後幾年的事情。當時陸軍還沒有現在這麼複雜,也沒有這麼專業化。例如,當年的指揮官並不直接參與士兵的訓練,而且也不管家屬的事情。這樣的文化是在徵兵制被取消,我們成為志願兵之後才開始的。從那以後,對軍官和士官的訓練也變得比較正規化和制度化——休息時間內的社會活動也是這樣。除了大單位一級的社會活動之外,社交生活再也不以軍官俱樂部為中心了。實際上,很少有什麼軍事設施能夠繼續以軍官俱樂部的活動為中心了,這是由於國會立法的財務管理制度所起的作用。因此,指揮官們往往在自己家裡舉行宴會招待軍官和他們的家屬。這樣也相對寬鬆一些,不那麼正規,喝酒也有限了。

  「這樣有利也有弊。如今陸軍中也許沒有我們當年那樣的自發性了,這是一種損失。可是胡鬧的人少了,這是一種進步。」

  訓練

  現在,斯廷納必須學會如何成為特種部隊的軍人。

  1964年,特種部隊的使命主要集中在非常規戰爭(UW)方面,它所面臨的主要威脅是蘇聯在歐洲的擴張。整個特種部隊第10大隊都駐紮在歐洲,在東歐以及可能被蘇聯人控制的西歐部分地區,都已隱藏了一些金錢、武器和補給。萬一出現華沙集團的入侵,可以把A級小分隊空投到敵人後方。他們可以隱蔽起來,等入侵部隊過去之後再出來,然後和友好的游擊隊以及地下武裝組織聯手。他們的任務是:破壞、顛覆、組織與裝備抵抗運動。所有這些都要求有高度的獨立性、分析與決策能力。

  領導反應課程是訓練和檢驗這些能力的方式。它特別注重協作、想像、智慧、靈活,當然還有領導能力,剛開始的時候還要注意解決物質上和智能上的困難問題。例如,設想一條護城河水深8至10英尺,河面寬度為12英尺。一支進行訓練的小分隊有一個55加侖的汽油桶以及三根木料,其中兩根長11英尺,一根長8英尺。小分隊的任務是利用現有材料,把汽油桶(以及他們自己)送到護城河對岸。如果這個小分隊具有特種部隊軍人的素質,他們就能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另一個訓練方法是「感覺剝奪」法。在敵人後方獨立作戰對軍人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其中最困難的是沒有感情支持。友情、信任和信心就像服從一樣,是軍人的素質;及時得到支持,能使軍人得到強大的平衡力,以應對生活中的不確定性。許多優秀的軍人之所以日以繼夜地拚命工作,就是因為他們受到了表揚。他們需要來自上級的肯定,承認他們是優秀的、腳踏實地幹工作的人。

  但特種部隊的軍人就不是這樣。在他們的作戰環境中,他們能得到的支持很有限,甚至根本沒有或者只是短時間的。有些軍人在這種形勢下表現出精神和意志力,但也有許多人缺乏這一點。

  特種部隊採用感覺剝奪訓練計劃,目的是發現誰具有這方面的素質。事先並不跟這些軍人說希望他們達到什麼樣的目標或者標準,也不說他們做得好與不好。有一天某個軍人也許會接到這樣一個通知:「早晨6時00分,背著背包到這條路的交叉道口來。」他到達之後,一名軍士會拿著一紙命令在那裡等著他,命令上也許寫著「你必須從某一點運動到某一點」——比方說25英里。這時他就獨自出發,除了一張地圖和一隻羅盤,他沒有更多可以提供幫助的東西,也不知道從這一點向另一點運動需要多長時間。當——或者如果——他在指定地點出現的時候,他們只是作一個記錄,並不告訴他通過還是沒有通過,也不說他是否按時到達。訓練的成功不僅要看是否完成了一項困難任務,而且要看這個軍人在完成任務時是否完全依靠自身內在的資源。

  一個群體應當如何運作

  特種部隊的訓練大多數是根據類似「規則」進行的。

  與此同時,特種部隊的軍人必須進行特定技能的訓練。前文已經說過,A級小分隊的每個軍人不僅要掌握自己的專項技能,而且要掌握其他人的專項技能。

  斯廷納見到那個將由他指揮8個月的A級小分隊之後,印象很深。他的小分隊的成員都是很有經驗的職業特種部隊軍人。大多數人年紀都比他大許多,也許有一半是《洛奇法》生效後來自東歐國家的志願者。他們已經熟悉了非常規作戰和秘密作戰,而且都會說一到兩種其他語言。但是,他們相互之間也剛認識不久,是在第3特種兵大隊成立後被重新分配來的,還沒有作為A級小分隊在一起訓練過。在斯廷納參加資格課程訓練的幾個星期內,他的小分隊學習了必要的知識,即作為一個群體應當如何運作。

  在60年代,A級小分隊的全體成員都進行了下面幾項技能的訓練:

  每個軍人都要成為神槍手,能夠熟練使用個人的武器(手槍)和M16步槍,還要熟悉其他武器,例如AK47步槍,因為他可能被派到使用這種武器的地區。他必須能用這些武器進行比較準確的射擊,對他們進行分解和保養。在諸如迫擊炮和機關鎗這些較大的武器方面,他應當能夠正確地架設與使用,發揮它們應有的防衛與支持能力。

  每個軍人都要學習爆破技術。為了實施橋樑或輸電線路爆破,他要掌握所用的炸藥種類、炸藥形狀以及如何安放,學會如何進行漏斗式裝藥和排障式裝藥,如何進入封閉的、有人守衛的建築內部進行爆破,把對建築物的破壞或建築物裡關押的人質的傷害降至最低程度。他還要學會在自己沒有炸藥的情況下,如何獲得必要的東西,並能用當地的資源製造炸藥。

  每個軍人都要接受通信聯絡方面的訓練——收發莫爾斯電碼和編寫電碼。小分隊在敵後行動的時候,只能每隔一兩天用無線電聯絡一次。通信軍士將用電台發送信息。不過,小分隊每個人都能操作他們所使用的各類設備。

  每個軍人都要接受急救訓練。

  每個軍人都要學會秘密作戰與隱蔽作戰的方法,學會如何建立情報網、逃脫與規避網;學會如何在夜間接受補給;學會如何建立飛機降落場並引導飛機進場;學會如何建立傘兵降落場。他還要學習秘密滲透以及秘密滲出技術、地面導航,以及特別(深度)偵察,即在完全隱蔽的情況下直接看到敵人不希望他看到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他要一連幾天潛伏在隱蔽地點——小分隊開挖的地下洞穴,然後在上面覆以泥土和樹枝或者其他用作掩蔽的東西。

  每個軍人都要學習他所在地區的實用語言知識,比如在歐洲的第10大隊成員就要學習一些德語,而第3大隊的人則學習一些斯瓦希里語。後來,熟練使用語言的要求被大幅度提高,特種部隊的人要在6個月到1年的時間內全日制地投入語言學習。1964年的時候還不要求熟練掌握外語,只要求軍人能用外語進行簡單的基本會話。

  與此同時,每個軍人都要接受適當的文化訓練。這樣,在進入一個國家之後,他才知道什麼樣的行為能在他所幫助的人民中贏得朋友,而不是失去他們或者與他們產生隔閡,從而影響自己任務的完成。

  最後,雖然每個A級小分隊的指揮官都有一個作戰參謀軍士和一個武器參謀軍士幫助他,但他仍然有責任間接瞭解火力支援情況——炮兵火力和迫擊炮火力——以及如何最準確有效地運用這些火力。他必須瞭解如何部署防禦火力,以及在必要時如何請求空中與海上的火力支援。

  資格課程是課堂教學與野外訓練相結合的課程,而且特別側重於野外。對卡爾?斯廷納和與他同時調來的其他五十來個軍官來說,這是一個——再一次——被加速的課程。它不是常規的10個星期訓練,而是壓縮到7個星期。如今的資格課程時間要長得多。

  在60年代,大部分課程都在布拉格堡的煙幕彈山的特種兵總部大樓、在二戰時期留下的擋風板搭建的營房裡進行的。有時候還在比較小的勤務兵住的平房裡進行。空調是想都不要想的,因為學員不是到那裡去享受的。

  一個星期的基本訓練課程結束之後,每個人都要到野外去一兩個星期,把在課堂上學到的技能運用到實踐中。這個過程就是整個課程的標準模式。

  野外教學與實踐都在布拉格堡和鄰近的麥考爾營訓練場進行。麥考爾營在尤沃裡國家林地,離北卡羅來納州50英里。後來,這個營地被改建成一個設施齊全的特種兵訓練場地。可是當年它根本沒有訓練設施,只有一個二戰時遺留下來的第82空降師滑翔機訓練場以及房屋被拆除後留下的鋼筋水泥地基。

  最後,所有的教學和訓練都反映在尤沃裡國家林地中進行的一次大型演習中。演習的名稱是火雞林,現在叫羅賓?塞奇。

  火雞林演習大體上是這樣的:軍官學員被編成模擬的A級小分隊,被部署到一個假想的國家(出於演習的原因,往往被稱為佩因蘭佩因蘭是英文Pineland的音譯。)。他們在那裡將與佩因蘭的當地人接觸,並把他們轉變成游擊隊。這些人的角色往往由來自布拉格堡的支援部隊的軍人擔任(也許有250人),他們的衣著和行為都跟老百姓一樣。

  A級小分隊的任務是和游擊隊隊長合作(而這個隊長往往很難打交道),把他的追隨者們轉變為游擊隊,讓他們做小分隊想讓他們做的事情——炸毀橋樑,炸毀輸電線路,設置埋伏,從事其他形式的非常規戰爭任務——同時進行民政事務方面的工作,目的是在當地贏得人心。

  能夠圓滿完成這些任務的軍人所受到的獎賞是,在他們的綠色貝雷帽上加一個徽章。如果完不成任務,他們將有機會再參加一次資格課程學習,或者把他們送回常規作戰部隊。和斯廷納參加這一課程學習的大多數人都通過了考核。

  今天已不是這種情況了。現在被淘汰的人更多了,部分原因是現在的標準提高了;另一個原因是,斯廷納和與他在一起的其他軍官是經過精挑細選後被分配到特種部隊來的。陸軍想把他們留在那裡。正如斯廷納所指出的,今天的特種部隊完全是一個志願部隊——「一個三次志願者的部隊。第一次是參加陸軍,第二次是獲得空降兵資格,第三次是參加特種部隊。」

  不管是當時還是現在,這種課程都不容易。那些成功地通過這一課程的人,可以為自己的成績感到自豪。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贏得他人的信賴。

  完成資格課程之後還有更多的訓練。例如……

  秘密進入

  進入不歡迎美國兵的國家有好幾種方法。可以用掩護身份——旅遊者、工人或者生意人——偷偷進入;也可以用秘密方式進入——用潛艇、輪船或者飛機;還可以通過空投——這是經常採用的辦法。

  這就意味著,特種兵大量的時間要跳傘。

  卡爾?斯廷納談到他們在1964年的做法:

  用大型機群空投大批人員的時候,最重要的問題是確保他們全部安全著陸。常規空降部隊跳傘的時候,使用的是標準降落傘(不可操縱的),為的是最大限度減少空中糾纏的可能性——這是最容易發生傷亡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要他們遵守某種規則,這樣成千上萬的人跳傘時散落的區域才不至於過寬。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採取「交叉裝載」的運載方式。每一架飛機上都裝載著若干個班或排,再加上機組成員,以便他們到各自的目標地區上空跳傘。這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落地後的集結時間,最大限度地發揮部隊的戰鬥力。

  在執行跳傘任務時,飛機駕駛員統管一切。在飛機尾部的跳傘長負責指揮所有傘兵。這就意味著跳傘長必須對自己的職責瞭如指掌。他的具體做法是,隨時與駕駛員保持聯繫,隨時研究地圖,在圖上標出檢查點——如地面上的河流、橋樑和其他具有自然特徵的標記。對這些檢查點,他在飛往降落地區上空的途中,要能夠逐一識別。

  與此同時,在駕駛艙中的駕駛員視野比較開闊,可以隨時通報情況,提供幫助。報告「我們已經飛越某某河」或者「我們正在接近某個地貌特徵區」。

  把A級小分隊嵌入我們所說的「不友好地區」(美國軍人不受歡迎、可能非常危險的地區),就要求小分隊著陸時相互之間能盡可能地靠得近些。

  那時候,東條降落傘已經取代了我們當年訓練中使用的老式的、比較簡單的降落傘。東條降落傘在下落過程中可以控制角度,但還不足以達到使你能夠瞄準地面目標射擊的地步,不過已經足以使小分隊在空中相對集中,使他們在落地後相互之間距離不至於太大。

  東條降落傘的外形與普通雨傘的傘蓋相似,但它的背後有一個橢圓形的、面積20平方英尺的開口,可以產生8節風速的推力。這種降落傘上有個帶滾輪的升降桿,在你跳出飛機之後就啟動了。通過它可以使傘蓋向某個方向傾斜,你就可以控制推力的方向。

  你剛跳出飛機時,升降桿是用叉子固定在吊傘繩上的。到了空中之後,你拔掉那個叉子,升降桿被鬆開,可以在滾輪上移動。例如,如果你想向右轉,你就把手伸到右後側,抓住右後側的升降桿,用左手抓住左前方的升降桿。接著壓下右後側的升降桿,抬起左前方的升降桿,這樣就使降落傘發生傾斜,你就會向右轉。等你轉到理想的位置,再使它們回到原來位置,這時你的身體就垂直了……或者說,你想盡量轉向某個方向,因為你其實並沒有能夠真正沿那個方向運動。

  在準備著陸之前,傘兵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把降落傘轉向逆風。(如果降落傘轉向順風,他的著陸速度就等於風速加上從降落傘的開口處產生的8節風速。)而降落傘往往都會轉向順風並會順著風飄,也就是說,跳傘者必須不斷調節升降桿,從而保持正確的方向。由於特種部隊的跳傘大多數是在夜間進行的,能夠表明風向的最好的東西就是跳傘者面部的感覺。如果一切進展順利,跳傘者將依次順利跳出飛機。領跳者一般會面對著風,等待大家調節降落傘向他靠攏。大家都力爭做到這一點,這樣他們之間的距離大約會在100英尺左右。對於有經驗的傘兵來說,50—100英尺的距離是正常範圍。這樣小分隊成員在落地之後相互間的距離就不會太大。這樣著陸有利於自衛,因為在著陸地區極易受到攻擊。

  相互間距離的大小至關重要,因為如果降落傘糾纏在一起,傘蓋就有塌縮的危險。東條降落傘尤其如此,因為它們往往會相互推撞。

  每個傘兵都有一個備用傘。只要離地面還有500英尺,這個傘就能發揮作用。萬一需要打開備用傘的時候,你要用自己的右手去拉那個把手,左手放在備用傘前面。等備用傘從傘包裡彈出的時候,立刻用手抓住它。接著你把右手挪到備用傘的邊緣,盡量用力把它向你的左側扔下去,使它能夠順利地打開。

  如果還打不開,你就要再來一次。有時候備用傘可能無法完全張開,或者和沒有完全張開的主降落傘纏繞在一起。跳傘者受傷的事故通常都發生在落地的時候。如果降落傘被纏住,那就真的麻煩了。

  現在,備用降落傘已經大大改進。它的上面裝了一發子彈,可以把降落傘蓋推向遠處,從而大大提高了備用傘張開的百分比,不用擔心你的主降落傘會發生故障。

  跳傘者還要瞭解一點,那就是在夜間跳傘的時候,不要去搜尋地面或者把手伸向地面,而是要尋找林木線的輪廓,因為看見林木線就說明離地面還有50 至30 英尺。這就提醒他要做好著陸準備。這時跳傘者務必要使自己面對著風,務必把雙腿和雙膝併攏,因為這樣可以使他著陸後立即順風翻滾,從而把腿部骨折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

  等所有的人都在領跳者四周相對集中之後,領跳者應當盡量對準降落區——那裡往往沒有很大的空間,也許只是一片林中空地,大約有200—300碼寬。他一旦著陸,其他人也都大致到了他的上方,可以直接對準他的方向下來,而且往往能在離他100英尺左右的地方落地。

  著陸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分隊形式建立自我防禦體系。但是你還必須處理降落傘。處理方法有兩種:你可以把它帶著,也可以把它埋掉。你決不可以把它留在降落區,因為如果這樣,就可能被地面上或空中的人發現。

  在這兩個辦法中,帶著降落傘走是不可取的。這不僅增加了負載,而且加大了負載物的體積。最理想的辦法是走出降落區,在山谷或樹林中找個安全的地方把它掩埋掉,這樣它就不會被發現。

  無論採取哪種辦法,你都要帶著降落傘盡快離開降落區。等走到一個比較隱蔽的地點後,你通常可以在15—20分鐘之內把降落傘掩埋掉。

  然後你就可以從那兒出發,根據你的計劃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地面導航

  從給定一個目標到實地找出這個目標,其間還有很大的距離。原因是在夜間;地形不熟悉,老百姓有潛在敵意,當年還沒有夜視鏡或者全球定位系統衛星來幫助導航。這些小分隊必須非常熟悉地面導航,並且能夠用傳統方法尋找目標——也就是利用地圖、羅盤和天上的星星——也許在突擊隊員學校就學到了這種方法。

  他們必須是識圖方面無可非議的專家,他們要會熟練使用羅盤,他們必須知道如何計算自己的步子。

  卡爾?斯廷納繼續說道:

  為完成一項任務而做準備的時候,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研究目標地區的地圖。我們必須絕對熟悉地圖上的每一個地方。找到我們的目標(可能是一支游擊隊或者是我們為比較大的行動而進行潛伏的地方)不容許有大的誤差,而且我們也必須避免錯誤地進入許多我們不受歡迎的地方。這也意味著我們要記住所有必須瞭解的東西——所有的地面標誌——江河、小溪、水壩、橋樑、道路、交叉路口、發射塔、變電所以及其他基礎設施建築,此外還有城鎮、村莊、警用和軍用設施。

  一旦進入實地,就要有一個人用羅盤來定向,確定路徑,兩個記程員要相互配合,進行記步。這些工作,小分隊的每個人都可以做。小分隊隊長通常不做這些工作,他負責指揮和協調小分隊的行動。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都要精確地記錄走過的里程。這件事非常重要,所以我們才派2個人來幹。可是我們也必須確保即使遭到伏擊或遇到其他情況,所記的里程數也不丟失,因為有人在那種情況下可能會把所記的數字忘記。

  與此同時,儘管我們記住了地圖並對使用羅盤和如何記步很有信心,每隔一段時間就要看一看我們是否偏離了方向。這也是非常必要的。這就意味著要核對地圖——由於不能發出任何亮光,在黑暗中看圖談何容易!

  我們的方法是鑽到雨布下面,打開軍用手電筒看。軍用手電筒電池艙的蓋子上有一系列濾色鏡,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用的紅色濾色鏡,因為紅光對夜間的視覺影響最小。隊長、他的副手(萬一隊長遭到不測,此人就接替他指揮)、羅盤員、記步員都鑽到雨布下面查對地圖,以確定自己是否處於正確的位置,而小分隊其他成員就在雨布四周擔任警戒。如果發現自己偏離了方向,他們就會拿出一個調整的方案。

  比方說,如果我們的羅盤出了問題,那麼根據天上的星星確定方位也是一種可用的方法。但我們還是最喜歡用羅盤,因為它不受天氣的限制。不過,我們還是有必要認識一些基本星座——在北半球的北斗星、獵戶座、天蠍座;在南半球的仙後座。我們知道北斗星勺邊上的兩顆星的延長線是指向北極星的,這段延長線的距離相當於這兩顆星之間距離的5倍。所以只要我們能看見星星,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規劃行動路線的最後一點,就是要找到集結地點。如果我們遭到伏擊或者與敵人發生其他遭遇,我們就脫離接觸,分散行動,到下一個集結地點或者剛剛經過的上一個集結點會合——這取決於隊長的決定。

  有一種神話認為,特種部隊軍人喜歡打槍——他們都是像蘭博蘭博是電影《第一滴血》的主人公。一樣的殺人機器,除了消滅敵人之外就沒有別的事情可幹。這個神話中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根據。特種部隊軍人不是殺人機器;到處都能體現他們的價值。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能把他們置於有較大危險的境地,因為他們是經過高級訓練的寶貴財富。也就是說,在可能的情況下,他們都要避免戰鬥。他們要悄悄地隱蔽到樹林中,而不是站出來證明自己是多麼具有男子氣概。實際上在選拔特種部隊成員的時候,就從不挑選這樣的人。不要蘭博式的人,不要蒂姆?麥克維式的人蒂姆?麥克維是製造1995年4月19日美國俄克拉何馬市聯邦大樓爆炸案的主凶,在這次爆炸中有168人死亡,傷者更多。後來麥克維被判處死刑。。特種部隊的軍人都是戰士,在必要的時候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力量和技能殺人;可是對他們的要求是,他們要像激光束一樣準確地把自己的作戰能力集中起來。

  再補給

  在隱蔽或者秘密的環境中生存是不容易的。生活條件無異於舊石器時代。食物靠到處採集。飲水往往是受污染的。很多當地人都想折磨或殺死「美國侵略者」,儘管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歡迎他們在那裡。

  與此同時,野外生存是有限度的。儘管小分隊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但也許仍然找不到足夠的食物。他們的彈藥和藥品可能會逐漸耗盡。受傷的人也許不得不撤離。從你所在的地方到好幾英里之外的那條供應線也許充滿了艱難險阻。

  在組織和幫助游擊隊的時候,對供應的需求也許會變得特別強烈。游擊隊也許會歡迎或容忍他們的存在,或者願意與他們發生聯繫,但他們一心想得到的是美國人的施捨,他們深信美國軍人會給他們帶去大批的物資——食品、藥品、服裝、電子設備、武器和彈藥。大量的施捨並不是小分隊的主要任務,可是游擊隊往往更感興趣的是物資而不是作戰——這樣就給A級小分隊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可以多動腦筋,鍛煉談判技巧:「如果你們做了我們認為最好的事情,我們就向你們提供食品和武器。」

  不管怎麼說,小分隊必須知道如何獲得再補給。通過潛艇補給的情況是很少的。通常都是通過空投或者空運。

  卡爾?斯廷納談了這方面的情況:

  在需要補給的時候,你先在安格拉109無線電收發報機上用電碼發出一個單子,說明你需要什麼。至於通過什麼辦法進行補給——是空投還是空運——則取決於當時的形勢。

  如果是通過空投獲得補給,你就要選擇一個接受空投物資的地點——樹林中的空地,一片平地的邊緣,道路上一段空曠處,或一個開闊的小山包。空投場地的信息以及用來向駕駛員提供信號的代碼字母(用小的燃燒罐排列組成)都包括在所提出的要求中。一兩天之後,你將得知補給送達的時間。送達時間往往在夜裡。比方說4月17日3時30分。

  一件特別艱難的事情

  4月17日,你要帶領小分隊和游擊隊(如果你們和游擊隊合作)在空投場附近設立必要的崗哨,並把空投物資運回營地。在空投前的幾分鐘,你要用自製的點火罐標出空投點——這些點火罐的製作方法是,在空的C級配給罐頭(或者其他金屬罐)中裝上沙子,然後灌進汽油。在指定空投時間前2分鐘,你把罐子的火點上,讓它們燃燒兩三分鐘,但不能超過這個時間。如果到了指定時間飛機還沒有來,你就把火滅掉。

  通常執行這種飛行任務的只有一架飛機。駕駛員必須滲入敵人領空,超低空飛行以避開雷達,確立一條航路,而後利用短暫的5分鐘時間尋找這些火光點,空投物資,然後按自己確定的路線向前飛行,這樣,也許進行監視的敵人就發現不了空投地點(如果實施了空投的話)。

  自然,如果在這5分鐘的時間內駕駛員沒有發現你,你就得不到補給。那你還必須再一次嘗試。

  一旦飛機到了頭頂上方,你就把那些罐子裡的火焰撲滅,準備去抓空投下來的一捆捆東西。通常那些包上都有一盞小燈在閃爍,你可以看見它下落的方向,接著你就向那個地方運動。

  找到空投物資以後,你還必須把降落傘以及兜貨物的網兜收起來,把空投物資分給搬運的人(他們有可能只是你的隊員,也可能是游擊隊員),然後把這一地區清理乾淨,讓別人看不出你在這兒得到了空投物資。這一切都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完成,以免被發現而發生危險。

  看一看自己實際上獲得了什麼是很有意思的。比如,空投的食品經常會是一些活的動物。有時候你會聽見天上傳來「哞哞」的叫聲,你知道他們空投的是一隻活動物。如果是這樣,你就要面臨一個問題。如果你有農場工作的經驗,你會感到慶幸。牛是不會安靜的,也沒有受過從飛機上跳傘的訓練;如果它們著地的時候摔斷了腿,那你就麻煩了。即使落地時沒有受傷,它們也不會老老實實地任你擺佈。無論是哪種情況,它們常常都會吼叫或者發出各種聲音。所以你必須當場把它們殺掉,然後把肉分割開來,這樣搬運的人才能把可食用的部分運走,而把其他部分全部掩埋掉。

  有時候你得到的可能是山羊、豬或雞。總的來說,我們比較喜歡這些東西,而不大喜歡牛。因為這些動物比較容易弄到,也比較容易控制,而且重量也輕一些,通常一個人就能扛走。

  在樹林裡吃東西使我認識到辣沙司的價值。每個特種兵部隊軍人的背包裡都有一瓶辣沙司。每當我們把動物或者禽類帶回營地宰殺之後,我們通常不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好好地燒著吃。在這種情況下,放上一點辣沙司就能掩蓋許多不足——路易斯安那州辣沙司、得克薩斯彼得沙司或者塔巴斯科沙司——確實可以起到調味作用。它也有助於為空投的配給食品調味。

  當然,補給的故事不僅僅局限於A級小分隊。讓我們從司令部的角度來看看這個問題:

  假定有一項給某個外勤A級小分隊運送補給的任務。這個任務下達到A級小分隊所屬的C分隊的軍需官那裡。這位士官的任務就是把東西集中起來。如果是山羊、豬、牛或者雞,他就必須到某個農場去買(會撥款讓他去買的),而且還要為買來的東西準備籠子。

  他還要瞭解其他一些細節,例如用什麼樣的飛機去完成運輸任務,包括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況,例如跳傘艙門的尺寸,因為比這個門大的東西是進不去也出不來的。換句話說,它必須根據這個門的大小來選擇空投的動物,並且為這些動物準備籠子。

  這位士官要親自參與這次飛行任務,而且還要監督空投。飛行員進入空投地區上空後,這位士官必須把握適當時機,把那個動物、籠子或者那包東西推出艙門,使它落在地面上的A級小分隊用火光標出的空投區。

  我曾經擔任過C分隊作訓參謀,當時有一個A級小分隊要求提供補給,我們準備了空投物資,由一架陸軍U10「快信差」飛機擔任空投任務。這是一架高機翼、單引擎、超短距離起降的螺旋槳飛機,對機場的要求不高,起飛和降落的滑行都比較短(每次乘坐這種飛機降落,你都會懷疑是不是在迫降,因為飛機著地的撞擊很厲害)。雖然從技術上說它是一架四座飛機,我們通常都把後座拆除,給貨物留出更大的空間。

  準備進行這次補給飛行的當晚,我決定隨機前往,看看執行任務的情況。到達機場之後,我發現後勤供應士官正準備把一個裝滿白色來亨雞(公雞與母雞混裝)的大簍子裝上U10。簍子的長度大約是飛機內徑的2倍,所以簍子有大約一半還在飛機外面。實際上有很大一部分還在外面,所以在前往空投地點的飛行過程中,那位士官不得不坐在簍子和降落傘上面,防止簍子因顛簸而被甩出飛機。

  飛機一發動,羽毛就開始四處飛舞,是螺旋槳產生的風把羽毛從雞身上吹了下來。不過我什麼也沒說;這是他的演出,不是我的。從機場起飛時,那些飛揚的雞毛幾乎足以把飛機包起來了,不過我一直保持沉默。

  然後,事情的進展非常順利,我們飛到那裡,準確地把東西投了下去。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沼澤地。A級小分隊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集結營地,來檢驗他們自己的表現。我一眼就看見了一隻光禿禿的公雞,而且腿上還綁了一根粗電線——這是他們惟一能拿來拴它的東西。它的渾身上下光溜溜的,只有尾巴上還有一根大約3英吋長的雞毛,而且還折斷了。

  我問他們究竟準備怎麼處理那只公雞,他們說:「這個嘛,我們還沒決定。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已經決定了,那就是它應當活下去。經過那次飛行活下來的東西都應當多活一段時間。」

  處理空投任務使我們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我們在把給養用飛機直接運送的同時,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們必須瞭解如何選擇和建立簡易跑道,如何標示以及如何於夜間引導飛機降落。這是一件特別艱難的事情,因為做這些事情要完全靠我們自己。我們沒有空軍戰鬥控制員跟隨我們。和我們在一起的只有小分隊的成員和游擊隊員(如果有游擊隊員的話)。這樣,當飛行員進場的時候,就只能絕對依靠我們的判斷。他從來沒有見過這個機場。這對他來說是個空白。

  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體驗

  當年我們可以用來完成這項任務的飛機有好幾種,而且都是固定翼飛機,因為直升機缺乏足夠的航程以完成這樣的任務。陸軍用的是U10和馴鹿這兩種飛機,而他們都能在泥土機場上起降。但是我們還可以利用比較大的空軍C123和C130,但它們必須在道路上降落。我們到現在還有少量的C47在服役。我們還不定期地租用本土民用飛機進行秘密飛行。

  接著你應當弄清機場的長度,是泥土地、泥土道路還是鋪裝道路。你要從頭到尾走一遍,務必要確保它的表面不至於太坑坑窪窪,高低不平;你要把石塊、電線和其他障礙物清除。你要檢查四周的樹林,計算出飛機進場的滑翔路線,確保飛機不至於撞在樹上。你(和游擊隊員,如果能找到的話)還要擺好點火照明用的火焰罐,以便標示出跑道的長度。這些事情做完之後,你要通過無線電匯報與機場相關的數據——它的所在地點、大小等——並安排你們的任務。也就是說,你們的司令部將制定出這次任務的具體細節,並把這些細節連同你們的任務一起發回給你們,類似這樣的內容:「飛機將於6月23日3時30分到達。」這常常意味著有5—10分鐘的降落時間。「飛機將從某個方位進場。」

  當空投時間即將到來的時候,你和飛機駕駛員之間不會有任何無線電聯繫。它將根據你提供的視覺信號降落。

  等飛機還有5分鐘就要到達的時候,你把火焰罐點燃。與此同時,管理機場的無論是誰(軍官或者士官),都要帶一個有濾光鏡的手電筒(通常是不容易被發現的藍色或者綠色)躺在跑道上飛機進場的那一端等候。

  飛行員最先看見的就是搖曳的火焰罐發出的閃爍信號。他看見這些信號,就知道可以安全降落。也就是說,他不僅知道了機場的位置,知道你已經把機場準備好了,而且知道你已經對這一地區進行了警戒,附近沒有敵人。接著他看見的是跑道頂端手電筒發出的信號。於是他就把飛機的左輪對準這個信號(因為他的駕駛座在左側),在它上方6英尺處滑翔而過。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拿著電筒的人,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飛機進場的時候就好像是對準你來的。當幾噸重的飛機(如果是空軍的大型飛機)在你上方大約一個人的高度上笨重地飛過的時候,你要非常冷靜。這是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體驗。

  飛機降落之後,我們立即卸貨。飛行員對你帶去卸貨的任何東西和任何人都不懷疑。卸完貨之後,他就掉轉機頭起飛,朝相反的方向飛去。

  所有這一切我們演練過許多次。

  生存、逃脫與規避

  特種部隊的軍人應當是生存、逃脫與規避的行家。他們必須知道如何野外生存,如何設置陷阱和圈套抓捕動物,什麼可以吃,什麼不能吃。他們必須是游泳的能手。

  卡爾?斯廷納繼續說道:

  1964至1965年在越南的時候,有兩名士官為了逃避抓捕,在游泳過河時溺水身亡。後來就制定了一項要求:我們都必須學會游泳(我想是要求游1英里)。我們在穿著靴子、全副武裝的時候至少要能夠游半英里。

  如果你背著背包,而且必須帶著它,那你就用雨布做一個筏子把背包和其他較重的裝備和給養,包括你的武器放上去。你在游泳的時候把它放在後面拖著。

  你還必須知道如何用各種可能的方法幫助進行營救,特別要瞭解如何建立搭載區以及如何用鏡子向搜索救援飛機發出信號。

  軍官還要學會特種密碼的編寫,以便萬一在被俘後使用。那是一個非常複雜詭秘的系統,包括在特別設計的密語中如何安排字母的位置。這樣,如果允許我們寫信,我們就可以使用密語,表明我們被關在什麼地方。

  特遣小分隊的指揮官還必須有設立和運行逃脫與規避網的專門技術。當然,可以利用的基礎設施至關重要——從事秘密活動的安全屋安全屋(safe house)看上去與普通房屋一樣,實際上是用來從事秘密活動的建築。、空投點,以及運輸網。但是更重要的是挑選適當的人來運行這個網(也就是說,你需要一個系統來檢驗他們,確保他們是你可以繼續信任的人),並建立起不同的隔離(單元),這樣如果你的某個特工人員或者隔離單元出了問題,這個系統的其他部分不至於受到影響。如果建立起這樣的系統,而且能夠正確運行,那麼一個單元的人就不知道另一個單元的人是誰。

  你必須用同樣的方法組織和分割你的運輸系統。如果你的計劃是把人員從這裡運送到那裡,並把他們放在某個地點,由其他人運送到另一個單元的安全屋,整個體系的完整運作只有分隊的指揮官才應當知道。

  與此同時,進入這個網的「貴重貨物」對於他們自身的安全和命運是沒有發言權的。他們通常也沒有自我防衛能力:他們的生命完全取決於建立這個網絡的人們。

  我在接受生存、逃脫與規避訓練的時候,來自情報系統方面的報告生動具體地描述了被越共和北越人抓住的美軍戰俘的可怕生活狀況和所受到的折磨。因此,在我們的訓練計劃中專門增加了一項特別的內容,即抵抗訓練。

  雖然我們受到的訓練沒有像今天這樣高強度和符合實戰,但是依然非常嚴格,因為我們是剛剛開始這樣的訓練,而且我們的課程也拿不出太多的時間。它對我們每個人都很有好處。

  今天——我們有了那些戰俘的體驗,他們挺住了並且活了下來——在特種部隊資格課程中增加了19天的強化訓練,課程的名稱是「生存、逃脫、抵抗與規避」(SERE)。在這個訓練中,學員被置於戰俘的地位(只是沒有人員受傷,而且受到專業醫務人員的密切監護),體驗一下如果被俘可能會出現的情況和受到的對待。這種局面使學員瞭解到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和身體耐力的絕對極限,對於被俘後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

  資格課程的高潮

  等我完成了這項訓練之後,我感到非常滿意,因為我接受了可能是最好的訓練,從技術和戰術水平上把我培養成一名合格的戰鬥指揮官。然而,我還沒有經歷過實戰。

  資格課程,特別是「生存、逃脫、抵抗與規避」訓練,使我有了戰鬥的真實體驗,這是我在其他所有訓練中都沒有體驗過的。它們使我懂得,為了使指揮官在戰鬥中具有並表現出自己部下所期待的勇敢精神,他自己必須找到與自己和平共處的辦法。對我來說,這種力量來自我與上帝的信任關係。這種力量使得一個人毫無畏懼地度過每一天。據我所知在戰鬥中是沒有無神論者的,我也不指望發現一個這樣的人。

  我認為卡爾?斯廷納不是發現這個啟示的惟一的人。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對戰場上的所有人(包括軍官和士兵)來說,信念是大多數人內在力量與動機的源泉。我知道它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取代的。

  畢業演習:火雞林/羅賓?塞奇

  畢業演習是一次非常規戰爭的戰地訓練演習,在布拉格堡西北約75英里的尤沃裡國家林地及其周圍的居民區舉行,持續時間大約3個星期,是資格課程的高潮。在這段時間裡,特種部隊學員被編成若干個A級小分隊,把他們在訓練中學到的技能拿到實踐中來檢驗。

  為了斯廷納他們所參加的火雞林演習,這個訓練地區成了一個名叫「佩因蘭」的虛擬國家。它由一個腐敗的左翼政府領導,受到一個較大的共產黨國家的支持。有一支反政府游擊隊正在力圖推翻這個政府,引進民主,但是他們需要幫助。那個共產黨大國保證派出部隊幫助佩因蘭政府消滅游擊隊。

  這次演習組織得盡可能真實。例如,當地老百姓扮演了各種角色,並向雙方提供支持。反游擊隊武裝通常是一個戰備旅,而游擊隊大體上有100—150人,是從布拉格堡的各個支援部隊抽調來的。

  缺乏經驗的特種部隊學員在自己的A級小分隊裡接受對他們的專業技能、戰術技能和總體表現的評估。

  卡爾?斯廷納繼續說道:

  我參加了這次演習的兩方,既當了學員也當了游擊隊長。這次演習不同於1964年那次演習:

  A級小分隊領受任務之後就進入了「孤立地區」,開始進行準備(孤立地區是每個特種部隊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進行準備工作的一個地區)。進入該地區後,他們就見不到自己的家人、朋友以及與任務準備工作無關的人員。在火雞林演習中,這段時間大約有1個星期;如果是一項實際任務,這個時間可能長達6個星期。在這段時間裡,他們研究行動的安排以及作戰地區的各方面情況——那裡的政府、地形、氣候、人的個性、游擊隊、人民、文化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能夠得到許多專家的幫助,這些具有高學歷的人將向他們提供具體領域的指導。

  孤立階段的最後一步是向大隊長及其參謀人員進行簡要匯報,通常包括這次使命的每一個細節以及完成使命的步驟——精確到第n度。這些細節全都要記在腦子裡。小分隊的任何成員都不得攜帶任何命令和書面文字。簡要匯報之後,就可以對他們是否已做好出發的準備作出判斷。如果作出了「是」的判斷,他們就直接從孤立地區進入出發機場,準備離開。

  在A級小分隊進行準備工作的同時,游擊隊長(通常是特種部隊的一名少校或者上尉)已經進入行動地區,開始爭取當地老百姓的工作,目的是建立一個支持游擊隊的群眾基礎。

  在扮演游擊隊長角色的時候,我發現了一種很有效的辦法:在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和休一起驅車前往阿爾伯馬爾縣(在佩因蘭),花上一天時間與人交談。我去那裡的雜貨店、餐館以及我能找到的人多的地方。我想尋找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例如,在一個地方,我聽說有個大型奶牛場的主人遇到了麻煩,無法及時為他的奶牛擠奶,而且地裡的莊稼也無人收割,主要原因是他的妻子得了癌症,情況很糟糕。

  我去看了他,說明了我的身份,跟他說了我們即將開始的訓練演習。他對我說,雖然他聽說過,但以前從來沒有參加過。我告訴他,我是在田納西州一個農場長大的,非常理解他所面臨的各種困難,因為他既要經營農場,又要照顧生病的妻子。

  「再過一兩天,」我對他說,「我將要有大約150名士兵,全都穿著老百姓的衣服,來當我的游擊隊員。我將從這些人裡挑選四五個農場長大的士兵,讓他們和你住在一起,幫你幹活。你可以讓他們住在雞捨裡,或者住在擠奶場裡,或者你想讓他們住的任何其他地方。他們聽你的使喚,可以幫你收莊稼,擠奶或者幹別的活。

  「如果來了反游擊隊武裝,要抓我的游擊隊員,我只要求你保護他們。如果他們想抓人,我只求你說一句:『那樣的事我一點也不知道。我跟那些事情從來不沾邊。我不希望你們的卡車從我的地裡開過。』」這一次扮演反游擊隊武裝的是101空降師。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那就是向你借一輛卡車,也許一個星期用一兩個晚上,運送15到20名游擊隊員去模擬炸毀一座橋樑或者某個類似的目標。」

  「這沒問題,」他對我說,「我非常感謝你的幫助。」

  「這太好了,」我說道,「你是不是問一問你的朋友們,看他們是不是也需要什麼幫助?」

  他告訴我他願意這樣做,而且確實這樣做了。

  然後我提醒他說,我們的相互信任非常重要。我對他說:「如果你做不到,我們就可能損失所有的游擊隊員,那樣我們也就無法幫助你和你的朋友們了。」

  他告訴我,他懂得這一點,他也這樣做了。

  另外,通過這位農場主的幫助,我得以同其他人建立了聯繫,這些聯繫最終成為我在整個社區中的活動基礎的主要部分。

  一次確保空降區安全的演練

  我還和當地的一些牧師取得了聯繫,想看看他們的教區有哪些人需要幫助。他們向我提供了許多人,這些人為我的游擊隊小組提供了保護和支持。

  能夠為我們的事業把人民組織起來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他們都想參與並且提供幫助——有時候大大超出你的實際需要。

  通常在特種部隊學員進入之前,我就把我的游擊隊帶進了那個地區,以便有充分的時間與當地人密切接觸,建立起適當的行動基地。他們來了之後,我就挑選一些人,讓他們去幫助我事先聯繫好的那些人(比如那個奶牛場的主人),並且讓他們住在那裡。

  不過在他們去之前,我就制定了相關的標準、原則和行為法規。我跟他們說:「舉止行為要絕對端正。要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愛護他們的財產,不許胡來(口頭上或者其他方面),不許愚弄人,不許發生有損於你們的道德以及妨礙我們與人民生活與合作的任何事情。我們來這裡是幫助他們的,如果我能這樣做,他們也會幫助我們的。沒有他們的保護和支持,我們就無法生存。你們誰出了事情,誰就完蛋——你的職業生涯也就完了。順便說一句,不許飲酒!」

  我還會對他們說:「要去教堂,如果有可能,就參加唱詩班,要熟悉教堂裡的每個人。如果你能和他們打成一片,讓他們尊敬你,他們就會保護你,我們在做每件事的時候都能得到他們的合作。」

  我總是想把我的游擊隊員放在社區的關鍵部位。他們和那些支持他們的人就是我的情報網。這樣我就能及時瞭解整個縣裡正在發生的事情。

  在A級小分隊進入的前兩天,我的游擊隊員會集中起來,以便組織我們的「集結營地」,研究與A級小分隊接頭和接待他們的計劃。此外還要進行一次確保空降區安全的演練。

  小分隊空降之後,通常是助理游擊隊長(特種部隊的士官)去接頭,並引導他們進入集結營地。等他們到了那裡,就告訴他們游擊隊長明天上午與他們見面。這天晚上的其餘時間,小分隊就在營地裡,通常由游擊隊為他們站崗放哨。

  上午的見面會通常為1小時。游擊隊長總是要出一些難題。他開始的時候總是提出一些很難滿足的要求,使得A級小分隊隊長感到非常為難。我們這樣做目的是為了評估小分隊隊長的能力,看他能不能和游擊隊長建立密切的關係,並獲得他足夠的信任,從而完成他自己的使命。

  見面之後,游擊隊長會提出一份他所要求的補給和物資的單子,並簡要說明他的部隊的戰鬥力以及訓練方面所需要的幫助。

  A級小分隊隊長在布拉格堡的孤立階段就做了這方面的準備工作,現在他提出了他的游擊隊訓練計劃。

  正規訓練的初期階段往往於第二天上午開始。這項工作展開之後,A級小分隊對游擊隊為作戰而進行的訓練進行評定與估價。與此同時,小分隊隊長和游擊隊長共同制定行動計劃,為完成總體戰略目標而提出具體的目標。

  這項計劃中除了戰術方面,還有心理戰和民政事務的內容,因為它們在確保得到人民支持方面起著很大的作用。全部的努力都必須是真正協調一致的,局部要支持整體。

  當然,我已經做了一些社區的民政工作,向當地人提供經過挑選的游擊隊員,與他們一道工作,比如幫助那個妻子患了癌症的奶牛場場主。但是還有更多的工作可做——比如提供醫療衛生方面的幫助,讓我們的衛生兵為偏遠地區缺醫少藥的鄉村提供醫療服務。我們還讓游擊隊員(免費義工)清掃操場和墓地之類的地方。為了擴大和加強我的情報工作網以及群眾的支持基礎,我還讓游擊隊員(兩人一組)到城鎮和鄉村的維修部門去工作。

  A級小分隊還增加了一名心理戰方面的專家,他除了干其他事之外,還要能製作傳單(當然和我們今天相比,那只是一種很土的辦法)。然而,我們製作並散發了傳單,目的在於破壞反游擊隊部隊的士氣、忠誠和戰鬥力,贏得和擴大人民對我們的支持。

  我們在夜間從空中撒傳單或者派人分發傳單;它們的效果非常好——尤其在抑制反游擊隊武裝方面。例如,土地所有者和農場主都不讓他們使用,甚至不讓他們通過他們的土地,而與此同時卻向我們提供了掩護和支持。

  我認為這是我對心理戰的真正力量的初步理解。如果你能夠影響並控制人們的思想,那麼你基本上已經勝券在握,可以把人員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到第一個星期即將結束的時候,訓練游擊隊的工作進展順利,他們每天晚上都要襲擊一個突出目標(例如橋樑)。與此同時,當地的農場主、送麵包工人以及縣裡的維修部門都為我們的運輸提供了車輛——甚至為我們對某些目標實施偵察。到第二個星期結束的時候,游擊隊已經學會了對較大的目標進行排級規模的襲擊(30—40人)。到第三個、也就是最後一星期,他們就開始進行更大規模的襲擊。

  在這項活動的整個過程中(在一個我們以前根本不瞭解的社區運作),我們沒有一個人被反游擊隊武裝抓獲——雖然他們日日夜夜對我們進行跟蹤。我們的A級小分隊隊員和游擊隊員沒有幹過一件壞事。沒有一個人幹過任何使我們感到丟臉的事。

  由於我們的行動,佩因蘭的左翼政府被民主力量所推翻和取代。

  現在是不是到了A級小分隊返回的時候了?還沒有。

  非常規戰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使它有個結束。很簡單,任何一個新政府,如果得不到扶持它上台的力量的支持,是不可能存在很長時間的。它也不能允許一個強大武裝力量游離於它的控制之外。處理這些可能性的最佳辦法,是由我們的人來制定一個計劃,對游擊隊進行改編或者解除它的武裝。這是他們返回之前必須做的工作。(在實際生活中,這種行動的順利進行通常取決於新政府對游擊隊領導人的讓步。)

  1964年的資格課程就這樣結束了。我很自豪地說,參加這一行動的特種部隊的所有學員都贏得了一枚「徽章」,表明他們成了完全合格的綠色貝雷帽。

  今日特種部隊的訓練

  在最近幾年中,特種部隊的使命地區已經擴大。由於出現這種情況,人員選擇過程的範圍以及訓練計劃也出現了相應的變化。今天,正規資格課程的第一階段長達24—36個月,這取決於學員的軍事專業。

  申請參加特種部隊的都是志願者。他們必須是空降訓練合格、身體條件好,而且在他們的背景中,至少沒有不符合秘密等級安全要求的污點。

  特種部隊資格課程大致分以下幾個步驟:

  ●第一階段(麥考爾營):特種部隊評估和選拔——25天●第二階段(麥考爾營):地面導航,小單位訓練,實彈射擊——48天●第三階段(布拉格堡):軍事專業訓練:

  18B(武器使用)——2個月

  18C(工兵技術)——2個月

  18D(醫療衛生)——12個月

  18E(突擊隊)——4個月

  ●第四階段(麥考爾營):包括羅賓?塞奇演習(2個星期)——39天●「生存、逃脫、抵抗與規避」階段(麥考爾營):19天●畢業典禮:授予徽章

  ●語言訓練:4—6個月

  從體能上來說,最困難的階段是特種部隊評估和選拔階段,因為在此期間,軍人受到不斷的評估,看他們是否具有必要的素質。第一個星期的目的是評估學員的情感和心理方面的情況,主要是通過筆試和實際檢驗。第二個星期是測試學員的耐力、體力、意志力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它包括一個完整的體能測試計劃,其中有計時跑步、障礙課程、負重行軍、白天和夜晚的地面導航,還有穿著軍裝和皮靴的泅渡。在這個星期裡,將剝奪學員的睡眠,讓他們接受更多的心理測試,對他們在高度緊張的環境中能否有效發揮自己的能力等進行評估。第三個星期把學員看作一個個體以及群體中的成員,對他的領導能力進行評估。

  在這3個星期結束的時候,一個由一批公正的高級軍官和士官組成的委員會對每個學員的表現進行考察,對他是否適合接受特種部隊的訓練作出最後決定。這個委員會還為每個學員推薦一個他所擅長的軍事職業技能。

  評估和選拔階段的課程每年舉辦8次。在過去,平均入選率大約是29%。可是近年來入選率上升到50%。一個更加嚴格的預選過程以及申請者的較好素質說明,這種較高的入選率並沒有影響質量。沒有被選上的學員回到自己部隊的時候,都帶著一封推薦信。有些人獲准再次參加選拔,有些人在第二次選拔時被選中。

  與此同時,那些被選中的人將參加資格課程(第二階段)訓練。他們必須令人滿意地完成他們必須學會的軍事專業(包括羅賓?塞奇演習以及「生存、逃脫、抵抗與規避」訓練課程)。

  在畢業並被授予「徽章」之後,每個軍人都被分配到一個基層部隊,但是在他加入A級小分隊之前,他還必須完成6個月(或者更長時間)的語言培訓(取決於他所在部隊未來的活動地區)。

  他現在已經掌握了基本技能,可是作為一個小分隊的成員,他還要在自己的軍事生涯中不斷進行訓練。他的另一個正式課程(很快就要進行)將是軍事自由落體(降落傘)或者戰鬥潛水(水下呼吸器)訓練。此外,他還將開始接受他的使命地區的文化知識的正規強化訓練。

  卡爾?斯廷納,綠色貝雷帽

  從資格課程畢業後的2個月中,斯廷納參加了跳傘長學校的學習(在布拉格堡,2個星期),並且在尤沃裡國家林地的野外訓練演習中,進一步提高了他領導A級小分隊方面的能力。

  1965年1月以及隨後的6個月,斯廷納是第3特種兵大隊A連B分隊的隊長。他們進行了更多的野外訓練,而且規模也更大。

  有一個演習我記得特別清楚(按照「火雞林」演習的模式),有兩個B級小分隊參加——我的小分隊扮演的是反游擊隊的角色,對壘的是查理?約翰遜上尉扮演的非常規戰爭游擊隊的角色。演習地點在加利福尼亞,它的北面是泰特斯維爾市,南面是墨爾本市,西面靠近聖約翰河,東面瀕臨大西洋。這一帶是老百姓的私人土地,還有一些是用作軍事訓練的未開墾的處女地。老百姓中有很多人接受過某一個B級小分隊的組織和訓練,而且參與熱情特別高。為了提供支持,陸軍航空部隊被廣泛用於支持。雙方都使用了汽船(為越南戰爭進行的大規模預備訓練)。

  演習結束的時候,為了使那些參與我們行動的平民朋友減少一些敏感性,重新團結起來(有些人過於投入——他們實際上想繼續和他們的「敵人」戰鬥,有些人還帶著槍),我們為整個社區的人舉辦了一次燒烤野餐會,還進行了軍事表演。這很有作用。和平得以恢復。

  第二天,在我們準備飛回布拉格堡之前,我看見飛機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亂哄哄的一大群人。

  有幾個士官想把一條4英尺長的鱷魚作為連隊的吉祥物偷偷地帶回去。我走過去看他們在幹什麼,發現那條鱷魚掙脫了繩子,他們正想辦法制服它。最後他們終於制服了它,用繩子把它從頭到尾捆了個結結實實。

  我們降落之後,受到我們的長官霍伊特中校以及亞瑟軍士長的歡迎。軍士長立刻發現了偷運鱷魚的事,把4個偷運者和那條鱷魚帶回連裡,讓他們花了大半夜時間為鱷魚挖了一個水塘。他們把它的腿用鐵鏈拴住,這樣它就無法掙脫,不會把連隊真正的吉祥物(一條狗)吃掉。

  我沒有就此停下來。士官們認為那條鱷魚也必須具有「空降」資格,尤其是因為那條狗已經有了這個資格。所以他們偷偷地與管索具裝配的人談妥,給它打一個籠頭,再特製一頂降落傘。大約1個星期之後,在聖母教堂空降區進行了一次計劃中的跳傘。他們把這條鱷魚推出飛機,然後跟隨它跳傘降落到地面。它落下去的時候沒問題,可是等他們走到它著陸的地方,他們只看見那條鐵鏈和那頂降落傘。那條鱷魚已經掙脫了鏈子,消失得無影無蹤。

  13年之後,布拉格堡的野生動物管理員在聖母教堂空降區西端的沼澤裡發現了一條7英尺長的鱷魚。那是布拉格堡惟一的一條鱷魚——它是如何到那裡的,至今仍是個謎。

  軍人,尤其是特種部隊的軍人,總是在發揮想像,尋找自娛自樂的辦法。只要是合法、合乎道德、不傷害他人,就沒有錯。

  訓練演習結束之後

  1965年7月,在佛羅里達州的訓練演習結束之後,我當上了連裡的作訓參謀,負責訓練和戰備。這項工作我一直幹到1966年春。後來我離開特種部隊到堪薩斯州利文沃思的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習。

  在這段時間裡,各軍兵種都由於越南問題而擴大,大量的新兵被徵召到陸軍中,訓練中心達到了飽和。

  當年8月,整個連隊被調到北卡羅來納州西部的皮斯加國家林地,在崎嶇的高山地區進行訓練。連隊當時有一個連部和兩個B級小分隊(第三個B級小分隊在埃塞俄比亞執行任務)。這項訓練任務持續了大約1個星期的時候,我在調頻收音機上收到了霍伊特中校的呼叫——我可以判斷出他是在一架直升飛機上——要我到離我們的集結營地大約10英里之外的一個道路交叉口去見他。

  我跳上租用的皮卡小貨車,逕直朝那個地方開去,心想他飛這麼遠過來(100多英里)有點異乎尋常。無論是什麼原因,肯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比他先到那個交叉路口,在路口旁邊一塊小空地上用我們經常隨身攜帶的橙黃色信號布板標出了降落場地。

  10分鐘之後,他的直升機降落,他沒有關直升飛機的發動機,就跑到我面前。「你把部隊帶回布拉格堡需要多長時間?」他問道——這是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

  「要一會兒,」我回答說。「因為他們都分散在山裡,在不同的訓練區,而且我們也沒有足夠的運輸力量把整個連隊一次運走。用我們現有的車輛,加上他們從當地有關係的老百姓那裡借一部分車輛,我想我們可以在夜間某個時候回到布拉格堡。」

  「好的,」他說道。「回去把他們組織起來,準備出發。」

  接著他解釋說:「訓練中心已經人滿為患。今天早晨剛接到一項任務,要我們為三四天之後就到布拉格堡來的大約500名新徵召的步兵進行基本入伍訓練。

  「大隊正在研究讓他們住在哪裡,」他接著說。「哪一部分訓練可以比較有效地由委員會來完成」——武器使用訓練之類的——「等我回去的時候,這項工作就應當有個最終的眉目了。

  「在大隊裡,你對這種訓練比其他人都有經驗,」他接著說,「大隊長」——當時是勒魯瓦?斯坦利上校——「和我想讓你帶一批精選的幹部前往傑克遜堡,於上午6時出發,去看看他們如何進行基本作戰訓練」——這裡他指的是前8個星期的訓練——「然後把你能收集到的課程計劃帶回來。」

  「這沒問題,長官,」我回答說。「我馬上就回連裡,讓他們行動起來。至於基本訓練的部分,從頭到尾我都瞭如指掌,閉著眼睛也可以把這些科目教下來。但是,開始的時候還要對我們的幹部進行一些基本訓練,這我可以在一兩天之內完成,並且在我們的訓練過程中繼續進行。

  「長官,為了比較順利地組織訓練,我們能做的就是回去挑選和配備一個訓練營的幹部。這個訓練營由3個連組成。」接著我大體上說了這樣一個結構應當如何運作的問題。「這3個連應當由上尉軍官指揮,軍士長由一名一級軍士長擔任;每個連的4個排長由中尉擔任,副排長由一名軍士長或者一級軍士擔任;每個排有4個班,班長由參謀軍士或中士擔任。」我還對他說,如果能讓3名連長加上各排派出的1名代表(軍官或者士官)和我一起去傑克遜堡(總共15個人),親自看一看這項訓練是如何組織的,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

  「可以,」霍伊特回答說。「其中一個連由你指揮。你把你那兒的人集中起來,我回去確保挑選適當的人前往傑克遜堡。」

  在返回集結營地的途中,我心裡在想:「夥計,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可以造就一個訓練有素、目標明確的營。有這麼多優秀的士官,我們完全有能力把這些新兵訓練出來。」

  這時候我不禁把我們參加訓練的特種部隊的表現與我上一次在傑克遜堡參訓時要處理的問題進行了一番對比。當時參加訓練管理的人有我、內德?萊爾(一名優秀的軍士長,據我所知他是陸軍中惟一獲准把刺刀作為獎章佩戴的人)、一名專業4級連部文書(當時正面臨著囤積信件和私藏色情材料的指控)、4名士官(都有醫生證明,免除他們早晨20分鐘的跑步;於是我把他們放在戰略位置上,這樣,我在管理連隊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管管那些掉隊的人)、一個伙房的軍士(他服用止痛藥物已經上癮),此外還有一個我不信任的軍需士官。這就是與我共事的幾個人,我認為我們幹得不錯——實事求是地說。

  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體驗

  在傑克遜堡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要管兩個連200多名新兵的訓練,每個連都有自身的訓練週期:其中一個連已經開訓7個星期,另一個連才剛剛開始1個星期。我們在安排訓練的時候,確保每個連自始至終有一個士官跟著。另外2名士官和我從凌晨4時到中午訓練一個連,從下午1時到晚上9時訓練另一個連。

  換句話說,考慮到我們執行這次任務的將是一批有才幹並且能關心部下的幹部,這對我們來說將是小菜一碟,對我們以及那些新兵都將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體驗。

  霍伊特中校離開後,我就打電話給集結營地,告訴無線電員通知各分隊長,要他們做好準備,我一回去就開會。

  開會的時候,我把新的任務告訴了各分隊長,指示他們以「滲透」的辦法把部隊拉出來,以便在午夜時分到達布拉格堡。「滲透」意味著可以單車行動,可以走不同的道路,而不必形成車隊,走同一條路。我沒有告訴他們怎樣去做,因為我知道他們會想出「怎麼做」的辦法。

  現在是大約下午3時;他們有9個小時來完成返回任務。

  第二天早晨5時,我在連部見到霍伊特中校。他已經完成了他的那部分工作。我所推薦的營級編製的人員名單已經開好,而且挑選出來準備去傑克遜堡的小組已經處於待命狀態,隨時可以出發。

  出發之前,我向中校提出了另一項要求:「為了把那些新兵領上路,我們需要事先把營房準備好,包括準備好床鋪。我們要盡早把這項工作完成,這樣在新兵到來之前,我們才能有較多的時間對訓練教官進行培訓。」我知道有些老資格的士官也許會對準備床鋪的事表示出不滿,但是我也知道在訓練週期結束的時候,他們會明白這是一個明智之舉。這將體現在新兵的態度和動力上,他們會意識到,在一批善於關心人的職業軍人的手下,他們是何其幸運。

  在傑克遜堡的日子是很有價值的。我們觀察了正在進行的訓練,和那兒的幹部進行交流,並把他們的所有課程計劃都帶了回來。

  回到布拉格堡之後,我們用了3天時間進行組織,把我們共用的訓練場收拾得井井有條。然後我們進行了為期2天的「訓練教官培訓」,這個訓練將使我們順利完成前2個星期的訓練任務。

  第四天的下午4時得到通知後,我們接收了大約500名直接從地方徵召來的新兵。

  隨後的8個星期不僅對我們的幹部,而且對那些新兵都是一段難忘的、有意義的體驗。幹部們表現出非凡的職業技能和愛心,整個受訓營都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悟性、動機和才智。

  雖然受訓者後來都作為單個兵員去了越南,許多人都選擇軍隊作為終生職業。有些人後來成為優秀士官,而且又回到了特種部隊。另一些人——受過更好教育的人——後來都成了職業軍官。

  越南戰爭向特種部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當時特別重要的是訓練B級小分隊,於是這成為我們的主要任務。我在第3特種兵大隊的最後7個月的時間裡,我們組織、訓練、部署了3個派往東南亞(泰國和越南)的B級小分隊。

  由於在越南越來越強調反游擊戰和顧問活動——組織、訓練、裝備和部署山民部落來對抗北越軍隊滲透;組織南越機動特攻部隊;向南越部隊提供顧問——的重要性,戰術訓練的主要方向集中在營和營以下單位的戰術,包括空中火力支援及炮火支援的部署和整合。

  實際上,我將被安排去部署我們派出的3支部隊。可是大約在部署他們之前的1個月,我接到通知說,陸軍人事局還沒有同意讓我去。後來我從人事局得知,原因是我已經被挑選去指揮與參謀學院學習,然後我將去越南(雖然這一點沒有特別說明,我知道我很可能會被分配去那兒的特種部隊)。

  1966年5月下旬,我離開了第3特種兵大隊A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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