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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時報》「以八個問題敬向王永慶先生請教」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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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编辑

2000年11月,台塑關係企業創辦人王永慶宴請台灣各企業龍頭,公開呼籲當時民進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檢討「戒急用忍」政策,並表示希望政府早日實施兩岸三通及開放投資中國大陸

2000年11月24日,《自由時報》社論〈以八個問題敬向王永慶先生請教〉批評,王永慶此言涉嫌帶動台灣企業拔根移植中國大陸。前三個問題是:

  1. 「請問王先生:你難道認為政府應該只為你個人服務?」
  2. 「請問王先生:政府對你的協助還不夠仁至義盡嗎?」
  3. 「請問王先生:你難道希望台灣所有的企業都跟隨你連根拔起移植中國,才會感到心滿意足嗎?」

該篇社論最後質問台塑關係企業:「但這麼多年來,除了加速將資金移往中國外,到底在台灣進行了多少的對等投資呢?」

批評编辑

2000年11月29日,台塑關係企業在台灣各家報紙(例如《聯合報》2000年11月29日第10版)刊登聲明稿,公開批評《自由時報》該篇社論。台塑關係企業也在其官方網站公布該篇聲明稿。

針對《自由時報》該篇社論的前三個提問,該篇聲明稿的回答是:

  1. 「社論作者所提第一個問題是,『請問王先生:你難道認為政府應該只為你個人服務?』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很抱歉的指出來:其作者不但心態偏頗,而且極不成熟。因為無論任何人,當然更包括本企業的王創辦人在內,絕不致無知到會誤認為政府只是為了服務任何個人,更不致要求政府只為任何個人服務。所以面對自由時報社論作者這樣匪夷所思的問題,我們真是不知道究竟應該如何回應了。」
  2. 「社論作者的第二個問題是:『請問王先生:政府對你的協助還不夠仁至義盡嗎?』針對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說明的是:本企業王創辦人從來不曾抱怨政府對於台塑企業協助不力;如果我們對政府有任何批評或建言,一向都是站在產業以及經濟發展的基礎而發,基本上乃著眼於國家的整體性利益,絕非只是為了台塑企業一己之私。至於政府的大陸投資政策,本來都是屬於可受公評之事。民間企業人士提出建言,姑不論其內容如何,大家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如何,不該像自由時報社論一般,質問『政府對你的協助還不夠仁至義盡嗎?』因為這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該社論竟能扯為一談,而且還是無端陷人於不義,這究竟是根據何種邏輯推理,同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3. 「第三個問題更是離譜到了極點,根本就是社論作者的憑空想像,而且無中生有。他說:『請問王先生:你難道希望台灣所有的企業都跟隨你連根拔起移植中國,才會感到心滿意足嗎?』首先,任何一個稍具起碼常識的正常人都能看得出來,台塑企業至今仍然紮紮實實的植根於台灣;唯一就是由於下游加工客戶已經大量外移至大陸,為了維繫業務,不得不配合將部份已經漸漸失去競爭力的產品之生產設備移去大陸,就近生產供應,以維繫其競爭條件;免於客戶轉向其他當地廠商交易,因而失去商機,甚至由此產生骨牌效應,對其中、上游原料產業造成不利影響,以致動搖本企業在台灣的產業根基。台塑企業所作所為,可以說是處在客觀環境劇烈變動所帶來的經營風暴中,想方設法要確保企業根基不致遭到影響、發生動搖。換言之,即如將其部份枝葉向外伸展,以利吸取必要養份,維護本地之根的健全。如此一番努力作為,自由時報社論作者由於外行,不能體察洞見也就罷了,竟然如同中邪一般,妄加不實推測論斷,甚而入人於罪;顛倒是非,實莫此為甚。」

該篇聲明稿第五段批評:「分析至此,即不難可以看得出來:自由時報該篇社論作者所認定的情節,根本就是出於一種自我憑空想像的錯誤離譜假設。既屬如此,則其後續各項問題自然亦是建立在同一的虛假基礎上,因此也就沒有例外,清一色都是無所根據的不實指控,可以不攻自破。所以無須再又多費文辭,一一列舉予以批駁。」

針對《自由時報》該篇社論宣稱「王先生能夠建立今天的事業版圖,主要得利於四、五十年前從政府獲得投資興辦聚氯乙烯計畫的特權」,該篇聲明稿的回答是:

  1. 「我們當然衷心感謝當時政府能將此一美援事業計畫交給民間興辦;但事實上,那完全稱不上是特權。台塑企業獲此機會,最初的生產規模是每天製造PVC粉四公噸,大概是全世界僅見的最小規模,甚至可以說是不具實際生產價值的實驗室規模。我們必須坦白承認,在決定產製PVC塑膠粉當時,我們對於這一產品所知極為有限;除了對於生產技術以及經營條件完全屬於門外漢,甚至連資金的條件都不是很充裕。可是當時的台灣,日本人所留下來稍具一點規模的產業,完全是由政府接收之後轉歸為公營,民間從事生產事業的空間極其狹小。好不容易遇有美援資金可以運用,政府也願意放手讓民間經營;因此儘管我們對此產品完全陌生,但是在如同飢不擇食的情況下決心接手。」
  2. 「由於各項的經營條件我們都不具備,所以一開始生產,處處都遭遇到問題。製造出來的產品,不但成本高,品質也不符合標準,甚至根本沒有市場;因此一噸都賣不出去,幾乎難以為繼。面對此一存亡關鍵,除了致力於改善產品品質之外,鑑於產能規模太小乃是導致成本偏高的根本原因,而成本偏高又是經營的致命傷,所以咬緊牙根四處張羅資金,想辦法再擴充產能,其困苦的情況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3. 「然而當突破萬般艱難,適度擴充產能之後,卻又面對產品沒有市場的窘境,經營上仍然還是存在重大的困難關卡。為了謀求克服,乃於民國四十七年創設南亞塑膠公司,從事PVC塑膠的二次加工產業。而當二次加工好不容易初步建立起來,馬上又面對國內毫無三次加工業的困難處境,所以再又採取必要對應措施,設法擴充三次加工的種類及規模,以消納南亞公司的二次加工產品。尤其當時台灣三次加工技術完全付諸闕如,必須遠赴國外各地尋找,實際形同海底撈針一般,更是困難重重。」
  4. 「等到三次加工好不容易建立之後,台塑企業早期的經營根基才算漸漸穩定,脫離危疑難料的經營處境;後來並由此慘澹經營建立必要基礎,打開台灣石化產業的一片廣闊天地。這中間的發展過程,隨時隨地都遭遇嚴酷的考驗;若無堅毅的決心、勇往直前,並且深思熟慮、敏捷應變,實難打開生機。尤其當面臨種種困境時,如果稍有鬆懈,或者心存猶豫,不及應變,一點辛苦建立起來的基業,即有隨時傾覆的可能。因此,若說台塑企業在草創時期是經歷過九死一生,也是毫不為過。由此可見,該篇社論作者將台塑企業獲得興辦PVC生產事業機會指稱為特權,根本就是一種昧於實情的錯誤指控。」

針對《自由時報》該篇社論最後質問台塑關係企業:「但這麼多年來,除了加速將資金移往中國外,到底在台灣進行了多少的對等投資呢?」該篇聲明稿的回答是:

  1. 「以本企業所屬台塑南亞台化等三家上市公司在大陸的投資情形而言,截至目前為止,台塑公司尚無任何投資,南亞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39億元,台化公司新台幣2億8500萬元。其中投資金額較大者為南亞公司,其投資項目大多是塑膠二次加工原料,如膠布、膠皮及塑膠管等,主要係鑑於國內塑膠三次加工業者已經紛紛外移大陸,雖然初期所需原料仍仰賴國內供應,南亞公司亦傾全力配合以貨櫃跨海交運,惟在售價、交期及售後服務等方面仍無法滿足當地客戶之需求,致使該等產品之銷售業務日益萎縮。在此情況下,南亞公司若未能設想辦法就近供應,市場將拱手讓人。基於此一情勢發展所迫,南亞公司乃不得不將該等瀕臨虧損,且不具競爭力之產品轉往大陸設廠就近供應,僅此而已。其他高附加價值及新研發之產品則仍留在國內產製,期經由兩岸之分工合作,延續國內產業發展及產品生命週期。至於近日報載台塑公司擬前往寧波投資設廠乙事,目前亦僅止於評估階段,主要係投資產製PVC塑膠粉,完全和南亞公司上述產品之遭遇情況相同,乃屬情勢所逼,不得不為之營運考量。」
  2. 「台塑企業一向強調永續經營,根留台灣。雖然多年來國內經營環境日趨惡化,不但土地取得困難、價格昂貴,且工資高漲,較諸大陸及東南亞地區高出十數倍以上,已十分不利於傳統產業之發展。惟在此艱難的經營情況下,台塑企業仍秉持一貫永續經營之理念,大舉投入高達新台幣四千億元籌建六輕,無非就是為了挽救國內日漸式微的石化工業,期能再造石化工業的第二春,為國內經濟發展貢獻一份心力。由此可見本企業根留台灣之決心,實不容置疑。」
  3. 「今再以本企業三公司在國內投資統計,包括六輕及各事業單位之投資,台塑公司八十七年投資新台幣145億元,八十八年143億元,八十九年截至十月底105億元;南亞公司八十七年投資新台幣319億元,八十八年341億元,八十九年截至十月底141億元;台化公司八十七年投資新台幣194億元,八十八年425億元,八十九年截至十月底97億元。以上將近三年期間合計共投資高達新台幣1910億元之多,如與大陸投資額不到42億元比較,本企業對大陸投資額僅及國內2%而已,實際微乎其微。由上述投資額比較,即顯見本企業乃係以國內為發展重心,實不待言。至於本企業受制經營環境之劇烈變動,將不具競爭力之產業移轉至大陸,實際亦均經政府核准始前往設廠;政府法令不准者,本企業絕對配合政府政策不去大陸,此亦為本企業一貫秉持之原則及態度。」
  4. 「再者,本企業以上所述對國內鉅額之投資,其資金來源除了來自本身設備折舊及盈餘轉增資之外,不足部分始向國內銀行貸款支應。以本企業申請六輕聯貸而言,在貸款合約中均有特別規定,所有貸款均限於六輕建廠使用,不得移作其他任何用途,且其支出憑證均必須經由會計師簽證確認,可見本項貸款完全不可能移作大陸投資之用。尤其本企業為國內大企業,一向恪遵政府規定,自更不可能辜負政府協助企業籌措資金之美意。」

該篇聲明稿末段批評:「自由時報社論作者故意施以不實之攻訐,無中生有的妄稱台塑企業要連根拔起、移植中國大陸,並作出種種誣蔑性的指控。顛倒是非,歪曲事實,莫此為甚。我們除引據事實,提出辯駁,以求澄清、而正社會視聽之外,在此不免也要請教自由時報社論作者,其認事之智慧何在?輿論的良知何在?再者,媒體是社會公器,怎可當作私人發洩情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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